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出血后的神经炎症及其潜在治疗靶点
下划线 = 中文容易"变味"或丢信息的词句:实线带编号 = 50 条注释卡(点击跳转);虚线 = 另有 31 处同样有损耗、未单列。译文之后附完整英文原文
本篇原文表格为 3 张(表 1 M1 小胶质细胞功能、表 2 M2 小胶质细胞功能、表 3 T 淋巴细胞亚群与功能),已全部译出。
作者:Christine Tschoe、Cheryl D. Bushnell、Pamela W. Duncan、Martha A. Alexander-Miller、Stacey Q. Wolfe
出处:卒中杂志(Journal of Stroke)2020;22(1):29-46
DOI:10.5853/jos.2019.02236
PMCID:PMC7005353
译自英文原题:Neuro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摘要
自发性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是一种灾难性疾病,造成显著的致残率和病死率。尽管针对 ICH 所致原发性脑损伤的外科技术已有进展,但在治疗其后的炎症级联反应方面进展甚微。临床前研究在识别神经炎症的组成成分(包括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 T 淋巴细胞)方面已取得进展。脑损伤后,炎症最初由 M1 型小胶质细胞驱动,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β [IL-1β] 和肿瘤坏死因子-α)参与细胞外基质、细胞完整性和血脑屏障的破坏。此外,炎症因子可招募 A1 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并诱导其与辅助性 T 细胞 1(T helper 1, Th1)分化,二者促成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增强 M1 极化并放大炎症。ICH 发病后 7 天内,M1 表型转变为 M2 表型,后者对血肿清除、组织愈合与炎症的总体消退至关重要。抗炎细胞因子(如 IL-4、IL-10)的分泌可驱动 Th2 细胞分化。Th2 细胞分泌更多抗炎细胞因子以维持 M2 极化,从而抑制 M1 与 Th1 表型。阐明抗炎表型出现的时间与触发因素,可能对改善临床结局至关重要。当前转化研究的一项挑战是缺乏与患者人群及其共病病理生理状态相当的疾病动物模型。本文综述现有数据,并描述若干潜在治疗靶点;我们正围绕这些靶点构建更贴近 ICH 患者病理生理的“从实验台到临床”(bench to bedside)转化研究模型。
关键词:脑出血;卒中;神经炎症;免疫调节;盐酸芬戈莫德(fingolimod hydrochloride);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
引言
自发性脑出血(ICH)是一种灾难性疾病,也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每年报告的 1500 万例卒中中,ICH 约占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全部卒中病例的 10%~15%,在亚洲约占卒中病例的 20%~30% [1]。这与 40% 的 30 天病死率相关 [2];存活者多遗留严重神经功能缺损,仅约 20% 的患者在 6 个月时达到功能独立 [3]。尽管卒中的总体年龄标化发病率已显著下降,但过去 40 年间 ICH 的发病率始终未变 [2]。仅在美国,ICH 的年医疗费用估计为 127 亿美元 [4]。
过去十年间,ICH 住院人数增加了 18% [5],可能(likely)与人口老龄化以及抗凝药和抗血小板药使用的增加有关。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年龄。50 岁以后每增加 10 岁,ICH 发病率翻倍[6]。高血压(hypertension, HTN)所致 ICH 约占全部自发性 ICH 的 65% [7,8]。在 HTN 及其相关共病状态(包括糖尿病、冠状动脉与脑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背景下发生的 ICH,常见于大脑深部部位(基底节、丘脑),其次为大脑叶、小脑和脑干(以脑桥为主)[6]。脑淀粉样血管病(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背景下的 ICH 通常表现为脑叶出血。ICH 的其他病因包括肿瘤、动静脉畸形与动静脉瘘、脑海绵状血管畸形以及动脉瘤 [7]。
ICH 所致的原发性脑损伤通常发生于发病后最初数小时内,由血肿形成引起,血肿的剥离与压迫导致邻近组织的机械性损伤。出血量是决定 ICH 结局的重要因素,出血量 >100 mL 者预后更差,常伴颅内压升高、脑血流量下降和脑疝 [9]。ICH 的部位对结局同样重要;虽然指南支持对小脑出血行清除术、认为其可能挽救生命与功能,但丘脑出血即便接受治疗,预后之差也是众所周知的 [10]。尽管近年来以限制手术并发症为前提、清除血肿的微创手术方法正在开展,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但这并不能解决 ICH 后的继发性脑损伤 [11-15]。
急性脑损伤(包括 ICH)会引发复杂的免疫与炎症级联反应 [16]。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 T 淋巴细胞协同作用,是缺血性卒中与 ICH 中炎症反应的关键调节者。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似乎是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前列腺素及其他免疫调节分子的主要来源,这些分子可增强或减轻继发性脑损伤,并参与随后的脑修复机制 [16]。为识别潜在治疗靶点并有效治疗 ICH 的炎症后遗症,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炎症反应的时间进程,以及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与修复过程中细胞与分子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综述将总结近期描述 ICH 后炎症细胞群与分子信号传导的证据体系。如下文所述,有若干靶点有可能被证明对减轻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有效。然而,当前许多转化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缺乏与之相当的疾病动物模型。现有数据大多来自健康、年轻的雄性动物模型,无法代表 ICH 患者人群的年龄偏大、性别构成与共病状态。通过更好地理解现有文献,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全面的“从实验台到临床”转化研究模型,以更好地反映 ICH 的病理生理与患病人群。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神经炎症
继发性损伤(如脑水肿)在 ICH 患者的神经功能恶化中起重要作用 [17]。这由脑实质内血液的存在所触发,后者激活细胞毒性、兴奋性毒性、氧化应激和炎症通路(图 1)[18]。脑实质内检测到血液成分后,即刻出现炎症反应,其特征为炎症细胞的动员与活化。一般认为,小胶质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是对外渗血液作出反应最早的炎症细胞 [19]。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导致多种循环免疫细胞浸润,其中最显著的是巨噬细胞和 T 细胞。随后引起炎性细胞因子(如 IL-1β 和 TNF-α)、趋化因子、自由基及其他潜在毒性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些物质由转录因子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 NF-κB)协调 [16]。NF-κB 的靶基因包括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多种黏附分子、细胞表面受体以及炎症酶(如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OS]、环氧合酶-2 [COX-2]、磷脂酶 A2 [PLA2])的基因 [20]。这些化学物质连同细胞死亡产物进一步激活原位与迁移中的淋巴细胞,导致淋巴细胞浸润增加,形成持续的炎症反应循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炎症反应通过增加血肿周围的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 BBB)通透性而促进水肿形成;这加重占位效应、通过继发性缺血放大细胞死亡过程,并进一步对周围脑组织造成炎症性损伤 [21]。尽管按时间顺序呈现炎症级联反应本应更恰当,但鉴于目前对机制的理解尚不完整,这样做仍很困难。因此,我们将聚焦于天然免疫与适应性免疫系统的三类细胞组分,并将其与损伤相关的两个炎症反应时相联系起来:促炎/细胞毒时相(M1 小胶质细胞、A1 星形胶质细胞、Th1 与 Th17 细胞)和抗炎/神经保护时相(M2 小胶质细胞、Th2 与调节性 T(T regulatory, Treg)细胞)(图 1)。
[图1] 磁共振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序列(左)与计算机断层扫描(右)图像,显示原发性脑出血周围的脑水肿。脑水肿是血肿分解产物存在下持续进行的炎症反应的结果。初始促炎时相涉及 M1 小胶质细胞的活化,上调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其他参与放大细胞损伤与破坏血脑屏障(BBB)的炎症产物的生成。一旦 M2 小胶质细胞被激活,即释放抗炎细胞因子 IL-4、IL-10 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它们均参与组织再生与神经炎症的总体消退。IFN-γ:干扰素-γ;Th:辅助性 T 细胞。
天然免疫系统的细胞组分
小胶质细胞
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的驻留巨噬细胞,约占 CNS 胶质细胞总数的 5%~20% [22]。它们持续巡视脑组织以监测感染与损伤,并在损伤的炎症期与恢复期发挥重要作用。在未活化状态下,它们频繁移动,并间歇性伸出细长突起以评估和采样微环境 [23]。它们能迅速活化,以对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分泌的因子所诱导的环境变化作出反应。一旦活化,它们聚集于损伤或病原体部位,长出粗大突起,并具有高度吞噬能力 [21]。
小胶质细胞对维持 CNS 稳态至关重要,包括清除病原体、清除受损的 CNS 组织,以及重塑细胞外基质与突触 [24]。小胶质细胞在整体脑发育与成年期学习(活动触发的突触可塑性)中也起关键作用 [25-27]。活化后,小胶质细胞在形态上与浸润的巨噬细胞难以区分。然而,近期研究发现了小胶质细胞特异性受体:P2Y12——一种对二磷酸腺苷/三磷酸腺苷(ADP/ATP)应答的 G 蛋白偶联受体,可见于处于静息状态、分支状突起的监视性小胶质细胞上 [28,29]。受损神经元释放的细胞外 ATP 作为危险信号,与小胶质细胞 P2Y12 结合后,促使小胶质细胞向损伤部位迁移 [30,31]。
一旦发生组织损伤,坏死神经元释放至细胞外间隙的神经毒素可在数分钟内激活小胶质细胞 [32]。至 72 小时,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数量达到峰值 [19]。至第 7 天,数量开始下降;至第 21 天,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数量已恢复至基线水平(图 2)[33]。
[图2] 脑出血后炎症细胞的时间进程。这些时间轴基于年轻、健康的雄性动物模型,数据来自正常免疫反应。当考虑年龄与共病因素时,不同免疫细胞的出现时间与活化状态在 ICH 目标患者人群中可能(may)有所不同。Th:辅助性 T 细胞。
基于缺血性损伤与创伤性脑损伤模型,已鉴定出两种小胶质细胞表型。M1 表型被认为是促炎/致损伤性的,已知可产生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12、IL-23 和 TNF-α)、趋化因子、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及活性氧,从而启动 BBB 的破坏 [32,34]。其巨噬细胞标志物包括 CD86、CD16、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II 类分子和 iNOS(表 1)[24]。M2 表型被认为是抗炎性的,一般参与吞噬作用、营养因子释放,以及组织的整体再生与炎症消退[35]。抗炎细胞因子 IL-4 的存在可预置向 M2 表型的极化,导致 IL-10 产生以及表面表型标志物精氨酸酶-1(arginase-1, Arg-1)、CD206、Ym-1 和 CD36 的上调(表 2)[35]。
表 1. M1 小胶质细胞的功能
| 表型 | 分子 | 类型 | 作用 |
|---|---|---|---|
| M1 | IFN-γ | 细胞因子 | 促炎,诱导 M1 表型 |
| IL-1β、IL-6、IL-23、TNF-α | 细胞因子 | 促炎 | |
| IL-12 | 细胞因子 | 与向 Th1 细胞分化有关 | |
| IL-17 | 细胞因子 | 促炎,细胞因子产生的调节因子 | |
| ROS、iNOS | 代谢酶 | 氧化损伤 | |
| CD11b、CD16、CD32 | 表面受体 | 吞噬、趋化 | |
| CD68 | 表面受体 | 清道夫受体 | |
| CD86 | 表面受体 | 与 CD28 相互作用的表面受体 | |
| MHCII | 表面受体 | 呈递细胞外蛋白 | |
| NF-κB | 转录因子 | 参与 M1 表型的修饰 | |
| STAT1、STAT3 | 转录因子 | 促进 NF-κB/p65 的表达 |
表 2. M2 小胶质细胞的功能
| 表型 | 分子 | 类型 | 作用 |
|---|---|---|---|
| M2 | IL-4 | 细胞因子 | 抗炎,诱导 M2 表型 |
| IL-10 | 细胞因子 | 抗炎,人细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 | |
| TGF-β | 细胞因子 | 调节淋巴细胞增殖、分化与存活;再生;上调 Bcl-2 与 Bcl-x1 | |
| Ym-1 | 蛋白 | 结合肝素/硫酸肝素,可能阻止细胞外成分的降解 | |
| Arg1 | 蛋白 | 下调一氧化氮合成。诱导纤维化与组织再生 | |
| FIZZ1 | 蛋白 | 与细胞外基质重建相关 | |
| CD36 | 表面受体 | 在 PPAR-γ 上调背景下参与血肿吸收的清道夫受体 | |
| CD163 | 表面受体 | 触珠蛋白-血红蛋白复合物的清道夫受体 | |
| CD206 | 表面受体 | 抗原内化与加工/1 型甘露糖受体 | |
| PPAR-γ | 转录因子 | 诱导 M2 表型 | |
| STAT6 | 转录因子 | 抑制 NF-κB 的活化 | |
| SOCS3 | 信号调节因子 | 细胞因子诱导的细胞因子信号负调控因子 |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承 05_p2:本部分继续「小胶质细胞」小节)
在缺血性卒中小鼠模型中,此前已注意到损伤部位同时存在两种表型:初始短暂的 M2 活化,在损伤后第 1 周内让位于 M1 表型的优势地位 [36]。卒中后第 3~14 天可见 M1 相关基因(iNOS、CD11b、CD16、CD32 和 CD86)上调。相反,M2 标志物(如 CD206、Arg-1、Ym-1/2、IL-10、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的 mRNA 表达在第 1 天即可观察到,于第 3~5 天左右达峰,至第 14 天恢复至损伤前水平 [37]。与缺血性卒中不同,ICH 小鼠模型显示 M1 小胶质细胞在发病后 6 小时内迅速增多,并在 14 天内缓慢减少;而M2 表型在第 1 天仅处于低水平,随后在 14 天内增加 [38,39]。ICH 后 7 天内发生 M1 向 M2 的表型转换,但该表型变化的确切时间与驱动因素仍不清楚[35]。小胶质细胞具有很大可塑性,使其能根据微环境信号在表型间变化 [36,40]。
(1)经典激活的小胶质细胞(M1 表型)
经典激活的小胶质细胞/M1 细胞与影像学所见的 ICH 周围脑水肿加重密切相关[41]。活化后,M1 细胞短暂地主要发挥吞噬功能,以清除坏死神经元与细胞碎片,从而减少炎性细胞因子及趋化吸引物的有害释放 [42]。然而,随着 M1 细胞数量增加,其吞噬能力似乎显著下降,同时炎性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其他神经毒性介质(如 NO)分泌增加,导致广泛的细胞损伤 [35]。此外,蛋白水解酶(如金属蛋白酶和胶原酶)导致细胞外基质与细胞完整性的破坏 [43]。在分支状静息状态下,小胶质细胞参与血管新生与 BBB 的发育 [44]。损伤后,活化小胶质细胞产生的氧化应激很可能在 BBB 损伤中起重要作用 [44]。ICH 时 BBB 通透性增高的其他被提出的机制包括血红蛋白存在所诱导的 NO 过度产生 [45],以及凝血酶通过激活蛋白酶激活受体-1(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1, PAR-1)机制所致的损伤 [46]。在 BBB 通透性增高的背景下,M1 特异性趋化因子的分泌使血源性白细胞得以浸润与募集,使炎症反应持续存在,加重兴奋性毒性或缺氧缺糖(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所致的神经元死亡 [47]。此外,M1 小胶质细胞还可通过 M1 表面 MHCII 表达进行抗原呈递,从而形成小胶质细胞-T 细胞间的交互对话(crosstalk)[48]。
M1 小胶质细胞在出血后通过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分子(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molecules, DAMPs)被激活,这些分子包括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细胞外过氧化物还原酶家族蛋白、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原文作 galactin-3),以及其他危险信号如血红蛋白、血红素和高铁血红蛋白 [23,49]。这些信号由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 TLR)家族感知;TLR 在分支状小胶质细胞上表达水平较低,活化时则大幅上调 [50]。在 ICH 动物模型中可见 TLR4 上调及随后 TLR4 介导的 NF-κB 通路活化 [51,52],并与不良结局相关 [53]。TLR4 与其配体结合后,与衔接蛋白髓样分化初级反应蛋白(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protein, MyD88)及含 TIR 结构域的诱导干扰素-β 适配蛋白(TIR domain-containing adapter-inducing interferon-β, TRIF)相互作用,从而激活两条平行信号通路,启动转录因子活化以调控促炎细胞因子基因。MyD88 通路对 NF-κB 通路的活化至关重要 [54];该活化在 ICH 发病后 15 分钟内发生 [55],随后上调下游靶基因 IL-1β、TNF-α 和血红素加氧酶-1 的表达 [20]。
(2)替代激活的小胶质细胞(M2 表型)
在抗炎细胞因子(特别是 IL-4、IL-10 和 IL-13)作用下,小胶质细胞可发生替代激活而转变为 M2 表型,导致血肿/碎片清除、愈合(细胞外基质沉积)、神经发生/血管新生和神经保护,这与脑水肿消退及神经功能改善相关。M2 表型可进一步分为 M2a、M2b 和 M2c 亚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功能与细胞表面标志物 [56]。IL-4 和 IL-13 可诱导具有抗炎特性的下游过程,如 Arg-1 上调(伤口愈合与基质沉积的重要环节)、NF-κB 异构体抑制(从而抑制 M1 表型)[57],以及通过上调转录因子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PPAR-γ)而增加清道夫受体(如 CD36)的产生;PPAR-γ 是吞噬外渗红细胞及血肿整体吸收的关键组分 [58-60]。这些功能被称为 M2a 活化,与 M1 表型相反,已被描述为具有抑制炎症 [61] 和促进细胞再生 [62] 的作用。第二种表型 M2c 在暴露于 IL-10、TGF-β 和糖皮质激素时被激活,参与重塑(通过清除功能失调的突触以利于形成新的功能性突触 [63])以及炎症下调后的基质沉积 [35]。第三种 M2 亚型 M2b 被描述见于损伤的最后阶段,是目前了解最少的一种。它似乎同时具有促炎与抗炎特性,但最接近 M1 表型。它们缺乏典型的 M2 标志物如 Arg-1、Ym-1 或炎症区 1 表达分子(found in inflammatory zone 1, FIZZ1),但表达通常的抗炎细胞因子 IL-10 [35,56,62]。它们似乎还具有较高水平的 MHCII 和 CD86,提示其保留了刺激 T 细胞并启动 M2 反应的能力 [64]。M2b 活化还导致调节性 T 细胞的募集 [65]。
