为什么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
下划线 = 中文容易"变味"或丢信息的词句:实线带编号 = 29 条注释卡(点击跳转);虚线 = 另有 0 处同样有损耗、未单列。译文之后附完整英文原文
原文中的表 1–4 在期刊 XML 里以图片形式存贮,没有可抽取的文字表格;译文保留了中译表题。完整表格请对照随附 PDF 第 3–4 页。
作者:John P. A. Ioannidis
出处:PLoS 医学(PLoS Medicine)2005;2(8):e124
DOI:10.1371/journal.pmed.0020124
PMCID:PMC1182327
译自英文原题: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摘要
目前,人们越来越担心:当前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大多数是虚假的。一项研究主张为真的概率,可能取决于研究的把握度(power)与偏倚(bias)、针对同一问题的其他研究的数量,以及——重要的是——在每一科学领域所探讨的各种关系中,“真关系”与“无关系”之比。在这一框架下,当某一领域所开展的研究规模较小时,当效应量较小时,当受检验的关系数目更多而预先筛选更少时,当设计、定义、结局与分析方式存在更大的灵活性时,当财务利益及其他利益与偏见更大时,以及当更多团队为追逐统计显著性而投身于某一科学领域时,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更低。模拟显示,对大多数研究设计与研究情境而言,一项研究主张为假的可能性高于为真。此外,对当前许多科学领域来说,所宣称的研究结果往往可能只不过是对普遍存在的偏倚的准确度量。本文讨论这些问题对研究的实施与解读意味着什么。
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有时会被随后的证据推翻,随之而来的是困惑与失望。从临床试验和传统流行病学研究[1–3],直到最前沿的分子研究[4,5],在整个研究设计谱系上都能看到推翻与争议。人们日益担心:在现代研究中,虚假结果可能占已发表研究主张的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6–8]。然而,这不应令人惊讶。可以证明,大多数被宣称的研究结果都是虚假的。本文将考察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以及由此得出的若干推论。
假阳性结果的建模框架
若干方法学家已指出[9–11],研究发现难以重复(缺乏确证)的高发生率,源于一种便利却根基不牢的策略:仅凭一项以形式上的统计显著性(通常为 p 值小于 0.05)来评判的单项研究,就宣称得到确定性的研究结果。用 p 值来呈现和概括研究,并不是最恰当的方式;但不幸的是,有一种观念流传甚广,即医学研究论文应当仅依据 p 值来解读。本文所说的“研究结果”,指的是任何达到形式统计显著性的关系,例如有效的干预措施、有信息价值的预测因子、危险因素或关联。“阴性”研究也同样非常有用。“阴性”其实是个误称,而这种误读相当普遍。不过,本文关注的是研究者宣称存在的关系,而不是零结果。
可以证明,大多数被宣称的研究结果都是虚假的。
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一项研究结果确实为真的概率,取决于它为真的先验概率(研究开展之前)、研究的统计把握度以及统计显著性水平[10,11]。设想一张 2 × 2 表,把研究结果与某一科学领域中真关系的金标准相对照。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中,关于关系是否存在,既可能提出真假设,也可能提出假假设。设 R 为该领域所检验的各种关系中“真关系”的数目与“无关系”的数目之比。R 是该领域的特征量,其取值可能差别很大:取决于该领域瞄准的是极有可能成立的关系,还是在成千上万乃至数以百万计的可设想假设中搜寻仅有的一条或少数几条真关系。为便于计算,我们进一步考虑一类范围有限的领域:其中要么只存在一条真关系(在众多可以假设的关系之中),要么发现若干条现存真关系中任何一条的把握度都相近。某一关系为真的研究前概率(pre-study probability)为 R/(R + 1)。一项研究能够发现真关系的概率,反映的是把握度 1 − β(即 1 减去 II 类错误率)。在关系根本不存在时却宣称其存在的概率,反映的是 I 类错误率 α。假定该领域共检验 c 条关系,则这张 2 × 2 表的期望值见表 1。当一项研究结果因达到形式统计显著性而被宣称之后,其为真的研究后概率(post-study probability)就是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PPV 同时也是 Wacholder 等人所称“假阳性报告概率”(false positive report probability)的补概率[10]。由这张 2 × 2 表可得 PPV = (1 − β)R/(R − βR + α)。因此,当 (1 − β)R > α 时,一项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大于为假。由于绝大多数研究者通常都以 α = 0.05 为准,这意味着只有当 (1 − β)R > 0.05 时,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才大于为假。
表 1 研究结果与真关系
更少为人充分认识的是:偏倚,以及全球不同研究团队反复独立检验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扭曲这幅图景,使研究结果确实为真的概率变得更小。我们将尝试在类似的 2 × 2 表框架中为这两个因素建模。
偏倚
首先,我们把偏倚定义为各种设计、数据、分析与呈现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因素倾向于在本不该产生研究结果的时候产生出研究结果。设 u 为这样一类受检分析所占的比例:它们本不应成为“研究结果”,却因偏倚而被当作研究结果呈现和报告出来。偏倚不应与偶然变异相混淆——后者即使研究的设计、数据、分析与呈现都完美无缺,也会使某些结果因偶然因素而为假。偏倚可能涉及对结果分析或报告的操纵。选择性报告或歪曲报告就是这类偏倚的典型形式。我们可以假定 u 与真关系是否存在无关。这一假定并非不合理,因为通常无法知道哪些关系确实为真。在存在偏倚的情况下(表 2),可得 PPV = ([1 − β]R + uβR)/(R + α − βR + u − uα + uβR),且 PPV 随 u 增大而下降,除非 1 − β ≤ α,即在多数情形下除非 1 − β ≤ 0.05。因此,随着偏倚增大,研究结果为真的机会显著降低。图 1 展示了在不同把握度与不同研究前比值下这一关系的变化。反之,真实的研究结果偶尔也会因反向偏倚(reverse bias)而被抹除。例如,测量误差较大时,关系会淹没在噪声之中[12];或者研究者未能高效利用数据、未能注意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系;也可能存在倾向于“掩埋”显著结果的利益冲突[13]。关于这类反向偏倚在不同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频率,目前尚无良好的大规模实证证据。不过,可以说反向偏倚大概并不那么常见。此外,测量误差与数据利用低效大概正日益少见,因为随着分子时代的技术进步,测量误差已经下降,而研究者对其数据的处理也日益精细。无论如何,反向偏倚可以按上述偏倚的同样方式建模。同时,反向偏倚也不应与偶然变异相混淆——后者会因偶然因素而错过一条真关系。