近期研究描述了一个被称为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STAT)的转录因子家族,它们是实现 M1 或 M2 极化的关键信号 [66]。一般来说,STAT 由 Janus 激酶(Janus kinase, JAK)激活,并受称为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SOCS)的反馈抑制因子抑制。在干扰素-γ(IFN-γ)存在时,STAT1 增强 M1 极化 [67-69]。相反,STAT6 在被 IL-13 和 IL-4 激活后有助于建立 M2 表型 [70,71]。STAT3 的功能更为多样,似乎兼具促炎与抗炎作用 [66,72]:在 IL-6 存在时促进 M1 极化 [73],在 IL-10 存在时促进 M2 极化 [74]。
由于 M2 小胶质细胞的抗炎功能,研究者一直努力寻找可抑制 M1 活化、驱动小胶质细胞向 M2 表型转化的药物。目前正在研究的药物包括降糖药噻唑烷二酮类(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它们作为 PPAR-γ 受体激动剂发挥作用。支持这一思路的证据是:临床前自体血注射ICH 模型已证实噻唑烷二酮类可减少促炎因子产生,驱动 M2 活化 [75]。这些模型中的实验性治疗显示 CD36 表达上调、血肿吸收改善、促炎基因表达下降以及随后的神经元损伤减轻 [60]。另一种正在研究的药物是四环素类抗生素米诺环素。在体外模型中,米诺环素被发现在抑制 NF-κB 上调的同时不影响 M2 标志物表达,提示其选择性抑制 M1 活化 [76]。米诺环素还可减少 TNF-α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等促炎因子的早期上调 [77]。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星形胶质细胞
新出现的证据表明,神经炎症还存在另一个关键细胞组分。星形胶质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CNS)内大量存在,并执行以下关键功能:(1)神经营养支持;(2)突触发生及突触维持;(3)突触修剪;(4)调控 BBB 功能,包括对脑血流与神经元功能的双向调控,以及限制免疫细胞进入 [78]。活化的小胶质细胞诱导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并将决定其功能命运——是对神经元功能起神经保护作用,还是造成损害。反过来,星形胶质细胞也分泌促炎(如 IL-1β、IL-6)与抗炎细胞因子,可调控小胶质细胞的活化与功能 [79]。由 M1 小胶质细胞诱导的促炎状态——即 A1 星形胶质细胞——可导致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的上调与表达 [80]。其结果是神经递质合成与释放异常、突触破坏以及其他稳态功能丧失,具体表现为无法促进神经元生长与存活,并释放神经毒素,导致神经元及周围少突胶质细胞凋亡 [81]。有人提出假说认为,还存在一种在缺血条件下被诱导的 A2 星形胶质细胞状态,可促进神经营养因子上调以及促进突触发生的蛋白分泌 [82](原文作 synpatogenesis,系 synaptogenesis 之笔误)。
已观察到星形胶质细胞在 ICH 发病后 1~3 天内于血肿周围区域聚集 [83]。反应性 A1 星形胶质细胞在 ICH 时可能通过若干机制造成损害。脑实质内血红蛋白的存在是氧化应激的强效触发因素,进而诱导星形胶质细胞表达 MMP-9 [84]。MMPs 被认为参与 ICH 时的血脑屏障损伤及随后的脑水肿 [85]。血液外渗对星形胶质细胞的另一后果是细胞外基质中出现凝血酶,后者同样在 ICH 后引起脑水肿 [7],并导致 PAR-1 活化,而 PAR-1 主要见于星形胶质细胞的突触周围终足 [86]。除造成进一步的脑损伤外,星形胶质细胞上的 PAR-1 还会引起突触的快速重塑,使星形胶质细胞突起从兴奋性谷氨酸能突触处迁移离开 [87]。星形胶质细胞 PAR-1 活化时谷氨酸能受体的这种减少会损害长时程可塑性 [87]。这一特定的损害性机制可能参与 ICH 后所见的认知功能障碍。尽管有证据表明抑制星形胶质细胞活动可减小血肿体积、减轻 BBB 破坏并改善神经功能结局 [88],但与星形胶质细胞相关的治疗靶点尚未被探索,值得进一步研究。
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细胞组分
T 淋巴细胞
T 淋巴细胞的功能在缺血性卒中模型中已被充分阐明 [89],但其在 ICH 中的作用界定得较不清楚。因此,我们对 ICH 中 T 细胞功能的许多认识都是从临床前缺血模型外推而来。在健康脑中,执行 CNS 免疫监视功能的 T 细胞数量极少 [90]。存在的少量 T 细胞似乎经由脉络丛静脉或脑膜血管进入脑脊液,以监视蛛网膜下腔,从而可启动局部免疫反应或返回次级淋巴器官 [91]。卒中后,免疫组化已鉴定出不同 T 细胞亚型侵入梗死区域。据推测,当淋巴器官中在中枢神经系统自身抗原存在下启动 T 细胞应答后,活化的 T 细胞便可穿过 BBB [92]。在缺血性卒中模型中,CD4+ 与 CD8+ T 细胞的流入被认为在使缺血性组织损伤持续存在中起有害作用,其途径是促进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所致的微血管功能障碍 [93]。CD4+ 或 CD8+ 缺陷模型均导致卒中体积减小与神经功能表现改善 [18,94]。另一方面,某些类型的 T 细胞可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例如缺血后的调节性 T 细胞,其通过免疫调节特性促进恢复 [95,96]。
从时间进程上看,已有报道称 CD8+ 细胞毒性 T 细胞早在 ICH 后 24 小时即增多,于 2~7 天后达峰 [97]。CD4+ Th 细胞在出血事件后约 3~4 天增多 [98]。Guo 等 [99] 在 ICH 患者的手术标本中证实血肿周围区域存在 Th 细胞。这些数据支持脑水肿的影像学表现,即肿胀在 ICH 后第 3~7 天达峰。
Th 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与神经再生中的分化一直是被广泛研究的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根据细胞因子分泌模式描述了 CD4+ T 细胞的两个亚型:Th1 与 Th2 细胞(表 3)[90]。Th1 细胞被编程为通过支持细胞介导的应答(包括细胞毒性 T 细胞和自然杀伤 [NK] 细胞)来对抗胞内病原体 [100]。Th1 细胞分化由 IL-12 和 IFN-γ 启动,已知二者可使促炎反应持续。这类细胞通常以 C-C 趋化因子受体 5 型(CCR5)、C-X-C 基序趋化因子受体 3(CXCR3)和 T-bet 标志物为特征 [101]。T-bet 是通过上调 IFN-γ 产生来决定 Th1 表型的主要转录因子,并在抑制向 Th2 与 Th17 细胞类型分化中起重要作用 [102-104]。此外,还存在一条由 IL-12 诱导、促进 Th1 分化的 STAT4 通路。这两条通路协同而非序贯地发挥作用 [102]。尽管已知 Th1 细胞存在于血肿周围区域,但其在 ICH 所致继发性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仍待明确。据推测,这些细胞通过产生炎性细胞因子促进血管通透性,并可能诱导神经元凋亡 [92]。Th2 细胞通过体液应答对抗胞外病原体,并且在水肿影像学演变的时间进程——即出血后第 7 天起——中对伤口愈合与修复至关重要 [105]。其分化通常由 IL-4 和 IL-2 启动,并分泌 IL-4、IL-5、IL-6、IL-9、IL-10 和 IL-13,参与多种抗炎功能。Th2 细胞可通过 CCR3、CCR4、趋化吸引物受体同源分子(CRTH2)及转录因子 GATA 结合蛋白 3(GATA3)的表达加以鉴定 [101]。STAT6 是通过上调 GATA3 参与 Th2 细胞分化的主要转录因子 [106]。据推测,Th2 细胞通过产生上述细胞因子来下调、并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抑制 Th1 细胞活化 [92]。鉴于 Th 细胞浸润延迟 [98],有人推测它们主导 ICH 后免疫应答的后期阶段,从而营造出高度炎症性的微环境或再生性微环境。然而,我们目前尚缺乏关于这些辅助性 T 细胞亚型确切作用的临床前证据。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承 05_p4:本部分继续「T 淋巴细胞」小节,续译表 3 及其后段落)
表 3. T 淋巴细胞群体及其功能
| 表型 | 分子 | 类型 | 作用 |
|---|---|---|---|
| Th1 | IL-12、TNF-α | 细胞因子 | 活化巨噬细胞,负责细胞介导免疫及依赖吞噬细胞的保护性应答 |
| T-bet | 转录因子 | 诱导 Th1 表型,增强 IFN-γ 产生并介导对 IL-4 表达的抑制 | |
| STAT1 | 转录因子 | 主要调控 T-bet,并介导 IL-4 抑制以实现 Th1 细胞定型 | |
| Th2 | IL-4、IL-5、IL-10、IL-13 | 细胞因子 | 负责强效抗体产生、嗜酸性粒细胞活化及抑制多种巨噬细胞功能,提供不依赖吞噬细胞的保护性应答 |
| GATA3 | 转录因子 | 对 Th2 细胞因子产生至为关键;抑制 Th1 应答 | |
| STAT3 | 转录因子 | STAT6 与相应基因位点相互作用所必需 | |
| STAT5 | 转录因子 | 不依赖 IL-4 信号;与 GATA3 协同诱导 Th2 表型 | |
| STAT6 | 转录因子 | 上调 GATA3 表达并介导 Th2 细胞表型 | |
| Th17 | IL-17A/F、IL-21、IL22、IL-23、TGF-β | 细胞因子 |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造成炎症与组织损伤;在 ICH 中的功能不明 |
| RORγt | 转录因子 | 经 STAT3 活化诱导 Th17 表型的主要调控因子 | |
| STAT3 | 转录因子 | 由 IL-6 和 IL-23 激活,诱导 RORγt 表达 | |
| Treg | IL-2、IL-10、TGF-β | 细胞因子 | 维持外周耐受、预防自身免疫病及限制慢性炎症性疾病所必需 |
| Foxp3 | 转录因子 | 参与 Treg 分化的主要谱系特异性转录因子 | |
| STAT5 | 转录因子 | 增强 Foxp3 表达以促进 Treg 发育 |
另一组在 ICH 炎症反应中功能相反的淋巴细胞是 Th17 与 Treg 细胞。这两类细胞在促进与抑制炎症方面此消彼长。Th17 细胞在 IL-6、IL-21、IL-23 和 TGF-β 存在下分化。这类细胞表达 CCR6 和 RORγt 标志物,并分泌 IL-17、IL-21 和 IL-22。Th17 细胞通过产生 IL-17 和 IL-22,已被强有力地联系到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 [MS])。据推测,一项关键的病理生理机制是:Th17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与内皮细胞上的 IL-17 和 IL-22 受体结合,破坏 BBB,从而使 Th17 细胞及其他致病细胞类型(包括 Th1 细胞)得以进一步募集与迁移 [107]。然而,Th17 细胞在 ICH 后神经炎症病理生理中的实际作用仍属未知。Th17 细胞表现出高度可塑性,可根据炎症微环境进行功能适应并向 Treg 细胞发生表型转换。单独 TGF-β 即可诱导 Treg 细胞分化;反之,TGF-β 与 IL-6 或 IL-21 联合则可导致 Th17 细胞分化 [108]。
Treg 细胞以通过介导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而发挥抗炎功能著称。现有数据提示Treg 细胞在卒中(无论缺血性还是出血性)背景下是有益的。清除 Treg 细胞导致脑损伤加重与神经功能恶化 [95],而增加 Treg 细胞数量则减轻 ICH 所致炎症性损伤 [96]。在大鼠 ICH 模型中,输注 Treg 细胞可抑制血肿周围组织中的 IL-1β、TNF-α 和 MMP-2,并增加抗炎细胞因子 IL-4、IL-10 和 TGF-β 的水平 [109]。输注的 Treg 细胞可减轻血肿周围水肿与 BBB 通透性,从而改善短期和长期神经功能 [110]。上述干预实验结果均来自动物模型。
可以明确的是,小胶质细胞与 T 细胞的功能相互交织,即二者具有相互调控对方分化与表型的潜力 [49,102]。这主要通过细胞因子的产生实现。M1 细胞产生 TNF-α、IL-6、IL-12 和 IL-23 [111],可募集并诱导 Th1 与 Th17 细胞分化。在正反馈环路中,Th1 细胞分泌 IFN-γ、Th17 细胞分泌 IL-17,延续着增强 M1 极化与放大炎症反应的循环 [112]。类似地,M2 细胞分泌 IL-4、IL-10 和 TGF-β,驱动向 Th2 与 Treg 细胞分化。因此,M2 极化由 Th2 细胞产生的 IL-4 与 IL-10、以及 Treg 细胞产生的 IL-10 与 TGF-β 所维持。其结果是炎症反应下调并促进组织修复 [101]。在小鼠自体血注射 ICH 模型中,已观察到 Treg 细胞可调节小胶质细胞活化与极化,表现为 TNF-α、IL-1β、MMP-2 以及小胶质细胞(尤其是 M1 表型)活化所必需的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表达下降 [113]。类似地,增加 Treg 细胞群体可提高 M2 相关标志物(TGF-β 和 IL-10)水平,并伴随 CD206 表达增加,提示小胶质细胞向 M2 表型转化增多,从而缓解 ICH 所致炎症性损伤 [114]。
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其他细胞
迄今为止,关于 B 细胞与 NK 细胞在 ICH 后病理生理作用的文献极为有限。已观察到 ICH 后这两类细胞向 CNS 的浸润极少 [115],提示其在 ICH 后神经炎症过程中作用有限。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程序性死亡蛋白-1 通路
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 PD-1)是 CD28 家族 T 细胞调控分子中的一员,作为负性调控系统精细调节 T 细胞与 B 细胞活性,并在维持中枢与外周免疫耐受中起关键作用。PD-1 通路对维持外周 T 细胞耐受至关重要,在减弱自身免疫与维持 T 细胞稳态中起关键作用。PD-1 在初始 T 细胞上表达水平较低,并可在活化后于大多数免疫细胞中被诱导表达 [18]。PD-1 结合 2 种配体: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CD274;见于 T 细胞、B 细胞、树突状细胞、NK 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及非造血细胞)与 PD-L2(CD273)。在多种促炎因子(包括 TNF-α、I 型和 II 型 IFN、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IL-4 和 IL-10)存在时 PD-L1 表达上调,其中 IFN-γ 作用最强 [116]。
PD-1/PD-L1 连接复合体通过若干机制介导免疫抑制。第一,PD-1 复合体可导致 T 细胞失活。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APCs)上 PD-L1 的存在,对诱导并维持自身反应性 T 细胞的无反应性(anergy)至关重要 [117]。PD-L1 与 PD-1 结合可阻断 T 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介导的细胞活化后所发生的下游信号事件,损害 T 细胞活化(阻断 T 细胞增殖)与 IL-2 产生 [118]。PD-1/PD-L1 复合体还通过影响凋亡相关基因而降低 T 细胞存活。该通路阻止抗凋亡基因 B 细胞淋巴瘤 XL(B-cell lymphoma XL, Bcl-XL)的表达,并上调促凋亡因子 Bim [119]。最后,PD-1 通路对抗炎性 Treg 细胞的生成至关重要。PD-L1+ APCs 在 TGF-β 存在下可将幼稚外周 CD4+ T 细胞转变为诱导性 Treg 细胞 [119]。PD-L1 通过上调 Treg 转录因子叉头框蛋白 P3(forkhead box P3, Foxp3)的表达,维持 Treg 细胞的存活与抗炎活性。此外,成熟 Th1 细胞可通过参与 PD-1 通路而转变为 Foxp3+ Treg 细胞。PD-1 缺陷或 PD-1/PD-L1 阻断可导致自身免疫病的发生或加重 [120]。除对淋巴细胞的调控活性外,PD-1/PD-L1 相互作用还可能调控巨噬细胞功能,导致 IL-10(抗炎)产生增加、IL-6(促炎)产生减少 [121,122]。
同样,强调 PD-1 与 PD-L1 信号在卒中后炎症中重要性的多数工作,最初都来自临床前缺血性卒中动物模型的研究。在小鼠实验性卒中模型(8~12 周龄、其他方面健康的雄性动物,短暂性大脑中动脉闭塞 [MCAO])再灌注 96 小时后,野生型(WT)小鼠缺血性 CNS 病灶内的驻留小胶质细胞与巨噬细胞中可见 PD-1 表达上调,而在 PD-1 基因敲除(KO)小鼠中未见此现象 [114]。PD-1 缺失导致活化后 MHC II 类分子阳性及分泌 TNF-α 的小胶质细胞与巨噬细胞数量显著增多,与 PD-1 通路完整的 WT 动物相比,梗死体积更大、神经功能缺损更重 [114]。另一方面,同一研究组用 PD-L1 与 PD-L2 KO 小鼠进行了另一项研究,注意到 PD-Ls 的存在可加剧卒中后炎症、增大梗死面积并恶化神经功能结局 [123]。机制上,PD-1 的保护作用可能源于其在 B 细胞上的表达及由此对其他免疫效应细胞的抑制,而 PD-L1 的有害作用可能源于其抑制免疫调节性 CD8+CD122+ 抑制性 T 细胞从脾向脑募集的能力[124]。
相反,小鼠胶原酶注射 ICH 模型显示血肿周围组织中 PD-1 表达上调,且主要表达于巨噬细胞;在 PD-1 KO 小鼠中,与 WT ICH 组相比促炎细胞因子的 mRNA 与蛋白表达显著增加,表现为 PD-1 KO 组脑含水量增加与神经功能损害加重 [125]。给予 PD-L1 可显著减轻神经功能缺损的严重程度,通过降低脑含水量减轻脑水肿,并减少出血体积 [126]。PD-L1 还减少了浸润脑内的 CD4+ T 细胞数量以及 Th1 与 Th17 细胞的总体百分比,同时增加 Th2 与调节性 T 细胞的总体百分比。总体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减少,伴 IL-1β、IL-6 和 TNF-α 下调及 IL-10 上调 [126]。
如前所述,小胶质细胞极化在 ICH 所致继发性脑损伤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对 ICH 的反应中会发生向促炎型的选择性极化 [127]。过表达 PD-1/PD-L1 能够减少这种促炎表型,并有 STAT1 磷酸化受抑制的证据,提示可能通过抑制 STAT1 使小胶质细胞向抗炎表型调节(图 3)[127]。
[图3] 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驱动的小胶质细胞极化。在脑出血情况下,已注意到血肿周围组织中 PD-1 上调。给予 PD-L1 后,浸润中枢神经系统的 T 细胞总数减少,辅助性 T 细胞 1(Th1)与 Th17 细胞总数下降,Th2 与调节性 T 细胞增加。在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1(STAT1)受抑制的情况下,向 M2 表型的极化亦增多。IFN-γ:干扰素-γ;JAK:Janus 激酶;IL-4:白细胞介素-4。
PD-1 通路作为卒中的治疗靶点值得进一步研究,以驱动免疫表型由促炎向抗炎转变,从而改善血肿周围水肿与总体结局。如所述,PD-1 通路在急性缺血性卒中(AIS)与自发性 ICH 的神经炎症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差异,AIS 文献内部本身亦存在差异。因此,需要一种可用于缺血性与出血性卒中的模型,以便在实际疾病状态下更好地理解该通路——这些状态包括能代表低水平慢性促炎状态的相关危险因素与合并症。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1-磷酸鞘氨醇受体调控
1-磷酸鞘氨醇(sphingosine 1-phosphate, S1P)与 1-磷酸鞘氨醇受体(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s, S1PRs)结合,在免疫应答调控中起关键作用。在体内,鞘氨醇由鞘氨醇激酶 1/2(sphingosine kinase 1/2, Sphk1/2)磷酸化为 S1P,随后与 G 蛋白偶联受体 S1PRs 结合。已知 S1PR 有 5 种亚型,即 S1PR1-5。S1PR1-3 在免疫、心血管和 CNS 中普遍表达。S1PR1(以及程度较轻的 S1PR3 和 S1PR4)在 T 与 B 淋巴细胞上高表达。S1PR4 一般见于造血与淋巴组织。S1PR5 主要见于 CNS 白质 [128]。该受体家族参与多种生物学过程,包括白细胞再循环、细胞增殖与分化、形态学改变、细胞运动、内皮细胞功能、血管调控以及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发育 [129]。
S1P/S1PR 轴在控制 T 细胞滞留于淋巴结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 [130]。在初始 T 细胞中,S1PR1 表达指导淋巴细胞响应出口部位的高浓度 S1P 配体而离开淋巴结 [131]。T 细胞活化后,S1PR1 表达短暂下降,在增殖与分化期间抑制外流。待 S1PR1 重新表达后,活化的 T 细胞离开并迁移至感染/炎症部位 [131]。S1P 在调节 Treg 分化与功能中也起重要作用。已报道 S1P 结合可抑制向 Treg 细胞分化,并降低其抑制活性 [132],使该通路成为 CNS 损伤后免疫应答的重要潜在参与者。
芬戈莫德(fingolimod, FTY720)是磷酸化鞘氨醇的结构类似物。它作为 S1PR 调节剂发挥作用,调节包括增殖、凋亡和炎症在内的多种细胞反应 [128]。它以高亲和力与以下 S1PR 亚型结合:S1PR1、S1PR3、S1PR4 和 S1PR5 [128]。芬戈莫德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口服免疫调节剂,用于治疗复发缓解型 MS,在该病中已被证明可减少复发并限制脑体积丧失[133-135]。芬戈莫德的经典机制基于对 T 细胞滞留与外流的控制机制。它作为 S1PR1 的功能性拮抗剂,导致该受体内化与降解,并消除淋巴细胞外流所需的淋巴 S1P 梯度,从而减少迁移至 CNS 的炎症细胞总数 [136]。基于 S1PRs 在 CNS 中的高表达,芬戈莫德功能的一个新方面正在显现,即聚焦于对神经细胞的直接调控。已发现其未磷酸化形式易于穿过血脑屏障,随后由内源性 CNS Sphk2 磷酸化 [128]。一旦被磷酸化,据推测芬戈莫德可通过减少星形胶质增生与脱髓鞘来影响 CNS 生物学功能 [137]。
S1PRs 在 CNS 各类细胞上广泛表达,但受体亚型的表达水平因细胞类型而异,就小胶质细胞而言还取决于其活化状态 [138]。在分支状状态下,小胶质细胞表达 S1P 受体 1、2、3 和 5,其中 S1PR1 为主导受体类型 [128]。S1P 信号在神经元特异性关键功能中不可或缺,如调控递质释放以及神经元与胶质细胞的增殖和存活 [139]。已报道 Sphk1 在免疫细胞中由 TNF-α 介导的炎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140]。在体外,小胶质细胞一旦活化,已注意到 S1P 可放大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而抑制 Sphk1 后,TNF-α、IL-1β 和 iNOS 基因表达受到抑制 [141]。这一结果在体外经芬戈莫德与 S1PRs 结合得到证实:芬戈莫德下调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并促进神经营养因子表达与释放增加。对基因表达的效应还显示呈剂量依赖性 [142,143]。
除调控炎症与趋化吸引分子基因表达外,以芬戈莫德对 S1PRs 进行功能性拮抗还可能通过使小胶质细胞向 M2 表型极化,从而限制活化小胶质细胞的炎症反应;这提示 S1P 可能参与通常与 M2 极化相关的 JAK/STAT3 级联活化(图 4)[144]。此外,已有研究进行基因表达谱分析,以更好地理解芬戈莫德的分子效应。已发现芬戈莫德抑制关键转录因子的表达,其中最重要的是 STAT1,从而抑制小胶质细胞(M1 表型)活化 [145]。芬戈莫德对小胶质细胞活化的效应在 MS 患者体内得到证实:连续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显示,局灶性炎症病灶处小胶质细胞活化减低 [146]。
[图4] 芬戈莫德被提出的抗炎功能。(A)淋巴细胞上 1-磷酸鞘氨醇(S1P)与 1-磷酸鞘氨醇受体 1(S1PR1)的相互作用是离开淋巴结的关键。在失活状态下,S1PR1 在循环 T 细胞上呈周期性表达。在血液与淋巴液中,S1P 浓度高时 S1PRs 通常下调。当 T 细胞在淋巴结内循环时,S1P 浓度低则 S1PR 表达上调。若未遇到合适抗原,T 细胞将沿 S1P 梯度离开。在芬戈莫德存在下,受体内化并被降解,从而阻止对 S1P 梯度的感知,进而阻止 T 细胞外流。(B)在中枢神经系统中,S1PR1 被注意到在小胶质细胞上高浓度表达。有人提出,芬戈莫德可增加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3(STAT3)的表达与磷酸化并抑制 STAT1,从而增强向 M2 表型的极化。IFN-γ:干扰素-γ;JAK:Janus 激酶;IL-10:白细胞介素-10。
基于文献显示芬戈莫德对心、肝、肾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147,148],若干研究组假设芬戈莫德在脑缺血情况下具有潜在的神经保护作用。在大鼠 MCAO 模型中,它显示出神经保护作用:梗死体积显著缩小,24 与 72 小时总体神经功能评分改善 [149],活化的中性粒细胞与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减少 [150]。基于这一临床前证据,近期开展了两项小型人类先导研究,以评估芬戈莫德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安全性与疗效。其临床结果与动物模型所见相仿:梗死面积缩小、临床结局改善 [151]。
除缺血性损伤外,芬戈莫德还被证明可能通过增强 BBB 完整性,降低延迟给予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时再灌注出血的发生率 [152]。鉴于这一证据,Lu 等 [153] 在小鼠模型中研究了芬戈莫德在 ICH 情况下的效应。发现芬戈莫德显著减轻血肿周围水肿、凋亡及相关脑萎缩,但未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炎症细胞数量的差异 [153]。然而,Rolland 等 [154] 发现与对照相比,血源性与脑内淋巴细胞显著减少。他们还发现 72 小时时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IFN-γ 和 IL-17 表达下降。ICH 后 8 周与 10 周,治疗组大鼠被注意到空间与运动学习缺陷、脑萎缩及神经元细胞丢失显著减轻 [154]。在实验性 ICH 模型中,选择性 S1PR1 免疫调节导致神经功能缺损显著减轻、ICH 后生存率改善。总体病灶体积减小。磁共振成像上可见水肿与中线移位减轻,最可能是由于小胶质细胞与 T 细胞数量随之减少,并伴促炎细胞因子 IL-1β 与 TNF-α 产生下降 [155]。
一项在 ICH 患者中开展的芬戈莫德小型临床先导研究也显示影像学证据:血肿周围水肿较小、神经功能缺损显著减轻,至第 7 天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改善;3 个月时,芬戈莫德治疗组中获得完全神经功能恢复的患者比例更高。治疗组与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差异 [156]。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总结与未来方向
鉴于 ICH 的破坏性本质,对原发性 ICH 本身及其所致脑水肿的治疗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清楚的是,炎症的细胞与分子组分参与出血后继发性脑损伤,并且是决定 ICH 总体结局的关键组分。然而,如前所述,目前关于 ICH 周围炎症反应的多数证据都来自免疫功能正常的健康年轻雄性小鼠模型。鉴于年龄与特定医学合并症与自发性 ICH 的发生相关,我们必须建立更能模拟临床疾病的 ICH 动物模型,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炎症通路以及由促炎向抗炎状态的转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动物模型未考虑性别差异及激素对炎症通路的可能影响,这值得在雄性与雌性动物模型中开展未来研究。为改进临床前发现向有效治疗靶点的转化,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将高血压转基因大鼠品系 TGR(mREN2) [27] 与自体血注射联合用于模拟 ICH 的可行性。这些动物过表达肾素,并在约第 12 周时出现慢性重度高血压。随着年龄增长,它们还会出现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特征(肥胖、胰岛素抵抗和血脂异常)以及终末器官改变(心力衰竭、慢性肾衰竭)[157]。由于我们正逐渐认识到炎症在这些慢性疾病中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也发现代谢综合征中的不同因素很可能代表一种慢性低水平炎症状态 [158]。因此,我们相信在动物模型中引入这些慢性疾病状态,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ICH 后的神经炎症。
将临床前发现转化为临床应用仍然具有挑战性,部分原因是现有 ICH 动物模型的局限以及对这一复杂疾病病理生理的认识尚不完整。可以明确的是,存在促炎与抗炎表型,可加以利用来治疗 ICH。随着外科技术与技巧的进步使血肿得以安全清除,现在有可能界定 ICH 患者的免疫细胞群体与表型,并随时间追踪其炎症谱,最终将促炎向抗炎表型的转变与长期功能状态相关联,从而更好地理解炎症与临床结局的关系,并利用治疗靶点驱动这一转变。调控已描述及新发现的通路(如 S1PR 与 PD-1/PD-L1)作为有前景的治疗靶点,以及为减轻 ICH 周围炎症级联反应而选择最佳干预时机,有望改善患者的功能结局。
脚注
原文此节标题下无脚注内容(经清洗的源文件此处为空行,无文字可译)。
注:参考文献为著录信息,按学术惯例保留英文原文,见文末附录。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附录 · 英文原文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Authors: Tschoe Christine; Bushnell Cheryl D; Duncan Pamela W; Alexander-Miller Martha A; Wolfe Stacey Q
Journal: Journal of Stroke 2020;22(1):29 DOI: 10.5853/jos.2019.02236 PMCID: PMC7005353
Abstract
Abstract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is a catastrophic illness causing significan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Despite advances in surgical technique addressing primary brain injury caused by ICH,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reating the subsequent inflammatory cascade. Pre-clinical studies have made advancements identifying components of neuroinflammation, including microglia, astrocytes, and T lymphocytes. After cerebral insult, inflammation is initially driven by the M1 microglia, secreting cytokines (e.g., interleukin-1β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cellular integrity, and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Additionally, inflammatory factors recruit and induce differentiation of A1 reactive astrocytes and T helper 1 (Th1) cell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ugmenting M1 polarization and potentiating inflammation. Within 7 days of ICH ictus, the M1 phenotype coverts to a M2 phenotype, key for hematoma removal, tissue healing, and overall resolution of inflammation. The secre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e.g., IL-4, IL-10) can drive Th2 cell differentiation. M2 polarization is maintained by the secretion of additional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by the Th2 cells, suppressing M1 and Th1 phenotypes. Elucidating the timing and trigger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may be integral in improving clinical outcomes. A challenge in current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s the absence of an equivalent disease animal model mirroring the patient population and comorbid pathophysiologic state. We review existing data and describe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around which we are creating a bench to bedsid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odel that better reflects the pathophysiology of ICH patients.Keywords: Cerebral hemorrhage, Stroke, Neuroinflammation, Immunomodulation, Fingolimod hydrochloride, Programmed death-1
Introduction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is a catastrophic illness representing a global public healthcare problem. Of the 15 million strokes reported worldwide annually, ICH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10% to 15% of all stroke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ment, Europe, and Australia; and approximately 20% to 30% of strokes in Asia [1].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a 40% 30-day mortality rate [2], and those who survive have major neurologic deficits, with only around 20% of patients reaching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at 6 months [3].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overall age-adjusted incidence of stroke, the incidence of ICH has remained unchanged in the past 40 years [2]. In the United Statement alone, the annual healthcare costs of ICH is estimated at $12.7 billion [4].
Hospitalizations for ICH have increased by 18% in the last decade [5], likely du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use of anticoagulants and antiplatelet therapy.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 is age. With each advance in decade after the age of 50, there is a 2-fold increase in ICH incidence [6]. ICH due to hypertension (HTN)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65% of all spontaneous ICH [7,8]. ICH in the setting of HTN and associated co-morbid states including diabetes mellitus, coronary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renal insufficiency, commonly occurs in the deep cerebral locations (basal ganglia, thalamus), followed by cerebral lobes, cerebellum, and brainstem (predominantly pons) [6]. ICH in the setting of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usually presents in a lobar location. Other causes of ICH include neoplasms,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and fistulae, cerebral cavernous malformations, and aneurysms [7].