表 2 存在偏倚时的研究结果与真关系
[图1] 阳性预测值 PPV(研究结果为真的概率)随研究前比值变化的函数关系,图中给出不同偏倚水平 u 下的曲线;各面板分别对应把握度 0.20、0.50 与 0.80。
多个独立团队的检验
多个独立团队可能在研究同一批研究问题。随着研究工作全球化,几乎已成常规的是:若干研究团队——往往是数十个——可能在探究相同或相似的问题。遗憾的是,在某些领域,迄今占主导的心态是只关注单个团队的孤立发现,并把研究实验孤立地加以解读。越来越多的问题至少有一项研究宣称得到某个结果,而这项研究往往只受到单方面的重视。在同一问题上所做的若干研究中,至少有一项研究宣称得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其概率是容易估计的。对于 n 项把握度相等的独立研究,其 2 × 2 表见表 3:PPV = R(1 − βⁿ)/(R + 1 − [1 − α]ⁿ − Rβⁿ)(此处未考虑偏倚)。随着独立研究数目增加,PPV 趋于下降,除非 1 − β < α,即通常除非 1 − β < 0.05。图 2 展示了在不同把握度与不同研究前比值下这一关系的变化。对于 n 项把握度各不相同的研究,式中的 βⁿ 项被 βᵢ(i = 1 至 n)的连乘积取代,但推断结论相似。
表 3 存在多项研究时的研究结果与真关系
[图2] 阳性预测值 PPV(研究结果为真的概率)随研究前比值变化的函数关系,图中给出不同已开展研究数目 n 下的曲线;各面板分别对应把握度 0.20、0.50 与 0.80。
推论
专栏 1 给出了一个实例。基于上述考虑,可以就研究结果确实为真的概率推导出若干有意思的推论。
专栏 1 一个例子:低研究前比值下的科学
假定一个研究团队开展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检验 100,000 个基因多态性中是否有任何一个与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相关。根据我们对该病遗传度的了解,有理由预期:在所检验的多态性中,大约有十个会真正与精神分裂症相关,这十个左右的多态性具有彼此相近的比值比(odds ratio),约为 1.3,且识别其中任何一个的把握度也大致相近。于是 R = 10/100,000 = 10⁻⁴,而任何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研究前概率同样是 R/(R + 1) = 10⁻⁴。再假定该研究在 α = 0.05 时,发现比值比为 1.3 的关联的把握度为 60%。那么可以估计:若发现一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联,其 p 值刚刚越过 0.05 这一阈值,则该关联为真的研究后概率相比研究前概率提高约 12 倍,但仍只有 12 × 10⁻⁴。现在假定研究者操纵其设计、分析与报告,使更多关系越过 p = 0.05 这一阈值——而倘若严格按照原定研究计划、完美地遵循设计与分析,并对结果作完美全面的报告,这些关系本不会越过该阈值。此类操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偶然地纳入或排除某些患者或对照,事后(post hoc)亚组分析,考察原本未事先指定的遗传对比,改变疾病或对照的定义,以及对结果作各种组合形式的选择性或歪曲报告。市面上可买到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软件包,实际上还以能通过数据疏捞(data dredging)得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而洋洋自得。在存在偏倚、u = 0.10 的情况下,研究结果为真的研究后概率仅为 4.4 × 10⁻⁴。此外,即使完全不存在任何偏倚,当全球有十个独立研究团队开展类似实验时,只要其中一个团队发现形式上的统计显著关联,该研究结果为真的概率也只有 1.5 × 10⁻⁴——与在这项大规模研究尚未开展之前我们所拥有的概率相比,几乎高不了多少!
推论 1:某一科学领域所开展的研究规模越小,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越低。 样本量小意味着把握度小;对上述所有函数而言,真研究的 PPV 随把握度下降而降低,一直趋近 1 − β = 0.05。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在开展大规模研究的科学领域——例如心脏病学中随机化数千名受试者的随机对照试验[14]——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要高于以小规模研究为主的领域,例如大多数分子预测因子研究(样本量小 100 倍)[15]。
推论 2:某一科学领域的效应量越小,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越低。 把握度也与效应量有关。因此,在效应量大的科学领域——例如吸烟对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相对危险度 3–20)——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要高于所假定效应量小的领域,例如多基因疾病的遗传危险因素(相对危险度 1.1–1.5)[7]。现代流行病学日益被迫去研究更小的效应量[16]。相应地,真实研究结果所占的比例预计会下降。循同一思路:若某一科学领域中的真实效应量非常小,该领域很可能饱受几乎无处不在的假阳性主张之苦。例如,如果复杂疾病的遗传或营养决定因素中,大多数真正的决定因素所赋予的相对危险度都小于 1.05,那么遗传流行病学或营养流行病学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乌托邦式的努力。
推论 3:某一科学领域所检验的关系数目越多、筛选越少,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越低。 如上所示,研究结果为真的研究后概率(PPV)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前比值(R)。因此,在确证性设计中——例如大规模 III 期随机对照试验,或对其所作的 meta 分析——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要高于产生假设的实验。那些因汇集并检验了大量信息而被认为信息量丰富、富有创造力的领域,例如微阵列及其他高通量、以发现为导向的研究[4,8,17],其 PPV 应当极低。
推论 4:某一科学领域在设计、定义、结局与分析方式上的灵活性越大,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越低。 灵活性增大了把本应是“阴性”的结果转变为“阳性”结果的潜力,也就是增大了偏倚 u。对若干研究设计,例如随机对照试验[18–20]或 meta 分析[21,22],人们已努力将其实施与报告标准化。遵循共同标准,可能提高真实结果所占的比例。结局指标也是如此。当结局明确无歧义且得到普遍公认时(例如死亡),真实结果可能更为常见;而当设计出五花八门的结局时(例如精神分裂症结局的各种量表)[23],则不然。同样,使用公认的、程式化分析方法的领域(例如 Kaplan-Meier 曲线与 log-rank 检验)[24],产出的真实结果比例可能高于分析方法仍处于试验阶段(例如人工智能方法)、且只报告“最佳”结果的领域。无论如何,即使是在最严格的研究设计中,偏倚似乎仍是一个主要问题。例如,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选择性结局报告——即操纵所报告的结局与分析——即便对随机试验而言也是一个常见问题[25]。仅仅废除选择性发表,并不能使这个问题消失。