Primary brain injury from ICH typically occurs within the first few hours of ictus and is due to hematoma formation, leading to mechanical damage of the adjacent tissues from dissection and compression. Hemorrhagic volu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ICH outcome, with hemorrhage volumes >100 mL associated with worse prognosis, often with high intracranial pressure, decreased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brain herniation [9]. Location of the ICH is also important for outcome, and while guidelines support the evacuation of cerebellar hemorrhage as potentially life and function saving, thalamic hemorrhage has a notoriously poor outcome despite treatment [10]. Although recent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approaches to hematoma removal while limiting surgical morbidity are underway with promising results, this does not address th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CH [11-15].
Complex immune and inflammatory cascades occur in response to acute cerebral insults, including ICH [16]. Microglia, astrocytes, and T lymphocytes work in concert to be key modulators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both in ischemic stroke and ICH. Based on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activated microglia appear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cytokines, chemokines, prostaglandins, and other immunomodulatory molecules that can potentiate or attenuat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nd are involved in subsequent brain repair mechanisms [16]. In order to identify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effectively treat the inflammatory sequelae of ICH, we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iming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components in post-ICH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nd repair.
This review will summarize the recent body of evidence describing the inflammatory cell populations and molecular signaling following ICH. As will be discussed, there are several targets that could prove efficacious in the amelioration of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However, a common challenge in much of the current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s the absence of an equivalent disease animal model. Most of the current data is from healthy, young male animal models that do not represent the older age, sex, and comorbidities of the patient population affected by ICH. By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existing body of literature, we can create a comprehensive bench to bedsid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odel that would better reflect the pathophysiology and affected population of ICH.
Neuroinflammation
Secondary injury, such as cerebral edema,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eurologic decline of ICH patients [17]. This is triggered by the presence of intraparenchymal blood, which activates cytotoxic, excitotoxic, oxidative, and inflammatory pathways (Figure 1) [18]. There is an immedia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the presence of blood components are detected within the parenchyma, characterized by the mobilization and activ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are the earliest of the inflammatory cells to respond to extravasated blood [19].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leads to infiltration of various circulating immune cells, most notably macrophages and T cells. This subsequently leads to th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g., interleukin-1β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chemokines, free radicals, and other potentially toxic chemicals that are coordinated via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16]. NF-κB targets include the genes of cytokines, chemokines, various adhesion molecules, cell surface receptors, and inflammatory enzymes (e.g.,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cyclooxygenase-2 [COX-2], phospholipase A2 [PLA2]) [20]. These chemicals, together with cell death products, further activate resident and migrating lymphocytes, leading to increased infiltration of lymphocytes and a continued cycle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this inflammatory response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edema through increased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permeability around the hematoma, which exacerbates mass effect, augments the cell death process through secondary ischemia, and further produces inflammatory insults to the surrounding brain tissue [21]. Although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present the inflammatory cascade in a temporal fashion, it is presently difficult to do given the current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Instead, we will focus on three cellular components of the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systems as it relates to the two phases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associated with injury: the pro-inflammatory/cytotoxic phase (M1 microglia, A1 astrocytes, T helper 1 [Th1] and Th17 cells) and the anti-inflammatory/neuroprotective phase (M2 microglia, Th2 and T regulatory (Treg) cells) (Figure 1).
[图 Figure 1.]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left)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right) illustrating cerebral edema surrounding the primary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erebral edema is the result of the ongo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occurr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reakdown products of the hematoma. The initial pro-inflammatory phase involves the activation of M1 microglia, upregulating the production of interleukin-1β (IL-1β),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other inflammatory products that are involved in potentiating cellular damage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Once the M2 microglia are activated, there is release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4, IL-10,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all involved in the regeneration of tissue and overall resolu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IFN-γ, interferon-γ; Th, T helper.
Cellular components of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Microglia
Microglia are the resident macrophage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nd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5% to 20% of the total CNS glial population [22]. They continually surveil the brain for infection and damag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flammatory and recovery phases of injury. In the non-activated state, they move frequently with intermittent extension of fine processes to assess and sample the microenvironment [23]. They quickly activate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their environment induced by factors secreted by neurons and astrocytes. Once activated, they gather around the site of damage or pathogen, develop stout processes, and become highly phagocytic [21].
Microglia are vital in maintaining homeostasis of the CNS, including clearance of pathogens, damaged CNS tissue, and remodeling of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synapses [24]. Microglia als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overall brain development and adult learning (activity-triggered synaptic plasticity) [25-27]. Following activation, microglia appear morpholog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However, recent studies revealed a receptor specific to microglia; P2Y12, an adenosine diphosphate/adenosine triphophate (ADP/ATP)-responsive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can be found on the resting, ramified processes of surveillant microglia [28,29]. Extracellular ATP, when released from damaged neurons, acts as a danger signal, and upon binding with microglial P2Y12, causes migration of microglia to the site of injury [30,31].
Once tissue damage occurs, microglia can be activated within minutes via neurotoxins released into the extracellular space by necrotic neurons [32]. By 72 hours, microglia/macrophage numbers have reached their peak [19]. By day 7, the numbers begin to reduce, and by 21 days, the microglia/macrophages have returned to baseline numbers (Figure 2) [33].
[图 Figure 2.] Timeline of inflammatory cell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ese timelines are based on young, healthy male animal models with data based on normal immune responses. When accounting for age and comorbidities, the timing and activation of different immune cells may differ in the target population of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 T helper.
Based on ischemic injury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dels, two microglia phenotypes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M1 phenotype is considered pro-inflammatory/injury-inducing and is known to produc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IL-12, IL-23, and TNF-α), chemokines, nitric oxide (NO),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which initiate breaking down the BBB [32,34]. Their macrophage markers include CD86, CD16,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 II, and iNOS (Table 1) [24]. The M2 phenotype is considered to be anti-inflammatory and is generally involved in phagocytosis, release of trophic factors, and the overall regeneration of tissue and resolution of inflammation [35]. The presence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IL-4 can prime the polarization to the M2 phenotype, lead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IL-10 and upregulation of surface phenotype markers arginase-1 (Arg-1), CD206, Ym-1, and CD36 (Table 2) [35].
Table 1. M1 microglia functions
| Phenotype | Molecule | Type | Role |
|---|---|---|---|
| M1 | IFN-γ | Cytokine | Pro-inflammatory, induces M1 phenotype |
| IL-1β, IL-6, IL-23, TNF-α | Cytokine | Pro-inflammatory | |
| IL-12 | Cytokine | Implicate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to Th1 cells | |
| IL-17 | Cytokine | Pro-inflammatory, modulating factor of cytokine production | |
| ROS, iNOS | Metabolic enzyme | Oxidative damage | |
| CD11b, CD16, CD32 | Surface receptors | Phagocytosis, chemotaxis | |
| CD68 | Surface receptor | Scavenger receptor | |
| CD86 | Surface receptor | Surface receptor interacting with CD28 | |
| MHCII | Surface receptor | Presentation of extracellular proteins | |
| NF-κB | Transcription factor | Involved i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M1 phenotype | |
| STAT1, STAT3 | Transcription factor |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NF-κB/p65 |
Table 2. M2 microglia functions
| Phenotype | Molecule | Type | Role |
|---|---|---|---|
| M2 | IL-4 | Cytokine | Anti-inflammatory, induces M2 phenotype |
| IL-10 | Cytokine | Anti-inflammatory, human cytokine synthesis inhibitory factor | |
| TGF-β | Cytokine | Regulation of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survival; regeneration; upregulate Bcl-2 and Bcl-x1 | |
| Ym-1 | Protein | Binds heparin/heparin sulfate, possibly prevents the degradation of extracellular components | |
| Arg1 | Protein | Downregulation of nitric oxide synthesis. Induces fibrosis and tissue regeneration | |
| FIZZ1 | Protein | Associated with reconstruc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 |
| CD36 | Surface receptor | Scavenger receptor involved in hematoma resorption in setting of upregulation of PPAR-γ | |
| CD163 | Surface receptor | Scavenger receptor for haptoglobin-hemoglobin complex | |
| CD206 | Surface receptor | Antigen internalization and processing/mannose receptor type 1 | |
| PPAR-γ | Transcription factor | Induce M2 phenotype | |
| STAT6 | Transcription factor |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 |
| SOCS3 | Signaling modulator | Cytokine-inducible negative regulators of cytokine signaling |
In ischemic stroke murine models, it has been noted that both phenotypes are present at the site of injury, with a transient initial M2 activation giving way to a predominance of the M1 phenotype within the first week of injury [36]. Upregulation of M1-related genes (iNOS, CD11b, CD16, CD32, and CD86) is seen from day 3 to 14 post-stroke. Conversely, mRNA expression for M2 markers (e.g., CD206, Arg-1, Ym-1/2, IL-10,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is observed on day 1, peaks around day 3 to 5, and returns to pre-injury levels by day 14 [37]. In contrast to ischemic stroke, ICH murine models have demonstrated a rapid increase in M1 microglia within 6 hours of ictus that slowly decreases over 14 days, whereas the M2 phenotype was found at low levels at day 1 and increased over 14 days [38,39]. Following ICH, there is a M1 to M2 phenotype switch occurring within the first 7 days, but the exact timing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 phenotype change remains unclear [35]. The microglia have a great deal of plasticity, allowing variation between phenotypes based on cues from the microenvironment [36,40].
(1) Classically activated microglia (M1 phenotype)
Classically activated microglia/M1 cells have been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worsening cerebral edema surrounding ICH seen on radiography [41]. Upon activation, M1 cells transiently develop a primarily phagocytic function to clear necrotic neurons and cellular debris to diminish the deleterious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chemoattractants [42]. However, as the number of M1 cells increases, the phagocytic ability appears to significantly decrease, and there is increased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chemokines, and other neurotoxic mediators (e.g., NO), leading to widespread cellular damage [35]. Additionally, proteolytic enzymes (e.g., metalloproteinases and collagenases) lead to the breakdown of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cellular integrity [43]. In the ramified resting state, microglia play a role in angio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BB [44]. Following insult, oxidative stress from activated microglia like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airment of the BBB [44]. Other suggested mechanisms of BBB hyperpermeability in the setting of ICH include the excessive production of NO induced by the presence of hemoglobin [45] and thrombin-induced injury via the activation of proteinase activated receptor-1 (PAR-1) mechanisms [46]. In the setting of increased BBB permeability, the secretion of M1-specific chemokines allow infiltration and recruitment of hematogenous leukocytes that perpetuate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ggravating neuronal death induced by excitotoxicity or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47]. Additionally, M1 microglia can also create microglia-T cell crosstalk via antigen 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M1 surface MHCII expression [48].
M1 microglia are activated following hemorrhage via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molecules (DAMPs), including the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family of extracellular peroxiredoxin proteins, galactin-3, other danger signals such as hemoglobin, heme, and methemoglobin [23,49]. These are sensed by the family of Toll-like receptors (TLR), present at low levels on ramified microglia and vigorously upregulated during activation [50]. Upregulation of TLR4 and subsequent activation of the TLR4-mediated NF-κB pathway have been seen in ICH animal models [51,52]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s [53]. Once TLR4 binds to its ligands, it interacts with the adaptor proteins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protein (MyD88) and TIRdomain-containing adapter-inducing interferon-β (TRIF) in order to activate two parallel signaling pathways that initiate the activa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to regulation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genes. The MyD88 pathway is crucial for the activation of the NF-κB pathway [54], which occurs within 15 minutes of ICH ictus [55] with subsequent upregulation of downstream target genes of IL-1β, TNF-α, and heme oxygenase-1 [20].
(2) 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icroglia (M2 phenotype)
In the face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specifically IL-4, IL-10, and IL-13, microglia can undergo alternative activation to the M2 phenotype, resulting in hematoma/debris removal, healing (extracellular matrix deposition), neurogenesis/angiogenesis, and neuroprotection, which correlates with resolution of cerebral edema and neurologic improvement. The M2 phenotyp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subtypes M2a, M2b, and M2c, each with their unique biologic functions and cell surface markers [56]. IL-4 and IL-13 can induce downstream processes with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such as Arg-1 upregulation (important part of wound healing and matrix deposition), NF-κB isoform inhibition (leading to inhibition of the M1 phenotype) [57], and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scavenger receptors, such as CD36 via upregula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PPAR-γ), a key component of phagocytosis of extravasated erythrocytes and overall hematoma resorption [58-60]. These function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he M2a activation, the opposite of the M1 phenotype with described roles in suppression of inflammation [61] and contribution to cellular regeneration [62]. A second phenotype, M2c, becomes active when exposed to IL-10, TGF-β, and glucocorticoids, which is involved in remodeling (via removal of dysfunctional synapses to allow formation of new functional synapses [63]) and matrix deposition once inflammation is downregulated [35]. A third M2 sub-phenotype, M2b,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e last stage of injury and is the least understood. It appears to have both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but most closely resembling the M1 phenotype. They lack the typical M2 markers such as Arg-1, Ym-1, or found in inflammatory zone 1 (FIZZ1), but express the usual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IL-10 [35,56,62]. They also appear to have higher levels of MHCII and CD86, suggesting they have retained the ability to stimulate T cells and initiate the M2 response [64]. M2b activation also leads to the in recruitment of regulatory T cells [65].
Recent studies have described a family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known as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STAT) that serve as crucial signals to achieve M1 or M2 polarization [66].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TATs are activated by Janus kinase (JAK) and inhibited by feedback inhibitors called 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SOCS). STAT1 increases M1 polariz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interferon-γ (IFN-γ) [67-69]. Conversely, STAT6 helps establish the M2 phenotype once activated by IL-13 and IL-4 [70,71]. The functions of STAT3 are more diverse and appear to have both pro- and anti-inflammatory roles [66,72] through M1 polarization in the setting of IL-6 [73] and M2 polarization in the setting of IL-10 [74].
Because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function of M2 microglia, there have been efforts to find pharmacologic agents that could inhibit M1 activation, driving microglia towards the M2 phenotype. Current agents under investigation include the hypoglycemic drug class thiazolidinediones (rosiglitazone and pioglitazone), which act as PPAR-γ receptor agonists. In support of this approach, preclinical autologous ICH models have demonstrated thiazolidinedione-mediated decreases in the pro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driving M2 activation [75]. Experimental treatment in these models has shown upregulation of CD36 expression with improved hematoma resolution, decreased pro-inflammatory gene expression, and reduction in subsequent neuronal damage [60]. Another agent under investigation is the tetracycline antibiotic minocycline. In in vitro models, minocycline was found to inhibit the upregulation of NF-κB, indicating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M1 activation without affecting the expression of M2 markers [76]. Minocycline also reduces the early upregulat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TNF-α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77].
Astrocytes
There is emerging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other key cellular component of neuroinflammation. Astrocytes are abundant within the CNS and perform the following key functions: (1) neurotrophic support; (2) synaptogenesis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synapses; (3) synaptic pruning; and (4) control of BBB functions, including bidirectional control of blood flow and neuronal function and restricting the entry of immune cells [78]. Activated microglia induce the activation of astrocytes and will determine their functional fate, either neuroprotective or detrimental for neuronal function. Conversely, astrocytes also secrete pro-inflammatory (e.g., IL-1β, IL-6)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that can control the activation and functions of microglia [79]. The pro-inflammatory state induced by M1 microglia, the A1 astrocytes, can lead to the upregul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chemokines, and growth factors [80]. This results in abnormal neurotransmitter synthesis and release, synaptic destruction, and loss of other homeostatic functions, specifically, the failure to promote neuronal growth and survival and the release of neurotoxins, leading to apoptosis of neurons and surrounding oligodendrocytes [81]. It has been hypothesized that there is an A2 astrocyte state that is induced under ischemic conditions, encouraging upregulation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and the secretion of proteins promoting synpatogenesis [82].
Astrocytes have been observed to accumulate in the perihematomal region within 1 to 3 days after ICH ictus [83]. There are several mechanisms by which reactive A1 astrocytes may be detrimental in the setting of ICH. The presence of hemoglobin in the brain parenchyma is a powerful trigger of oxidative stress, which then induces MMP-9 on astrocytes [84]. MMPs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blood barrier injury and subsequent cerebral edema in ICH [85]. Another consequence of blood extravasation on astrocytes is the presence of thrombin in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which also induces cerebral edema after ICH7 and leads to the activation of PAR-1, which can be primarily found at perisynaptic endfeet of the astrocyte [86]. In addition to causing further cerebral injury, PAR-1 on astrocytes causes rapid remodeling of synapses, resulting in migration of astrocytic processes away from excitatory glutamatergic synapses [87]. This reduction of glutamatergic receptors in the setting of astrocytic PAR-1 impairs long-term plasticity [87]. This particular detrimental mechanism may be involved in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that is seen after ICH. Although we have evidence that suppression of astrocytic activity decreases hematoma volume, BBB destruction, and improves neurologic outcomes [88], therapeutic targets as it relates to astrocytes have not been explored and warra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Cellular components of the adaptive immune system
T lymphocytes
T lymphocyte functions have been well-characterized in ischemic stroke models [89], but their role in ICH is less defined. As such, much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 cell function in ICH is extrapolated from pre-clinical ischemic models. In the healthy brain, there are very low numbers of T cells functioning in CNS surveillance [90]. Those present appear to enter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through choroid plexus veins or meningeal blood vessels to monitor the subarachnoid space, allowing for initiation of a local immune response or return to secondary lymphoid organs [91]. Following stroke, immunohistochemistry has identified different T cell subtypes invading the infarcted region. It is theorized that activated T cells can cross the BBB once a T cell response is activated in the presence of a CNS autoantigen in the lymphoid organs [92]. In the ischemic stroke model, the influx of CD4+ and CD8+ T cells are thought to play a detrimental role in perpetuating ischemic tissue injury by contributing to the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caused by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93]. Models of either CD4+ or CD8+ deficiency resulted in decreased stroke volume and improved neurologic performance [18,94]. Alternatively, some types of T cells can play a neuroprotective role, such as regulatory T cells following ischemia, which promote recovery via their immunomodulating properties [95,96].
Temporally,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an increase in CD8+ cytotoxic T cells as early as 24 hours after ICH, peaking after 2 to 7 days [97].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CD4+ Th cells approximately 3 to 4 days after a hemorrhagic event [98]. Guo et al. [99]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Th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l region in surgical specimens of patients with ICH. These data support the radiographic findings of cerebral edema, with peak swelling days 3 to 7 after ICH.
Th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CNS injury and neuroregeneration has been an area of extensive research. In the 1980’s, two subtypes of CD4+ T cells were described based on their cytokine secretion patterns: Th1 and Th2 cells (Table 3) [90]. Th1 cells are programmed to fight intracellular pathogens by supporting cell-mediated responses, including cytotoxic T cells and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100]. Th1 cell differentiation is initiated by IL-12 and IFN-γ, known to perpetuate pro-inflammatory reactions. These cells are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C-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5 (CCR5), C-X-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3 (CXCR3), and T-bet markers [101]. T-bet is the primary transcription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Th1 phenotype by upregulating the production of IFN-γ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ressing differentiation to Th2 and Th17 cell types [102-104]. Additionally, there is an IL-12 induced STAT4 pathway that promotes Th1 differentiation. These 2 pathways work in tandem rather than in a sequential fashion [102]. Although the Th1 cells are known to be present within the perihematomal region, their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CH-induced secondary injury remains to be defined. It is theorized that these cells promote vascular permeability and may induce apoptosis of neurons via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92]. Th2 cells function to fight extracellular pathogens via the humoral response and are critical for wound healing and repair [105] following the time course of radiographic evolution of edema from post-bleed day 7 onward. Their differentiation is typically initiated by IL-4 and IL-2, and they secrete IL-4, IL-5, IL-6, IL-9, IL-10, and IL-13, which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anti-inflammatory functions. Th2 cells can be identified by CCR3, CCR4, chemoattractant receptor-homologous molecule (CRTH2),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 GATA binding protein 3 (GATA3) expression [101]. STAT6 is the primary transcription factor involved in the Th2 cell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GATA3 [106]. It is presumed that Th2 cells act by producing the above cytokines to down-regulate, and in some cases, directly suppress Th1 cell activation [92]. Given the delayed infiltration of Th cells [98], it is postulated that they directed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immune response after ICH, fostering either a highly inflammatory microenvironment or a regenerative microenvironment. However, we currently lack the preclinical evidence for the exact role of these T-helper subtypes.