推论 5:某一科学领域的财务利益及其他利益与偏见越大,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越低。 利益冲突与偏见可能增大偏倚 u。利益冲突在生物医学研究中非常普遍[26],而通常其报告既不充分又很稀少[26,27]。偏见未必有财务根源。某一领域的科学家可能纯粹因为信奉某种科学理论,或因为对自己研究结果的执着,而带有偏见。许多在其他方面看似独立的大学研究,其开展的唯一理由可能就是为医生和研究者提供晋升或获得终身教职的资历。这类非财务性利益冲突,同样可能导致所报告的结果与解读被扭曲。有声望的研究者可能通过同行评议过程,压制那些反驳其研究结果的发现的出现与传播,从而使其所在领域注定长期延续虚假的教条。关于专家意见的实证证据表明,专家意见极不可靠[28]。
推论 6:某一科学领域越“热”(参与的科研团队越多),研究结果为真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一看似悖论的推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如上所述,当许多研究团队投入同一领域时,孤立发现的 PPV 会下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受到广泛关注的领域里,我们有时会看到巨大的兴奋之后紧接着严重的失望。当众多团队在同一领域工作、大量实验数据不断产生时,要在竞争中胜出,时机至关紧要。因此,每个团队都可能优先追求并传播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阳性”结果。只有当其他某个团队在同一问题上发现了“阳性”关联时,“阴性”结果才可能变得值得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去反驳某份有声望的期刊上提出的主张,可能就变得有吸引力了。人们创造了“普罗透斯现象”(Proteus phenomenon)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极端的研究主张与截然相反的反驳迅速交替出现的现象[29]。实证证据提示,这种极端对立交替出现的序列在分子遗传学中非常常见[29]。
上述推论是分别考察各因素的,但这些因素常常相互影响。例如,在真实效应量被认为较小的领域工作的研究者,可能比在真实效应量被认为较大的领域工作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开展大型研究。或者,偏见可能在一个热门的科学领域中盛行,进一步削弱其研究结果的预测价值。偏见极深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设置障碍,使获取和传播相反结果的努力中途夭折。反过来说,某一领域热门或有着强烈的既得利益,有时也可能促进更大规模的研究与研究标准的改进,从而提升其研究结果的预测价值。或者,大规模以发现为导向的检验可能产出如此之多具有显著性的关系,使研究者有足够多的内容可以报告并进一步探索,从而不必再去做数据疏捞和操纵。
对大多数研究设计与大多数领域而言,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虚假的
在上述框架中,PPV 要超过 50% 相当困难。表 4 给出的是模拟结果:它使用为把握度、真关系与非真关系之比以及偏倚的影响所建立的公式,针对可能代表特定研究设计与研究情境特征的各种情形进行计算。一项实施良好、把握度充分的随机对照试验,若其研究前估计干预有效的概率为 50%,则最终其结果大约有 85% 的可能性为真。对高质量随机试验所作的验证性 meta 分析,预期表现大体相似:潜在偏倚可能增大,但与单一随机试验相比,把握度和检验前概率更高。反之,若把结论不明确的研究合并起来、用以“矫正”单项研究把握度不足,由此得到的 meta 分析结果在 R ≤ 1:3 时很可能是虚假的。来自把握度不足的早期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大约每四次中有一次为真;若存在偏倚,为真的频率更低。探索性质的流行病学研究表现更差,尤其是在把握度不足时;但即便是把握度充分的流行病学研究,在 R = 1:10 时,为真的机会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最后,在开展大规模检验、以发现为导向的研究中,被检验的关系数目超过真关系数目 1,000 倍(例如检验 30,000 个基因,其中真正致病的可能有 30 个)[30,31],此时对每一个被宣称的关系而言,其 PPV 都极低——即使为把偏倚降到最低,已对实验室方法与统计方法、结局及其报告作了相当程度的标准化,情况依然如此。
表 4 在不同把握度(1 − β)、真关系与非真关系之比(R)与偏倚(u)组合下研究结果的 PPV
被宣称的研究结果往往可能只是对普遍偏倚的准确度量
如上所示,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真实结果的研究前概率与研究后概率都极低的领域中进行的。假定某一研究领域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结果可供发现。科学史告诉我们:至少按我们目前的理解,科学努力在过去常常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完全产不出真实科学信息的领域上。在这样一个“零场”(null field)里,理想情况下,如果没有偏倚,我们会预期所观察到的效应量都在零值附近随机波动。观察到的结果偏离纯偶然所能预期程度的幅度,就纯粹是对普遍存在的偏倚的一种度量。
举例来说,假定实际上没有任何营养素或膳食模式是某种特定肿瘤发病风险的重要决定因素。再假定科学文献已考察了 60 种营养素,并宣称它们全都与该肿瘤的发病风险相关,比较摄入量最高三分位与最低三分位时的相对危险度在 1.2 至 1.4 之间。那么,所宣称的效应量所度量的恰恰只是生成这批科学文献过程中所涉及的净偏倚,别无其他。事实上,所宣称的效应量正是对净偏倚最准确的估计。甚至可以推得:在各“零场”之间,那些宣称效应更强的领域(往往还同时宣称具有医学或公共卫生上的重要性),恰恰就是承受了最严重偏倚的领域。
对于 PPV 极低的领域,少数几条真关系不会使这幅整体图景产生多大扭曲。即使有少数关系为真,观察效应的分布形态仍会给出对该领域所涉偏倚的清晰度量。这一观念彻底颠倒了我们看待科学结果的方式。传统上,研究者把巨大且高度显著的效应看作重要发现的标志,并为之兴奋。而在现代研究的大多数领域中,过大且过于高度显著的效应,实际上更可能是有严重偏倚的标志。它们应当促使研究者仔细而批判地思考:自己的数据、分析和结果可能在哪里出了问题。
当然,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可能抗拒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投入整个职业生涯的那个领域竟是一个“零场”。然而,其他线索的证据,或技术与实验的进步,最终可能导致某一科学领域被拆解。获得某一领域净偏倚的度量,也可能有助于洞悉在其他可能使用类似分析方法、技术并存在类似利益冲突的领域中,偏倚的变动范围可能是多少。
我们如何改善这一状况?
大多数研究结果为假,这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我们可以改善这一状况?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对任何研究问题,都不可能 100% 确定地知道真相是什么。就此而言,纯粹的“金”标准是无法企及的。不过,有若干途径可以提高研究后概率。
把握度更高的证据,例如大型研究或低偏倚的 meta 分析,或许有所帮助,因为它更接近那个未知的“金”标准。然而,大型研究仍可能存在偏倚,这些偏倚应当被承认并加以避免。此外,对当前研究提出来的数以百万、数以万亿计的研究问题,不可能都取得大规模证据。大规模证据应针对那些研究前概率本已相当高的研究问题,这样一项具有显著性的研究结果才会带来一个被认为是相当确定的检验后概率。当大规模证据能够检验重大概念而非狭窄具体的问题时,它尤其值得采用。此时一个阴性结果不仅能够驳倒某项具体主张,还能驳倒整个领域或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依据狭隘的标准——例如为某一特定药物的市场推广——来决定是否开展大规模研究,基本是浪费研究。此外,应当警惕:极大规模的研究可能更容易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效应找到形式上的统计显著差异,而这种效应实际上与零值并无真正有意义的差别[32–34]。
第二,大多数研究问题由许多团队共同处理,因此强调任何单一团队的统计显著结果是会误导人的。真正重要的是证据的总和。通过提高研究标准来减少偏倚、并收敛偏见,也可能有所帮助。然而,这可能需要科学心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许难以实现。在某些研究设计中,若对研究实行事前注册——例如随机试验[35]——这些努力可能更为成功。注册会对产生假设的研究构成挑战。在某一领域内对数据收集或研究者实行某种注册或联网,可能比登记每一个产生假设的实验更为可行。无论如何,即便我们看不到其他领域在研究注册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制定并遵循研究方案(protocol)的原则,也应当更广泛地从随机对照试验中借鉴过来。
最后,我们不应追逐统计显著性,而应增进对研究工作所涉 R 值范围——即研究前比值——的理解[10]。在开展实验之前,研究者应当考虑: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检验的是真关系的可能性有多大,而非真关系的可能性又有多大。这样一来,所推测的高 R 值有时便可得到确证。如上所述,只要伦理上可接受,就应当对被认为相对已确立的研究结果开展偏倚最小的大型研究,以检验它们确实得到证实的频率有多高。我怀疑若干已确立的“经典”将无法通过这项检验[36]。
尽管如此,大多数新发现仍将来自研究前比值低或极低的产生假设的研究。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在单项研究的报告中做统计显著性检验,只能给出局部的图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份报告之外、在相关领域的整体范围内,已经做过多少检验。尽管关于多重检验校正的统计学文献很多[37],但通常无法辨明:在一项被报告的研究结果出现之前,报告的作者或其他研究团队究竟做了多少数据疏捞。即便能够确定这一点,它也不会告诉我们研究前比值是多少。因此,不可避免地,人们要对以下问题作出近似假设:在相关研究领域与研究设计所检验的各种关系中,预期有多少条为真。更广阔的领域可能为估计某一孤立研究项目的这一概率提供一些指引。从邻近领域已检测到的偏倚中获得的经验,也值得借鉴。尽管这些假设会相当主观,但它们在解读研究主张、将其放回背景之中时仍然非常有用。
缩略语
(原文此节在源文件中无内容)
脚注
(原文此节在源文件中无内容)
参考文献
注:参考文献为著录信息,按学术惯例保留英文原文,见文末附录。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附录 · 英文原文
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Authors: Ioannidis John P A
Journal: PLoS Medicine 2005;2(8):e124 DOI: 10.1371/journal.pmed.0020124 PMCID: PMC1182327
Abstract
SummaryThere is increasing concern that most curren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search claim is true may depend on study power and bias, the number of other studies on the same question, and, importantly, the ratio of true to no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lationships probed in each scientific field. In this framework, a research finding is less likely to be true when the studies conducted in a field are smaller; when effect sizes are smaller; when there is a greater number and lesser preselection of tested relationships; where there is greater flexibility in designs, definitions, outcomes, and analytical modes; when there is greater financial and other interest and prejudice; and when more teams are involved in a scientific field in chas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imulations show that for most study designs and settings, it is more likely for a research claim to be false than true. Moreover, for many current scientific fields, claimed research findings may often be simply accurate measures of the prevailing bias. In this essay, I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problems for the conduct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sometimes refuted by subsequent evidence, with ensuing confusion and disappointment. Refutation and controversy is seen across the range of research designs, from clinical trials and tradi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1–3] to the most modern molecular research [4,5]. There is increasing concern that in modern research, false findings may be the majority or even the vast majority of published research claims [6–8]. However, this should not be surprising. It can be proven that most claim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Here I will examine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is problem and some corollaries thereof.
Modeling the Framework for False Positive Findings
Several methodologists have pointed out [9–11] that the high rate of nonreplication (lack of confirmation) of research discoverie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venient, yet ill-founded strategy of claiming conclusive research findings solely on the basis of a single study assessed by form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ypically for a p-value less than 0.05. Research is not most appropriately represented and summarized by p-values,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a widespread notion that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based only on p-values. Research findings are defined here as any relationship reaching form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informative predictors, risk factors, or associations. “Negative” research is also very useful. “Negative” is actually a misnomer, and the misinterpretation is widespread. However, here we will target relationships that investigators claim exist, rather than null findings.