Table 3. T lymphocyte populations and functions
| Phenotype | Molecule | Type | Role |
|---|---|---|---|
| Th1 | IL-12, TNF-α | Cytokine | Activates macrophages, responsible for cell-mediated immunity and phagocyte-dependent protective responses |
| T-bet | Transcription factor | Induces Th1 phenotype, enhances production of IFN-γ and mediates repression of IL-4 expression | |
| STAT1 | Transcription factor | Primarily regulates T-bet and mediates IL-4 repression to mediate Th1 cell commitment | |
| Th2 | IL-4, IL-5, IL-10, IL-13 | Cytokines | Responsible for strong antibody production, eosinophil activation, and inhibition of several macrophage functions, providing phagocyte-independent protective responses |
| GATA3 | Transcription factor | Key for Th2 cytokine production; inhibition of Th1 responses | |
| STAT3 | Transcription factor | Required by STAT6 for interaction with appropriate gene loci | |
| STAT5 | Transcription factor | Independent of IL-4 signaling; coordinates with GATA3 to induce Th2 phenotype | |
| STAT6 | Transcription factor | Upregulates expression of GATA3 and mediates Th2 cell phenotype | |
| Th17 | IL-17A/F, IL-21, IL22, IL-23, TGF-β | Cytokines | Creates inflammation and tissue injury in autoimmune diseases; unclear of function in ICH |
| RORγt | Transcription factor | Master regulator to induce Th17 phenotype via STAT3 activation | |
| STAT3 | Transcription factor | Activated by IL-6 and IL-23 to induce expression of RORγt | |
| Treg | IL-2, IL-10, TGF-β | Cytokines | Essentia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ripheral tolerance, prevention of autoimmune disease, and limiting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
| Foxp3 | Transcription factor | Major lineage-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 involved in Treg differentiation | |
| STAT5 | Transcription factor | Enhances Foxp3 expression to promote Treg development |
Another set of functionally opposing lymphocytes involved i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ICH is Th17 and Treg cells. This set of cells ha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in the promotion and suppression of inflammation. Th17 cells differentiate in the presence of IL-6, IL-21, IL-23, and TGF-β. These cells express CCR6 and RORγt markers and secrete IL-17, IL-21, and IL-22. Th17 cells have been strongly linked to various autoimmune diseases (e.g., multiple sclerosis [MS]) via production of IL-17 and IL-22. It is theorized that a key pathophysiologic mechanism is the disruption of the BBB via binding of cytokines secreted by Th17 cells to IL-17 and IL-22 receptors found on endothelial cells, allowing for the further recruitment and migration of Th 17 cells and other pathogenic cell types, including Th1 cells [107]. However, the actual role of Th17 cell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ost-ICH neuroinflammation remains unknown. Th17 cells express a high degree of plasticity, allowing for functional adaptation and phenotypic switching to Treg cells depending on the inflammatory milieu. TGF-β alone can indu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reg cells, or conversely, in combination with IL-6 or IL-21, can lea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cells [108].
Treg cells are known for their anti-inflammatory function by mediating immune tolerance to self-antigens. Existing data suggest that Treg cells are beneficial in the context of stroke, both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Depletion of Treg cells led to increased brain injury and neurologic deterioration [95] and boosting the presence of Treg cells decreased ICH-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96]. In a rat ICH model, Treg transfusion resulted in the inhibition of IL-1β, TNF-α, and MMP-2 in the perihematomal tissue and increased the presence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4, IL-10, and TGF-β [109]. Transfused Treg cells decreased perihematomal edema and BBB permeability, leading to improved short- and long-term neurologic function [110].
It is clear that the function of microglia and T cells are intertwined, i.e.,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cross-regulat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phenotype of the other population [49,102]. This occurs largel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cytokines. M1 cells produce TNF-α, IL-6, IL-12, and IL-23 [111], which can recruit and indu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1 and Th17 cells. In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Th1 cells secrete IFN-γ and Th17 cells secrete IL-17, continuing the cycle of augmenting M1 polarization and potentiating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112]. Similarly, M2 cells secrete IL-4, IL-10, and TGF-β, which drives differentiation into Th2 and Treg cells. As a result, M2 polarization is maintained by the production of IL-4 and IL-10 by Th2 cells and IL-10 and TGF-β by Treg cells. This results in downregulation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promotes tissue repair [101]. In a murine autologous injection ICH model, Treg cells have been seen to modulate microglia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with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TNF-α, IL-1β, MMP-2,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necessary for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particularly the M1 phenotype [113]. Similarly, boosting the Treg population increased the presence of M2 associated markers (TGF-β and IL-10) with a resultant increase in CD206 expression, indicating increased conversion to M2 phenotype of microglia, therefore ameliorating ICH-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114].
Other cells of the adaptive immune system
To date, there is very littl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pathophysiologic role of B cells and NK cells after ICH. It has been observed there is minimal CNS infiltration of these 2 cell types after ICH [115], indicating a minor role in the neuroinflammatory process after ICH.
Programmed death-1 pathway
Programmed death-1 (PD-1) is a member of the CD28 family of T cell regulators and functions as a negative regulatory system to fine-tune T and B cell activity an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central and peripheral immune tolerance. The PD-1 pathway is essentia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ripheral T cell tolerance and is crucial in the attenuation of autoimmunity and preservation of T cell homeostasis. It is expressed at low levels on naïve T cells, and can be induced in most immune cells upon activation [18]. PD-1 binds 2 ligands,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CD274) (found on T cells, B cells, dendritic cells, NK cells, macrophages, monocytes, and non-hematopoietic cells) and PD-L2 (CD273). PD-L1 expression is upregulated in the presence of several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including TNF-α, types I and II IFNs,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L-4, and IL-10, of which IFN-γ is the most potent [116].
The PD-1/PD-L1 ligation complex mediates immune suppression via several mechanisms. First, the PD-1 complex can lead to the inactivation of T cells. The presence of PD-L1 on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APCs) is key in the in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nergy of autoreactive T cells [117]. The binding of PD-L1 to PD-1 blocks the downstream signaling events that occur after T cell receptor (TCR)-mediated cell activation, impairing T cell activation (block of 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L-2 production [118]. The PD-1/PD-L1 complex also decreases T cell survival by impacting genes involved in apoptosis. This pathway prevents the expression of the anti-apoptotic gene B-cell lymphoma XL (Bcl-XL) and upregulates the pro-apoptotic factor Bim [119]. Finally, the PD-1 pathway is key in the genera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Treg cells. PD-L1+ APCs, in the presence of TGF-β, can convert naïve peripheral CD4+ T cells to inducible Treg cells [119]. PD-L1 maintains the survival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of Treg cells by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Treg transcription factor forkhead box P3 (Foxp3). Additionally, mature Th1 cells can be converted to Foxp3+ Tregs cells by engaging the PD-1 pathway. PD-1 deficiency or PD-1/PD-L1 blockade can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r exacerbation of autoimmune diseases [120]. In addition to its regulatory activity on lymphocytes, the PD-1/PD-L1 interaction may also regulate the function of macrophages, leading to increased IL-10 (anti-inflammatory) and decreased IL-6 (pro-inflammatory) production [121,122].
Again, much of the work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PD-1 and PD-L1 signaling in post-stroke inflammation first comes from studies in the pre-clinical ischemic stroke animal model. In a murine experimental stroke model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in 8 to 12 week old otherwise healthy male animals) after a 96-hour reperfusion period, Upregulation of PD-1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resident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within the ischemic CNS lesion on wild-type (WT) mice, and was not seen in PD-1 knockout (KO) mice [114]. The loss of PD-1 led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numbers of MHC class II+ and TNF-α secreting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after activation, resulting in larger infarct volumes and worsened neurologic deficit, compared to WT animals with an intact PD-1 pathway [114]. Alternatively, the same research group performed another study with PD-L1 and PD-L2 KO mice and noted that the presence of PD-Ls exacerbated post-stroke inflammation, increased infarct size, and worsened neurologic outcomes [123]. Mechanistically,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D-1 may be due to its expression on B cells and resulting inhibition of other immune effectors cells, and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PDL1 may be due to its ability to inhibit recruitment of immunoregulatory CD8+CD122+ suppressor T cells from the spleen into the brain [124].
In contrast, a mouse collagenase injection ICH model has shown upregulation of PD-1 expression in the perihematomal tissues, expressed mainly on macrophages, and in PD-1 KO mice, there was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compared to WT ICH groups, manifesting as increased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worsened neurologic impairment in the PD-1 KO group [125]. PD-L1 administration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severity of neurologic deficits, decreased cerebral edema by decreasing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decreased hemorrhage volume [126]. PD-L1 also downsized the number of CD4+ T cells infiltrating the brain and overall percentages of Th1 and Th17 cells while increasing the overall percentages of the Th2 and regulatory T cells. The overall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production was decreased with down-regulation of IL-1β, IL-6, and TNF-α, and upregulation of IL-10 [126].
As mentioned earlier, microglia polariz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In response to ICH, selective polarization to the pro-inflammatory type occurs [127]. Overexpression of PD-1/PD-L1 was able to decrease this pro-inflammatory phenotype, with evidence of inhibited STAT1 phosphorylation, suggesting a possible method of modulation to the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via inhibition of STAT1 (Figure 3) [127].
[图 Figure 3.] Programmed death-1 (PD-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driven polarization of microglia. In the setting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upregulation of PD-1 has been noted in the perihematomal tissue.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D-L1, the overall number of T cells infiltrating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was decreased, with decreased total T helper 1 (Th1) and Th17 cells and increased Th2 and T regulatory cells. There is also increased polarization to the M2 phenotype in the setting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1 (STAT1) inhibition. IFN-γ, interferon-γ; JAK, Janus kinase; IL-4, interleukin-4.
The PD-1 pathway, as it relates to stroke, warra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to drive the phenotypic change from a pro- to anti-inflammatory immune profile in order to mediate perihematomal edema and improve overall outcomes. As noted, there is discrepancy in the function of the PD-1 pathway in the neuroinflammatory process betwee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and spontaneous ICH, as well as discrepancy within the AIS literature itself. As a result, there is a need for a model of stroke, both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that can be us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pathwa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tual disease state, which includes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and co-morbiditie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of a lowlevel chronic pro-inflammatory state.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 modulation
Sphingosine 1-phosphate (S1P) engagement of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s (S1PR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immune responses. In vivo, sphingosine is phosphorylated by sphingosine kinase 1/2 (Sphk1/2) to S1P, which then binds to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S1PRs. There are five known S1PR subtypes, S1PR1-5. S1PRs1-3 are universally expressed in the immune, cardiovascular, and CNSs. S1PR1, and to a lesser extent S1PR3 and S1PR4, is highly expressed on T and B lymphocytes. S1PR4 is generally found in the hematopoietic and lymphoid tissues. S1PR5 is predominantly found within the CNS white matter [128]. This family of receptors participate in a wide variety of biologic processes, including leukocyte recirculation, cellular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morphologic changes, cellular motility, endothelial cell function, vascular regulation, and cardiovascular and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129].
The role of the S1P/S1PR axis in the control of T cell retention in lymph nodes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130]. In naïve T cells, S1PR1 expression directs lymphocyte egress from lymph nodes in responses to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1P ligand present at exit sites [131]. Following T cell activation, S1PR1 expression is transiently decreased, inhibiting egr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Upon re-expression of S1PR1, activated T cells leave to traffic to sites of infection/inflammation [131]. S1P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ulating Treg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S1P binding has been reported to inhibit differentiation into Treg cells as well as decrease suppressive activity [132], making this pathway an important potential contributor to the immune response following CNS damage.
Fingolimod (FTY720) is a structural analogue of phosphorylated sphingosine. It acts as a S1PR modulator and functions to regulate various cellular responses, including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128]. It binds with a high affinity to the following S1PR subtypes: S1PR1, S1PR3, S1PR4, and S1PR5 [128]. Fingolimod is an oral immunomodulatory agent approv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relapsing-remitting MS, in which it has been shown to reduce relapses and limit loss of brain volume [133-135]. The classic mechanism of fingolimod is based on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 cell retention and egress. It acts as a functional antagonist at S1PR1, causing internaliz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this receptor and removing the lymphatic S1P gradient necessary for lymphocyte egress, thereby reducing the overall number of inflammatory cells migrating to the CNS [136]. Based on the high expression of S1PRs in the CNS, a new aspect of fingolimod function is emerging, focusing on direct neurologic cellular modulation. It has been found to easily cros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in its unphosphorylated form, where it is then phosphorylated by endogenous CNS Sphk2 [128]. Once phosphorylated, it is postulated that fingolimod has the capacity to influence the function of CNS biology by reducing astrogliosis and demyelination [137].
S1PRs are widely expressed on all cell lines in the CNS, although the level of receptor subtype expression varies based on cell type, and in the case of microglia, their state of activation [138]. In the ramified state, microglia express S1P receptors 1, 2, 3, and 5, with S1PR1 expression being the dominant receptor type [128]. S1P signaling is essential in key neuron specific functions such as the regulation of transmitter release and the proliferation and survival of neurons and glia [139].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Sphk1 plays a critical part in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es mediated by TNF-α in immune cells [140]. In vitro, once microglia have been activated, S1P has been noted to amplify the rel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with the suppression of Sphk1, there was suppression of TNF-α, IL-1β, and iNOS gene expression [141]. This was confirmed in vitro with the binding of S1PRs with fingolimod, which downregulated the pro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promoted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and release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The effect on gene expression was also shown to be dose-dependent [142,143].
In addition to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and chemoattractant molecule gene expression, functional antagonism of the S1PRs with fingolimod may also limit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activated microglia by polarizing microglia to the M2 phenotype, which suggests that S1P could be involved in the activation of the JAK/STAT3 cascade that i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M2 polarization (Figure 4) [144]. Additionally,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has been perform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effects of fingolimo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fingolimod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critical transcription factors, most importantly STAT1, thereby suppressing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M1 phenotype) [145]. The effect of fingolimod on microglial activation was confirmed in vivo in MS patients, where serial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maging was performed, showing decreased microglial activation at the sites of focal inflammatory lesions [146].
[图 Figure 4.] Fingolimod’s proposed anti-inflammatory functions. (A) The sphingosine 1-phosphate (S1P) and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 1 (S1PR1) interactions on lymphocytes are key for exiting the lymph nodes. In the inactivated state, S1PR1 undergoes cyclical expression on circulating T cells. In the blood and lymph, S1PRs are typically downregulated in the presence of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S1P. When the T cells circulate within the lymph nodes, S1PR expression is upregulated in the setting of low S1P concentrations. If an appropriate antigen is not encountered, T cells will exit, following the gradient of S1P. In the setting of fingolimod, the receptors internalize and are degraded. This prevents the sensing of the S1P gradient, thereby preventing the egress of the T cells. (B)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1PR1 is noted to be expressed in high concentrations on microglia. It is proposed that fingolimod increases the expression and phosphorylation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and inhibiting STAT1, potentiating the polarization the M2 phenotype. IFN-γ, interferon-γ; JAK, Janus kinase; IL-10, interleukin 10.
Based on literature showing fingolimod and its protective effects on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heart, liver, and kidney [147,148], several groups hypothesized a potential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fingolimod in the setting of cerebral ischemia. It showed a neuroprotective effect after MCAO in the rat model with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infarct volume, improved overall neurologic scores at 24 and 72 hours [149] and fewer activated neutrophils and microglia/macrophages [150]. Based on this preclinical evidence, two small human pilot studies were recently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fingolimod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s. Their clinical results mirrored those seen in animal models, with reduced infarct size and improved clinical outcomes [151].