It can be proven that most claim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As has been shown previously,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indeed true depends on the prior probability of it being true (before doing the study), the statistical power of the study, and the level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10,11]. Consider a 2 × 2 table in which research findings are compared against the gold standard of true relationships in a scientific field. In a research field both true and false hypotheses can be made about the presence of relationships. Let R be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true relationships” to “no relationships” among those tested in the field. R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eld and can vary a lot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field targets highly likely relationships or searches for only one or a few true relationships among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hypotheses that may be postulated. Let us also consider, for computational simplicity, circumscribed fields where either there is only one true relationship (among many that can be hypothesized) or the power is similar to find any of the several existing true relationships. The pre-study probability of a relationship being true is R/(R + 1). The probability of a study finding a true relationship reflects the power 1 - β (one minus the Type II error rate). The probability of claiming a relationship when none truly exists reflects the Type I error rate, α. Assuming that c relationships are being probed in the field, the expected values of the 2 × 2 table are given in Table 1. After a research finding has been claimed based on achieving form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post-study probability that it is true is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The PPV is also the complementary probability of what Wacholder et al. have called the false positive report probability [10]. According to the 2 × 2 table, one gets PPV = (1 - β)R/(R - βR + α). A research finding is thus more likely true than false if (1 - β)R > α. Since usually the vast majority of investigators depend on a = 0.05, this means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more likely true than false if (1 - β)R > 0.05.
Table 1 Research Findings and True Relationships
What is less well appreciated is that bias and the extent of repeated independent testing by different teams of investigators around the globe may further distort this picture and may lead to even smaller probabilitie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being indeed true. We will try to model these two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similar 2 × 2 tables.
Bias
First, let us define bias as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factors that tend to produce research findings when they should not be produced. Let u be the proportion of probed analyse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research findings,” but nevertheless end up presented and reported as such, because of bias. Bias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chance variability that causes some findings to be false by chance even though the study design, data,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are perfect. Bias can entail manipulation in the analysis or reporting of findings. Selective or distorted reporting is a typical form of such bias. We may assume that u does not depend on whether a true relationship exists or not. This is not an unreasonable assumption, since typically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hich relationships are indeed true. In the presence of bias (Table 2), one gets PPV = ([1 - β]R + uβR)/(R + α − βR + u − uα + uβR), and PPV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u, unless 1 − β ≤ α, i.e., 1 − β ≤ 0.05 for most situations. Thus, with increasing bias, the chances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true diminish considerably. This is shown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and for different pre-study odds in Figure 1. Conversely, true research findings may occasionally be annulled because of reverse bias. For example, with large measurement errors relationships are lost in noise [12], or investigators use data inefficiently or fail to notic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or there may b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tend to “bury” significant findings [13]. There is no good large-scale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frequently such reverse bias may occur across diverse research fields. However, it is probably fair to say that reverse bias is not as common. Moreover measurement errors and inefficient use of data are probably becoming less frequent problems, since measurement error has decreased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the molecular era and investigato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bout their data. Regardless, reverse bias may be modeled in the same way as bias above. Also reverse bias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chance variability that may lead to missing a true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chance.
Table 2 Research Findings and True Relationships in the Presence of Bias
[图 Figure 1] PPV (Probability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True) as a Function of the Pre-Study Odds for Various Levels of Bias, u Panels correspond to power of 0.20, 0.50, and 0.80.
Testing by Several Independent Teams
Several independent teams may be addressing the same sets of research questions. As research efforts are globalized, it is practically the rule that several research teams, often dozens of them, may probe the same or similar questions. Unfortunately, in some areas, the prevailing mentality until now has been to focus on isolated discoveries by single teams and interpret research experiments in isola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questions have at least one study claiming a research finding, and this receives unilateral attention. The probability that at least one study, among several done on the same question, claim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earch finding is easy to estimate. For n independent studies of equal power, the 2 × 2 table is shown in Table 3: PPV = R(1 − βn)/(R + 1 − [1 − α]n − Rβn) (not considering bias).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independent studies, PPV tends to decrease, unless 1 - β < a, i.e., typically 1 − β < 0.05. This is shown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and for different pre-study odds in Figure 2. For n studies of different power, the term βn is replac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terms βi for i = 1 to n, but inferences are similar.
Table 3 Research Findings and True Relationships in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Studies
[图 Figure 2] PPV (Probability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True) as a Function of the Pre-Study Odds for Various Numbers of Conducted Studies, n Panels correspond to power of 0.20, 0.50, and 0.80.
Corollaries
A practical example is shown in Box 1. Based o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one may deduce several interesting corollaries about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indeed true.
Box 1. An Example: Science at Low Pre-Study OddsLet us assume that a team of investigators performs a whole genome association study to test whether any of 100,000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usceptibility to schizophrenia. Based o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extent of heritability of the disease,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probably around ten gene polymorphisms among those tested would be truly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with relatively similar odds ratios around 1.3 for the ten or so polymorphisms and with a fairly similar power to identify any of them. Then R = 10/100,000 = 10−4, and the pre-study probability for any polymorphism to be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is also R/(R + 1) = 10−4. Let us also suppose that the study has 60% power to find an association with an odds ratio of 1.3 at α = 0.05. Then it can be estimated that if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is found with the p-value barely crossing the 0.05 threshold, the post-study probability that this is true increases about 12-fold compared with the pre-study probability, but it is still only 12 × 10−4.Now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investigators manipulate their design, analyses, and reporting so as to make more relationships cross the p = 0.05 threshold even though this would not have been crossed with a perfectly adhered to design and analysis and with perfect comprehensive reporting of the results,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study plan. Such manipulation could be done, for example, with serendipitous inclusion or exclusion of certain patients or controls, post hoc subgroup analyses, investigation of genetic contrasts that were not originally specified, changes in the disease or control definitions, and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selective or distorted reporting of the results. Commercially available “data mining” packages actually are proud of their ability to yiel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rough data dredging. In the presence of bias with u = 0.10, the post-study probability that a research finding is true is only 4.4 × 10−4. Furthermore,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bias, when ten independent research teams perform similar experiments around the world, if one of them finds a formal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research finding is true is only 1.5 × 10−4, hardly any higher than the probability we had before any of this extensive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Corollary 1: The smaller the studies conducted in a scientific field, the less like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o be true. Small sample size means smaller power and, for all functions above, the PPV for a true research finding decreases as power decreases towards 1 − β = 0.05. Thus, other factors being equal, research findings are more likely true in scientific fields that undertake large studies, such a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 cardiology (several thousand subjects randomized) [14] than in scientific fields with small studies, such as most research of molecular predictors (sample sizes 100-fold smaller) [15].
Corollary 2: The smaller the effect sizes in a scientific field, the less like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o be true. Power is also related to the effect size. Thus research findings are more likely true in scientific fields with large effects, such as the impact of smoking on cancer 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elative risks 3–20), than in scientific fields where postulated effects are small, such as genetic risk factors for multigenetic diseases (relative risks 1.1–1.5) [7]. Modern epidemiology is increasingly obliged to target smaller effect sizes [16]. Consequently, the proportion of true research findings is expected to decrease. In the same line of thinking, if the true effect sizes are very small in a scientific field, this field is likely to be plagued by almost ubiquitous false positive claims. For example, if the majority of true genetic or nutritional determinants of complex diseases confer relative risks less than 1.05, genetic or nutritional epidemiology would be largely utopian endeavors.
Corollary 3: The greater the number and the lesser the selection of tested relationships in a scientific field, the less like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o be true. As shown above, the post-study probability that a finding is true (PPV) depends a lot on the pre-study odds (R). Thus, research findings are more likely true in confirmatory designs, such as large phase III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r meta-analyses thereof, than in hypothesis-generating experiments. Fields considered highly informative and creative given the wealth of the assembled and tested information, such as microarrays and other high-throughput discovery-oriented research [4,8,17], should have extremely low PPV.
Corollary 4: The greater the flexibility in designs, definitions, outcomes, and analytical modes in a scientific field, the less like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o be true. Flexibility increases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orming what would be “negative” results into “positive” results, i.e., bias, u. For several research designs, e.g.,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18–20] or meta-analyses [21,22], there have been efforts to standardize their conduct and reporting. Adherence to common standards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rue findings. The same applies to outcomes. True findings may be more common when outcomes are unequivocal and universally agreed (e.g., death) rather than when multifarious outcomes are devised (e.g., scales for schizophrenia outcomes) [23]. Similarly, fields that use commonly agreed, stereotyped analytical methods (e.g., Kaplan-Meier plots and the log-rank test) [24] may yield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rue findings than fields where analytical methods are still under experimentation (e.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s) and only “best” results are reported. Regardless, even in the most stringent research designs, bias seems to be a major problem. For example,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selective outcome reporting, with manipulation of the outcomes and analyses reported, is a common problem even for randomized trails [25]. Simply abolishing selective publication would not make this problem go away.
Corollary 5: The greater the financial and other interests and prejudices in a scientific field, the less like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o be tru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prejudice may increase bias, u.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e very common in biomedical research [26], and typically they are inadequately and sparsely reported [26,27]. Prejudice may not necessarily have financial roots. Scientists in a given field may be prejudiced purely because of their belief in a scientific theory or commitment to their own findings. Many otherwise seemingly independent, university-based studies may be conducted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to give physicians and researchers qualifications for promotion or tenure. Such nonfinancial conflicts may also lead to distorted reported results and interpretations. Prestigious investigators may suppress via the peer review process the appear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findings that refute their findings, thus condemning their field to perpetuate false dogma. Empirical evidence on expert opinion shows that it is extremely unreliable [28].
Corollary 6: The hotter a scientific field (with more scientific teams involved), the less like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to be true. This seemingly paradoxical corollary follows because, as stated above, the PPV of isolated findings decreases when many teams of investiga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same field. This may explain why we occasionally see major excitement followed rapidly by severe disappointments in fields that draw wide attention. With many teams working on the same field and with massive experimental data being produced, timing is of the essence in beating competition. Thus, each team may prioritize on pursuing and disseminating its most impressive “positive” results. “Negative” results may become attractive for dissemination only if some other team has foun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on the same question. In that case, it may be attractive to refute a claim made in some prestigious journal. The term Proteus phenomenon has been coined to describe this phenomenon of rapidly alternating extreme research claims and extremely opposite refutations [29].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is sequence of extreme opposites is very common in molecular genetics [29].
These corollaries consider each factor separately, but these factors often influence each other. For example, investigators working in fields where true effect sizes are perceived to be small may be more likely to perform large studies than investigators working in fields where true effect sizes are perceived to be large. Or prejudice may prevail in a hot scientific field, further undermin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its research findings. Highly prejudiced stakeholders may even create a barrier that aborts efforts at obtaining and disseminating opposing results. Conversely, the fact that a field is hot or has strong invested interests may sometimes promote larger studies and improved standards of research, enhanc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its research findings. Or massive discovery-oriented testing may result in such a large yield of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that investigators have enough to report and search further and thus refrain from data dredging and manipulation.
Most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for Most Research Designs and for Most Fields
In the described framework, a PPV exceeding 50% is quite difficult to get. Table 4 provides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s using the formulas developed for the influence of power, ratio of true to non-true relationships, and bias, for various types of situations that may be characteristic of specific study designs and settings. A finding from a well-conducted, adequately power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arting with a 50% pre-study chance that the intervention is effective is eventually true about 85% of the time. A fairly similar performance is expected of a confirmatory meta-analysis of good-quality randomized trials: potential bias probably increases, but power and pre-test chances are higher compared to a single randomized trial. Conversely, a meta-analytic finding from inconclusive studies where pooling is used to “correct” the low power of single studies, is probably false if R ≤ 1:3. Research findings from underpowered, early-phase clinical trials would be true about one in four times, or even less frequently if bias is present.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an exploratory nature perform even worse, especially when underpowered, but even well-powered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may have only a one in five chance being true, if R = 1:10. Finally, in discovery-oriented research with massive testing, where tested relationships exceed true ones 1,000-fold (e.g., 30,000 genes tested, of which 30 may be the true culprits) [30,31], PPV for each claimed relationship is extremely low, even with considerable standardization of laboratory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outcomes, and reporting thereof to minimize bias.