Beyond ischemic insults, fingolimod has also been shown to potential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eperfusion hemorrhage in the setting of delayed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administration via enhancement of the BBB integrity [152]. In light of this evidence, Lu et al. [153] studied the effects of fingolimod in the setting of ICH in the mouse model. It was found that fingolimod significantly reduced perihematomal edema, apoptosis, and associated brain atrophy, but they did not find a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inflammatory cells between the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153]. However, Rolland et al. [154] found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hematogenous and intracerebral lymphocytes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y also fou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IFN-γ, and IL-17 at 72 hours. At 8 and 10 weeks post-ICH, treated rats were noted to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spatial and motor learning deficits, brain atrophy, and neuronal cell loss [154]. In experimental ICH models, selective S1PR1 immunomodulation led to significant attenuation of neurologic deficits and improved post-ICH survival. Overall lesion volume was reduced. Decreased edema and midline shift were not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ost likely due to the resultant reduced counts of microglia and T cells with associated decreased pro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and TNF-α [155].
A small clinical pilot study of fingolimod in ICH patients also exhibited radiographic evidence of smaller perihematomal edem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neurologic impairment and improvement in Glasgow Coma Scale by day 7; and at 3 month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fingolimod-treated patients achieved full neurologic recovery.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adverse event rates between the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s [156].
Summary and future directions
Given the devastating nature of ICH, there has been increased interest in treating both the primary ICH and resultant cerebral edema.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components of inflammation are involved in post-hemorrhagic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nd are key components to the overall outcome of ICH. However, as mentioned previously, much of the current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surrounding ICH has been gleaned from healthy, young male murine models with normal immune responses. Given that age and specific medical co-morbiditi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ontaneous ICH, we must develop ICH animal models that better mimic the clinical disease, as these factors may affect the inflammatory pathways and the switch from the pro-inflammatory to anti-inflammatory state. Additio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current animal models do not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sex and the likely hormonal influences on the inflammatory pathways, warranting future investigations in both male and female animal models. In order to improve on the translation of preclinical findings into effective therapeutic targets, we are currently investigating the utility of the hypertensive transgenic rat line TGR (mREN2) [27] in conjunction with autologous blood injection to simulate ICH. These animals overexpress renin and become chronically severely hypertensive around week 12. As they age, they also develop the other hallmarks of metabolic syndrome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and dyslipidemia) and end organ changes (heart failure, chronic renal failure) [157]. As we are discovering the importance of inflammation in these chronic conditions, we are now discovering that the different factors in metabolic syndrome most likely represent a chronic low-level inflammatory state [158]. As such, we believe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se chronic conditions in an animal model may yiel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ICH.
Translation of preclinical findings to the clinical setting remains challenging, in part due to current ICH animal models’ limitations and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is complex disease.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pro- and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s that may be leveraged in the treatment of ICH. With the advancement in surgical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s allowing for safe evacuation of the hematoma, it is possible to define the immune cell populations and phenotypes in ICH patients and follow their inflammatory profiles over time, ultimately correlating the change from pro- to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s with long-term functional stat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inflammation to clinical outcomes and utilize therapeutic targets to drive this change. Modulation of described and new pathways as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s, such as S1PR and PD-1/PD-L1, and the optimal timing for intervention to mitigate the inflammatory cascade surrounding ICH prove hopeful to improve patients’ functional outcomes.
Footnotes
References
References
- 1.Qureshi AI, Mendelow AD, Hanley DF.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Lancet. 2009;373:1632–1644. doi: 10.1016/S0140-6736(09)60371-8.
- 2.van Asch CJ, Luitse MJ, Rinkel GJ, van der Tweel I, Algra A, Klijn CJ. Incidence, case fatality, and functional outcome of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over time, according to age, sex, and ethnic orig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Neurol. 2010;9:167–176. doi: 10.1016/S1474-4422(09)70340-0.
- 3.Fogelholm R, Murros K, Rissanen A, Avikainen S. Long term survival after primary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a retrospective population based study.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5;76:1534–1538. doi: 10.1136/jnnp.2004.055145.
- 4.Writing Group Members, Lloyd-Jones D, Adams RJ, Brown TM, Carnethon M, Dai S, et al.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10 update: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0;121:e46–e215.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09.192667.
- 5.Qureshi AI, Suri MF, Nasar A, Kirmani JF, Ezzeddine MA, Divani AA, et al. Changes in cost and outcome among US patients with stroke hospitalized in 1990 to 1991 and those hospitalized in 2000 to 2001. Stroke. 2007;38:2180–2184. doi: 10.1161/STROKEAHA.106.467506.
- 6.Adeoye O, Broderick JP.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Nat Rev Neurol. 2010;6:593–601. doi: 10.1038/nrneurol.2010.146.
- 7.Xi G, Keep RF, Hoff JT. Mechanisms of brain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Lancet Neurol. 2006;5:53–63. doi: 10.1016/S1474-4422(05)70283-0.
- 8.Ariesen MJ, Claus SP, Rinkel GJ, Algra A. Risk factors fo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Stroke. 2003;34:2060–2065. doi: 10.1161/01.STR.0000080678.09344.8D.
- 9.Broderick JP, Brott TG, Duldner JE, Tomsick T, Huster G. Volume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powerful and easy-touse predictor of 30-day mortality. Stroke. 1993;24:987–993. doi: 10.1161/01.str.24.7.987.
- 10.Hemphill JC, 3rd, Greenberg SM, Anderson CS, Becker K, Bendok BR, Cushman M,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2015;46:2032–2060. doi: 10.1161/STR.0000000000000069.
- 11.Mould WA, Carhuapoma JR, Muschelli J, Lane K, Morgan TC, McBee NA,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plus recombinant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vacuation decreases perihematomal edema. Stroke. 2013;44:627–634. doi: 10.1161/STROKEAHA.111.000411.
- 12.Mendelow AD, Gregson BA, Rowan EN, Murray GD, Gholkar A, Mitchell PM, et al. Early surgery versus initial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supratentorial lobar intracerebral haematomas (STICH II): a randomised trial. Lancet. 2013;382:397–408. doi: 10.1016/S0140-6736(13)60986-1.
- 13.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Plus Rt-PA for ICH Evacuation Phase III (MISTIE-III) ClinicalTrials.gov. https://ClinicalTrials.gov/show/NCT01827046. 2019. Accessed November 27, 2019.
- 14.MIND: Artemis in the Removal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linicalTrials.gov. https://ClinicalTrials.gov/show/NCT03342664.2019.2019. Accessed November 27, 2019.
- 15.ENRICH: Early MiNimally-invasive Removal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ENRICH) ClinicalTrials.gov. https://ClinicalTrials.gov/show/NCT02880878. 2019. Accessed November 27, 2019.
- 16.Wang J, Doré S. 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7;27:894–908. doi: 10.1038/sj.jcbfm.9600403.
- 17.Babu R, Bagley JH, Di C, Friedman AH, Adamson C. Thrombin and hemin as central factors in the mechanism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nd as potential targets for intervention. Neurosurg Focus. 2012;32:E8. doi: 10.3171/2012.1.FOCUS11366.
- 18.Zhou Y, Wang Y, Wang J, Anne Stetler R, Yang QW. Inflammation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from mechanisms to clinical translation. Prog Neurobiol. 2014;115:25–44. doi: 10.1016/j.pneurobio.2013.11.003.
- 19.Wang J.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on 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rog Neurobiol. 2010;92:463–477. doi: 10.1016/j.pneurobio.2010.08.001.
- 20.Aronowski J, Zhao X. Molecular pathophysiology of cerebral hemorrhag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Stroke. 2011;42:1781–1786. doi: 10.1161/STROKEAHA.110.596718.
- 21.Keep RF, Hua Y, Xi G.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mechanisms of injury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Lancet Neurol. 2012;11:720–731. doi: 10.1016/S1474-4422(12)70104-7.
- 22.Lawson LJ, Perry VH, Dri P, Gordon S. Heterogeneity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morphology of microglia in the normal adult mouse brain. Neuroscience. 1990;39:151–170. doi: 10.1016/0306-4522(90)90229-w.
- 23.Xiong XY, Liu L, Yang QW.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microglia/macrophages in neuroinflammation and neurogenesis after stroke. Prog Neurobiol. 2016;142:23–44. doi: 10.1016/j.pneurobio.2016.05.001.
- 24.Boche D, Perry VH, Nicoll JA. Review: activation patterns of microglia and their identification in the human brain. Neuropathol Appl Neurobiol. 2013;39:3–18. doi: 10.1111/nan.12011.
- 25.Salter MW, Beggs S. Sublime microglia: expanding roles for the guardians of the CNS. Cell. 2014;158:15–24. doi: 10.1016/j.cell.2014.06.008.
- 26.Mosser DM, Edwards JP. Exploring the full spectrum of macrophage activation. Nat Rev Immunol. 2008;8:958–969. doi: 10.1038/nri2448.
- 27.Wake H, Moorhouse AJ, Miyamoto A, Nabekura J. Microglia: actively surveying and shaping neuronal circuit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rends Neurosci. 2013;36:209–217. doi: 10.1016/j.tins.2012.11.007.
- 28.Haynes SE, Hollopeter G, Yang G, Kurpius D, Dailey ME, Gan WB, et al. The P2Y12 receptor regulates microglial activation by extracellular nucleotides. Nat Neurosci. 2006;9:1512–1519. doi: 10.1038/nn1805.
- 29.Mildner A, Huang H, Radke J, Stenzel W, Priller J. P2Y(12) receptor is expressed on human microglia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throughout development and is sensitive to neuroinflammatory diseases. Glia. 2017;65:375–387. doi: 10.1002/glia.23097.
- 30.Ransohoff RM, Perry VH. Microglial physiology: unique stimuli, specialized responses. Annu Rev Immunol. 2009;27:119–145. doi: 10.1146/annurev.immunol.021908.132528.
- 31.Hidetoshi TS, Makoto T, Inoue K. P2Y receptors in microglia and neuroinflammation. Wiley Interdiscip Rev Membr Transp Signal. 2012;1:493–501.
- 32.Mracsko E, Veltkamp R. Neuroinflamm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Front Cell Neurosci. 2014;8:388. doi: 10.3389/fncel.2014.00388.
- 33.Taylor RA, Sansing LH. Microglial responses after ischemic stroke and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lin Dev Immunol. 2013;2013:746068. doi: 10.1155/2013/746068.
- 34.Kanazawa M, Ninomiya I, Hatakeyama M, Takahashi T, Shimohata T. Microglia and monocytes/macrophages polarization reveal novel therapeutic mechanism against stroke. Int J Mol Sci. 2017;18:E2135. doi: 10.3390/ijms18102135.
- 35.Zhao H, Garton T, Keep RF, Hua Y, Xi G. Microglia/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ransl Stroke Res. 2015;6:407–409. doi: 10.1007/s12975-015-0428-4.
- 36.Hu X, Leak RK, Shi Y, Suenaga J, Gao Y, Zheng P, et al. Microglial an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new prospects for brain repair. Nat Rev Neurol. 2015;11:56–64. doi: 10.1038/nrneurol.2014.207.
- 37.Hu X, Li P, Guo Y, Wang H, Leak RK, Chen S, et al. Microglia/macrophage polarization dynamics reveal novel mechanism of injury expansion after focal cerebral ischemia. Stroke. 2012;43:3063–3070. doi: 10.1161/STROKEAHA.112.659656.
- 38.Lan X, Han X, Li Q, Yang QW, Wang J. Modulators of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Nat Rev Neurol. 2017;13:420–433. doi: 10.1038/nrneurol.2017.69.
- 39.Zhang Z, Zhang Z, Lu H, Yang Q, Wu H, Wang J. Microglial polarization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ol Neurobiol. 2017;54:1874–1886. doi: 10.1007/s12035-016-9785-6.
- 40.Eggen BJ, Raj D, Hanisch UK, Boddeke HW. Microglial phenotype and adaptation. J Neuroimmune Pharmacol. 2013;8:807–823. doi: 10.1007/s11481-013-9490-4.
- 41.Wu J, Yang S, Xi G, Song S, Fu G, Keep RF, et 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brain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cta Neurochir Suppl. 2008;105:59–65. doi: 10.1007/978-3-211-09469-3_13.
- 42.Gomez-Nicola D, Perry VH. Microglial dynamics and role in the healthy and diseased brain: a paradigm of functional plasticity. Neuroscientist. 2015;21:169–184. doi: 10.1177/1073858414530512.
- 43.Varnum MM, Ikezu T.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croglial activation phenotypes on neurodegen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brain. Arch Immunol Ther Exp (Warsz) 2012;60:251–266. doi: 10.1007/s00005-012-0181-2.
- 44.da Fonseca AC, Matias D, Garcia C, Amaral R, Geraldo LH, Freitas C, et al. The impact of microglial activation on bloodbrain barrier in brain diseases. Front Cell Neurosci. 2014;8:362. doi: 10.3389/fncel.2014.00362.
- 45.Yang S, Chen Y, Deng X, Jiang W, Li B, Fu Z, et al. Hemoglobininduced nitric oxide synthase overexpression and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contribute to blood-brain barrier disruption in the rat. J Mol Neurosci. 2013;51:352–363. doi: 10.1007/s12031-013-9990-y.
- 46.Liu DZ, Ander BP, Xu H, Shen Y, Kaur P, Deng W, et al. Bloodbrain barrier breakdown and repair by Src after thrombin-induced injury. Ann Neurol. 2010;67:526–533. doi: 10.1002/ana.21924.
- 47.Yao Y, Tsirka SE. Chemokines and their receptors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ransl Stroke Res. 2012;3(Suppl 1):70–79. doi: 10.1007/s12975-012-0155-z.
- 48.Starossom SC, Mascanfroni ID, Imitola J, Cao L, Raddassi K, Hernandez SF, et al. Galectin-1 deactivates classically activated microglia and protects from inflammation-induced neurodegeneration. Immunity. 2012;37:249–263. doi: 10.1016/j.immuni.2012.05.023.
- 49.Saijo K, Glass CK. Microglial cell origin and phenotypes in health and disease. Nat Rev Immunol. 2011;11:775–787. doi: 10.1038/nri3086.
- 50.Franco R, Fernández-Suárez D. 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Prog Neurobiol. 2015;131:65–86. doi: 10.1016/j.pneurobio.2015.05.003.
- 51.Teng W, Wang L, Xue W, Guan C. Activation of TLR4-mediated NFκB signaling in hemorrhagic brain in rats. Mediators Inflamm. 2009;2009:473276. doi: 10.1155/2009/473276.