Table 4 PPV of Research Findings for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Power (1 - ß), Ratio of True to Not-True Relationships (R), and Bias (u)
Claimed Research Findings May Often Be Simply Accurate Measures of the Prevailing Bias
As shown, the majority of modern biomedical research is operating in areas with very low pre- and post-study probability for true findings. Let us suppose that in a research field there are no true findings at all to be discovered. History of science teaches us that scientific endeavor has often in the past wasted effort in fields with absolutely no yield of tru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t least based on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In such a “null field,” one would ideally expect all observed effect sizes to vary by chance around the null in the absence of bias. The extent that observed findings deviate from what is expected by chance alone would be simply a pure measure of the prevailing bias.
For example, let us suppose that no nutrients or dietary patterns are actually important determinants for the risk of developing a specific tumor. Let us also suppose that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has examined 60 nutrients and claims all of them to be related to the risk of developing this tumor with relative risks in the range of 1.2 to 1.4 for the comparison of the upper to lower intake tertiles. Then the claimed effect sizes are simply measuring nothing else but the net bias that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generation of this scientific literature. Claimed effect sizes are in fact the most accurate estimates of the net bias. It even follows that between “null fields,” the fields that claim stronger effects (often with accompanying claims of medical or public health importance) are simply those that have sustained the worst biases.
For fields with very low PPV, the few true relationships would not distort this overall picture much. Even if a few relationships are true, the shap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bserved effects would still yield a clear measure of the biases involved in the field. This concept totally reverses the way we view scientific results. Traditionally, investigators have viewed large and highly significant effects with excitement, as signs of important discoveries. Too large and too highly significant effects may actually be more likely to be signs of large bias in most fields of modern research. They should lead investigators to careful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what might have gone wrong with their data, analyses, and results.
Of course, investigators working in any field are likely to resist accepting that the whole field in which they have spent their careers is a “null field.” However, other lines of evidence, or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experimentation, may lead eventually to the dismantling of a scientific field. Obtaining measures of the net bias in one field may also be useful for obtaining insight into what might be the range of bias operating in other fields where similar analytical methods, technologies, and conflicts may be operating.
How Can We Improve the Situation?
Is it unavoidable that most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 or can we improve the situation? A major problem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ith 100% certainty what the truth is in any research question. In this regard, the pure “gold” standard is unattainable.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post-study probability.
Better powered evidence, e.g., large studies or low-bias meta-analyses, may help, as it comes closer to the unknown “gold” standard. However, large studies may still have biases and these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nd avoided. Moreover, large-scale evidence is impossible to obtain for all of the m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research questions posed in current research. Large-scale evidence should be targeted for research questions where the pre-study probability is already considerably high, so that a significant research finding will lead to a post-test probability that would be considered quite definitive. Large-scale evidence is also particularly indicated when it can test major concepts rather than narrow, specific questions. A negative finding can then refute not only a specific proposed claim, but a whole field or considerable portion thereof. Sel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large-scale studies based on narrow-minded criteria, such as the marketing promotion of a specific drug, is largely wasted research. Moreover, one should be cautious that extremely large studies may be more likely to find a formally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a trivial effect that is not really meaningfully different from the null [32–34].
Second, most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by many teams, and it is misleading to emphasiz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indings of any single team. What matters is the totality of the evidence. Diminishing bias through enhanced research standards and curtailing of prejudices may also help. However, this may require a change in scientific mentality that might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In some research designs, efforts may also be more successful with upfront registration of studies, e.g., randomized trials [35]. Registration would pose a challenge for hypothesis-generating research. Some kind of registration or networking of data collections or investigators within fields may be more feasible than registration of each and every hypothesis-generating experiment. Regardless, even if we do not see a great deal of progress with registration of studies in other fields,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and adhering to a protocol could be more widely borrowed from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inally, instead of chas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e should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ange of R values—the pre-study odds—where research efforts operate [10]. Before running an experiment, investigators should consider what they believe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y are testing a true rather than a non-true relationship. Speculated high R values may sometimes then be ascertained. As described above, whenever ethically acceptable, large studies with minimal bias should be performed on research findings that are considered relatively established, to see how often they are indeed confirmed. I suspect several established “classics” will fail the test [36].
Nevertheless, most new discoveries will continue to stem from hypothesis-generating research with low or very low pre-study odds. We should then acknowledge tha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ing in the report of a single study gives only a partial picture, without knowing how much testing has been done outside the report and in the relevant field at large. Despite a large statistical literature for multiple testing corrections [37], usually it is impossible to decipher how much data dredging by the reporting authors or other research teams has preceded a reported research finding. Even if determining this were feasible, this would not inform us about the pre-study odds. Thus, it is unavoidable that one should make approximate assumptions on how many relationships are expected to be true among those probed across the relevant research fields and research designs. The wider field may yield some guidance for estimating this probability for the isolated research project. Experiences from biases detected in other neighboring fields would also be useful to draw upon. Even though these assumptions would be considerably subjective, they would still be very useful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claims and putting them in context.
Abbreviation
Footnotes
References
References
- Ioannidis JP, Haidich AB, Lau J. Any casualties in the clash of randomised and observational evidence? BMJ. 2001;322:879–880. doi: 10.1136/bmj.322.7291.879.
- Lawlor DA, Davey Smith G, Kundu D, Bruckdorfer KR, Ebrahim S. Those confounded vitamin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bservational versus randomised trial evidence? Lancet. 2004;363:1724–1727. doi: 10.1016/S0140-6736(04)16260-0.
- Vandenbroucke JP. When are observational studies as credible as randomised trials? Lancet. 2004;363:1728–1731. doi: 10.1016/S0140-6736(04)16261-2.
- Michiels S, Koscielny S, Hill C. Prediction of cancer outcome with microarrays: A multiple random validation strategy. Lancet. 2005;365:488–492. doi: 10.1016/S0140-6736(05)17866-0.
- Ioannidis JPA, Ntzani EE, Trikalinos TA, Contopoulos-Ioannidis DG. Replication validity of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ies. Nat Genet. 2001;29:306–309. doi: 10.1038/ng749.
- Colhoun HM, McKeigue PM, Davey Smith G. Problems of reporting genetic associations with complex outcomes. Lancet. 2003;361:865–872. doi: 10.1016/s0140-6736(03)12715-8.
- Ioannidis JP. Genetic associations: False or true? Trends Mol Med. 2003;9:135–138. doi: 10.1016/s1471-4914(03)00030-3.
- Ioannidis JPA. Microarrays and molecular research: Noise discovery? Lancet. 2005;365:454–455. doi: 10.1016/S0140-6736(05)17878-7.
- Sterne JA, Davey Smith G. Sifting the evidence—What's wrong with significance tests. BMJ. 2001;322:226–231. doi: 10.1136/bmj.322.7280.226.
- Wacholder S, Chanock S, Garcia-Closas M, Elghormli L, Rothman N. Assessing the probability that a positive report is false: An approach for molecular epidemiology studies. J Natl Cancer Inst. 2004;96:434–442. doi: 10.1093/jnci/djh075.
- Risch NJ. Searching for genetic determinants in the new millennium. Nature. 2000;405:847–856. doi: 10.1038/35015718.
- Kelsey JL, Whittemore AS, Evans AS, Thompson WD. Methods in observational epidemiology,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 Press; 1996. 432 pp.
- Topol EJ. Failing the public health—Rofecoxib, Merck, and the FDA. N Engl J Med. 2004;351:1707–1709. doi: 10.1056/NEJMp048286.
- Yusuf S, Collins R, Peto R. Why do we need some large, simple randomized trials? Stat Med. 1984;3:409–422. doi: 10.1002/sim.4780030421.
- Altman DG, Royston P. What do we mean by validating a prognostic model? Stat Med. 2000;19:453–473. doi: 10.1002/(sici)1097-0258(20000229)19:4<453::aid-sim350>3.0.co;2-5.
- Taubes G. Epidemiology faces its limits. Science. 1995;269:164–169. doi: 10.1126/science.7618077.
- Golub TR, Slonim DK, Tamayo P, Huard C, Gaasenbeek M, et al.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of cancer: Class discovery and class prediction by gene expression monitoring. Science. 1999;286:531–537. doi: 10.1126/science.286.5439.531.
- Moher D, Schulz KF, Altman DG. The CONSORT statement: Revise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ports of parallel-group randomised trials. Lancet. 2001;357:1191–1194.
- Ioannidis JP, Evans SJ, Gotzsche PC, O'Neill RT, Altman DG, et al. Better reporting of harms in randomized trials: An extension of the CONSORT statement. Ann Intern Med. 2004;141:781–788. doi: 10.7326/0003-4819-141-10-200411160-00009.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E9 Expert Working Group. ICH Harmonised Tripartite Guideline. Statistical principles for clinical trials. Stat Med. 1999;18:1905–1942.
- Moher D, Cook DJ, Eastwood S, Olkin I, Rennie D, et al.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ports of meta-analyse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The QUOROM statement. Quality of Reporting of Meta-analyses. Lancet. 1999;354:1896–1900. doi: 10.1016/s0140-6736(99)04149-5.
- Stroup DF, Berlin JA, Morton SC, Olkin I, Williamson GD, et al.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 A proposal for reporting.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 (MOOSE) group. JAMA. 2000;283:2008–2012. doi: 10.1001/jama.283.15.2008.
- Marshall M, Lockwood A, Bradley C, Adams C, Joy C, et al. Unpublished rating scales: A major source of bias in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of treatments for schizophrenia. Br J Psychiatry. 2000;176:249–252. doi: 10.1192/bjp.176.3.249.
- Altman DG, Goodman SN. Transfer of technology from statistical journals to the biomedical literature.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edictions. JAMA. 1994;272:129–132.
- Chan AW, Hrobjartsson A, Haahr MT, Gotzsche PC, Altman D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elective reporting of outcomes in randomized trials: Comparison of protocols to published articles. JAMA. 2004;291:2457–2465. doi: 10.1001/jama.291.20.2457.
- Krimsky S, Rothenberg LS, Stott P, Kyle G.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their authors' financial interests: A pilot study. Psychother Psychosom. 1998;67:194–201. doi: 10.1159/000012281.
- Papanikolaou GN, Baltogianni MS, Contopoulos-Ioannidis DG, Haidich AB, Giannakakis IA, et al. Reporting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guidelines of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BMC Med Res Methodol. 2001;1:3. doi: 10.1186/1471-2288-1-3.
- Antman EM, Lau J, Kupelnick B, Mosteller F, Chalmers TC. A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meta-analyses of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clinical experts. Treatments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JAMA. 1992;268:240–248.
- Ioannidis JP, Trikalinos TA. Early extreme contradictory estimates may appear in published research: The Proteus phenomenon in molecular genetics research and randomized trials. J Clin Epidemiol. 2005;58:543–549. doi: 10.1016/j.jclinepi.2004.10.019.
- Ntzani EE, Ioannidis JP. Predictive ability of DNA microarrays for cancer outcomes and correlat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Lancet. 2003;362:1439–1444. doi: 10.1016/S0140-6736(03)14686-7.
- Ransohoff DF. Rules of evidence for cancer molecular-marker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Nat Rev Cancer. 2004;4:309–314. doi: 10.1038/nrc1322.
- Lindley DV. A statistical paradox. Biometrika. 1957;44:187–192.
- Bartlett MS. A comment on D.V. Lindley's statistical paradox. Biometrika. 1957;44:533–534.
- Senn SJ. Two cheers for P-values. J Epidemiol Biostat. 2001;6:193–204. doi: 10.1080/135952201753172953.
- De Angelis C, Drazen JM, Frizelle FA, Haug C, Hoey J, et al.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A state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N Engl J Med. 2004;351:1250–1251. doi: 10.1056/NEJMe048225.
- Ioannidis JPA. Contradicted and initially stronger effects in highly cited clinical research. JAMA. 2005;294:218–228. doi: 10.1001/jama.294.2.218.
- Hsueh HM, Chen JJ, Kodell RL.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true null hypotheses in multiplicity testing. J Biopharm Stat. 2003;13:675–689. doi: 10.1081/BIP-120024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