- 52.Lin S, Yin Q, Zhong Q, Lv FL, Zhou Y, Li JQ, et al. Heme activates TLR4-mediated inflammatory injury via MyD88/TRIF signaling pathway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J Neuroinflammation. 2012;9:46. doi: 10.1186/1742-2094-9-46.
- 53.Sansing LH, Harris TH, Welsh FA, Kasner SE, Hunter CA, Kariko K. Toll-like receptor 4 contributes to poor outcom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n Neurol. 2011;70:646–656. doi: 10.1002/ana.22528.
- 54.Fang H, Wang PF, Zhou Y, Wang YC, Yang QW. Toll-like receptor 4 signaling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inflammation and injury. J Neuroinflammation. 2013;10:27. doi: 10.1186/1742-2094-10-27.
- 55.Zhao X, Zhang Y, Strong R, Zhang J, Grotta JC, Aronowski J. Distinct pattern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alterations in NF-kappaB subunit, iNOS, and COX-2 expression. J Neurochem. 2007;101:652–663. doi: 10.1111/j.1471-4159.2006.04414.x.
- 56.Chhor V, Le Charpentier T, Lebon S, Oré MV, Celador IL, Josserand J,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phenotype markers and neuronotoxic potential of polarised primary microglia in vitro. Brain Behav Immun. 2013;32:70–85. doi: 10.1016/j.bbi.2013.02.005.
- 57.Yang J, Ding S, Huang W, Hu J, Huang S, Zhang Y, et al. Interleukin-4 ameliorates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rough the alternativ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macrophage. Front Neurosci. 2016;10:61. doi: 10.3389/fnins.2016.00061.
- 58.Husemann J, Loike JD, Anankov R, Febbraio M, Silverstein SC. Scavenger receptors in neurobiology and neuropathology: their role on microglia and other cells of the nervous system. Glia. 2002;40:195–205. doi: 10.1002/glia.10148.
- 59.Wang G, Wang L, Sun XG, Tang J. Haematoma scavenging in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from mechanisms to the clinic. J Cell Mol Med. 2018;22:768–777. doi: 10.1111/jcmm.13441.
- 60.Zhao X, Sun G, Zhang J, Strong R, Song W, Gonzales N, et al. Hematoma resolution as a target fo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role for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in microglia/macrophages. Ann Neurol. 2007;61:352–362. doi: 10.1002/ana.21097.
- 61.Xu H, Wang Z, Li J, Wu H, Peng Y, Fan L, et al. The polarization states of microglia in TBI: a new paradigm for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Neural Plast. 2017;2017:5405104. doi: 10.1155/2017/5405104.
- 62.Cherry JD, Olschowka JA, O’Banion MK. Neuroinflammation and M2 microglia: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inflamed. J Neuroinflammation. 2014;11:98. doi: 10.1186/1742-2094-11-98.
- 63.Xia CY, Zhang S, Gao Y, Wang ZZ, Chen NH. Selective modulation of microglia polarization to M2 phenotype for stroke treatment. Int Immunopharmacol. 2015;25:377–382. doi: 10.1016/j.intimp.2015.02.019.
- 64.Filardy AA, Pires DR, Nunes MP, Takiya CM, Freire-de-Lima CG, Ribeiro-Gomes FL, et al. Proinflammatory clearance of apoptotic neutrophils induces an IL-12(low)IL-10(high) regulatory phenotype in macrophages. J Immunol. 2010;185:2044–2050. doi: 10.4049/jimmunol.1000017.
- 65.Subramaniam SR, Federoff HJ. Targeting microglial activation states as a therapeutic avenue in parkinson’s disease. Front Aging Neurosci. 2017;9:176. doi: 10.3389/fnagi.2017.00176.
- 66.Liang Z, Wu G, Fan C, Xu J, Jiang S, Yan X, et al. The emerging role of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in cerebral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stroke. Prog Neurobiol. 2016;137:1–16. doi: 10.1016/j.pneurobio.2015.11.001.
- 67.Qin H, Yeh WI, De Sarno P, Holdbrooks AT, Liu Y, Muldowney MT, et al.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3/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3 (STAT3/SOCS3) axis in myeloid cells regulates neuroinflamm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109:5004–5009. doi: 10.1073/pnas.1117218109.
- 68.Lawrence T, Natoli G.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enabling diversity with identity. Nat Rev Immunol. 2011;11:750–761. doi: 10.1038/nri3088.
- 69.Nguyen H, Ramana CV, Bayes J, Stark GR. Roles of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in interferon-gamma-dependent phosphorylation of STAT1 on serine 727 and activ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J Biol Chem. 2001;276:33361–33368. doi: 10.1074/jbc.M105070200.
- 70.Martinez-Nunez RT, Louafi F, Sanchez-Elsner T. The interleukin 13 (IL-13) pathway in human macrophages is modulated by microRNA-155 via direct targeting of interleukin 13 receptor alpha1 (IL13Ralpha1) J Biol Chem. 2011;286:1786–1794. doi: 10.1074/jbc.M110.169367.
- 71.Sheldon KE, Shandilya H, Kepka-Lenhart D, Poljakovic M, Ghosh A, Morris SM., Jr Shaping the murine macrophage phenotype: IL-4 and cyclic AMP synergistically activate the arginase I promoter. J Immunol. 2013;191:2290–2298. doi: 10.4049/jimmunol.1202102.
- 72.Tsai MC, Chen WJ, Tsai MS, Ching CH, Chuang JI. Melatonin attenuates brain contusion-induced oxidative insult, inactivation of 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1, and upregulation of 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3 in rats. J Pineal Res. 2011;51:233–245. doi: 10.1111/j.1600-079X.2011.00885.x.
- 73.Qin H, Holdbrooks AT, Liu Y, Reynolds SL, Yanagisawa LL, Benveniste EN. SOCS3 deficiency promotes M1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inflammation. J Immunol. 2012;189:3439–3448. doi: 10.4049/jimmunol.1201168.
- 74.Koscsó B, Csóka B, Kókai E, Németh ZH, Pacher P, Virág L, et al. Adenosine augments IL-10-induced STAT3 signaling in M2c macrophages. J Leukoc Biol. 2013;94:1309–1315. doi: 10.1189/jlb.0113043.
- 75.Zhao XR, Gonzales N, Aronowski J. Pleiotropic role of PPARγ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 intricate system involving Nrf2, RXR, and NF-κB. CNS Neurosci Ther. 2015;21:357–366. doi: 10.1111/cns.12350.
- 76.Kobayashi K, Imagama S, Ohgomori T, Hirano K, Uchimura K, Sakamoto K, et al. Minocycline selectively inhibits M1 polarization of microglia. Cell Death Dis. 2013;4:e525. doi: 10.1038/cddis.2013.54.
- 77.Wasserman JK, Zhu X, Schlichter LC. Evolution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brain following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effects of delayed minocycline treatment. Brain Res. 2007;1180:140–154. doi: 10.1016/j.brainres.2007.08.058.
- 78.Liddelow S, Barres B. SnapShot: astrocytes in health and disease. Cell. 2015;162:1170–1170. doi: 10.1016/j.cell.2015.08.029.
- 79.Scimemi A. Astrocytes and the warning sign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ic stroke. Neural Plast. 2018;2018:7301623. doi: 10.1155/2018/7301623.
- 80.Jha MK, Lee WH, Suk K. Functional polarization of neuroglia: Implications in neuroinflammation and neurological disorders. Biochem Pharmacol. 2016;103:1–16. doi: 10.1016/j.bcp.2015.11.003.
- 81.Jha MK, Jo M, Kim JH, Suk K. Microglia-astrocyte crosstalk: an intimate molecular conversation. Neuroscientist. 2019;25:227–240. doi: 10.1177/1073858418783959.
- 82.Liddelow SA, Guttenplan KA, Clarke LE, Bennett FC, Bohlen CJ, Schirmer L, et al. Neurotoxic reactive astrocytes are induced by activated microglia. Nature. 2017;541:481–487. doi: 10.1038/nature21029.
- 83.Lively S, Schlichter LC. Age-related comparisons of evolution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rats. Transl Stroke Res. 2012;3(Suppl 1):132–146. doi: 10.1007/s12975-012-0151-3.
- 84.Tejima E, Zhao BQ, Tsuji K, Rosell A, van Leyen K, Gonzalez RG, et al. Astrocytic induc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nd edema in brain hemorrhage.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7;27:460–468. doi: 10.1038/sj.jcbfm.9600354.
- 85.Wang J, Tsirka SE. Neuroprotection by inhibi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in a mouse model of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Brain. 2005;128(Pt 7):1622–1633. doi: 10.1093/brain/awh489.
- 86.Shavit E, Michaelson DM, Chapman J. Anatomical localization of 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1 and protease-mediated neuroglial crosstalk on peri-synaptic astrocytic endfeet. J Neurochem. 2011;119:460–473. doi: 10.1111/j.1471-4159.2011.07436.x.
- 87.Sweeney AM, Fleming KE, McCauley JP, Rodriguez MF, Martin ET, Sousa AA, et al. PAR1 activation induces rapid changes in glutamate uptake and astrocyte morphology. Sci Rep. 2017;7:43606. doi: 10.1038/srep43606.
- 88.Chiu CD, Yao NW, Guo JH, Shen CC, Lee HT, Chiu YP, et al. Inhibition of astrocytic activity alleviates sequela in acute stage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Oncotarget. 2017;8:94850–94861. doi: 10.18632/oncotarget.22022.
- 89.Shichita T, Sakaguchi R, Suzuki M, Yoshimura A. Post-ischemic inflammation in the brain. Front Immunol. 2012;3:132. doi: 10.3389/fimmu.2012.00132.
- 90.Hendrix S, Nitsch R. The role of T helper cells in neuro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J Neuroimmunol. 2007;184:100–112. doi: 10.1016/j.jneuroim.2006.11.019.
- 91.Kivisäkk P, Mahad DJ, Callahan MK, Trebst C, Tucky B, Wei T, et al. Human cerebrospinal fluid central memory CD4+ T cells: evidence for trafficking through choroid plexus and meninges via P-selecti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3;100:8389–8394. doi: 10.1073/pnas.1433000100.
- 92.Arumugam TV, Granger DN, Mattson MP. Stroke and T-cells. Neuromolecular Med. 2005;7:229–242. doi: 10.1385/NMM:7:3:229.
- 93.Yilmaz G, Arumugam TV, Stokes KY, Granger DN. Role of T lymphocytes and interferon-gamma in ischemic stroke. Circulation. 2006;113:2105–2112.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05.593046.
- 94.Hurn PD, Subramanian S, Parker SM, Afentoulis ME, Kaler LJ, Vandenbark AA, et al. T- and B-cell-deficient mice with experimental stroke have reduced lesion size and inflammation.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7;27:1798–1805. doi: 10.1038/sj.jcbfm.9600482.
- 95.Liesz A, Suri-Payer E, Veltkamp C, Doerr H, Sommer C, Rivest S, et al. Regulatory T cells are key cerebroprotective immunomodulators in acute experimental stroke. Nat Med. 2009;15:192–199. doi: 10.1038/nm.1927.
- 96.Zhou K, Zhong Q, Wang YC, Xiong XY, Meng ZY, Zhao T, et al. Regulatory T cells ameliorat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by modulating microglia/macrophage polarization through the IL-10/GSK3β/PTEN axis.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17;37:967–979. doi: 10.1177/0271678X16648712.
- 97.Xue M, Del Bigio MR. Comparison of brain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in three model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adult rats. J Stroke Cerebrovasc Dis. 2003;12:152–159. doi: 10.1016/S1052-3057(03)00036-3.
- 98.Loftspring MC, McDole J, Lu A, Clark JF, Johnson AJ.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leads to infiltration of several leukocyte populations with concomitant pathophysiological changes.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9;29:137–143. doi: 10.1038/jcbfm.2008.114.
- 99.Guo FQ, Li XJ, Chen LY, Yang H, Dai HY, Wei YS, et 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apoptosis in perihematoma region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Zhongguo Wei Zhong Bing Ji Jiu Yi Xue. 2006;18:290–293.
- 100.Iadecola C, Anrather J. The immunology of stroke: from mechanisms to translation. Nat Med. 2011;17:796–808. doi: 10.1038/nm.2399.
- 101.Klebe D, McBride D, Flores JJ, Zhang JH, Tang J. Modulating the immune response towards a neuroregenerative peri-injury milieu after cerebral hemorrhage. J Neuroimmune Pharmacol. 2015;10:576–586. doi: 10.1007/s11481-015-9613-1.
- 102.Luckheeram RV, Zhou R, Verma AD, Xia B. CD4⁺T cells: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s. Clin Dev Immunol. 2012;2012:925135. doi: 10.1155/2012/925135.
- 103.Hwang ES, Szabo SJ, Schwartzberg PL, Glimcher LH. T helper cell fate specified by kinase-mediated interaction of T-bet with GATA-3. Science. 2005;307:430–433. doi: 10.1126/science.1103336.
- 104.Lazarevic V, Chen X, Shim JH, Hwang ES, Jang E, Bolm AN, et al. T-bet represses T(H)17 differentiation by preventing Runx1-mediated activation of the gene encoding RORγt. Nat Immunol. 2011;12:96–104. doi: 10.1038/ni.1969.
- 105.Walker JA, McKenzie ANJ. T(H)2 cell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Nat Rev Immunol. 2018;18:121–133. doi: 10.1038/nri.2017.118.
- 106.Zhu J, Guo L, Watson CJ, Hu-Li J, Paul WE. Stat6 is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for IL-4’s role in Th2 differentiation and cell expansion. J Immunol. 2001;166:7276–7281. doi: 10.4049/jimmunol.166.12.7276.
- 107.Kebir H, Kreymborg K, Ifergan I, Dodelet-Devillers A, Cayrol R, Bernard M, et al. Human TH17 lymphocytes promote bloodbrain barrier disruption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lammation. Nat Med. 2007;13:1173–1175. doi: 10.1038/nm1651.
- 108.Kleinewietfeld M, Hafler DA. The plasticity of human Treg and Th17 cells and its role in autoimmunity. Semin Immunol. 2013;25:305–312. doi: 10.1016/j.smim.2013.10.009.
- 109.Gao L, Lu Q, Huang LJ, Ruan LH, Yang JJ, Huang WL, et al. Transplanted neural stem cells modulate regulatory T, γδ T cells and corresponding cytokine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rats. Int J Mol Sci. 2014;15:4431–4441. doi: 10.3390/ijms15034431.
- 110.Mao LL, Yuan H, Wang WW, Wang YJ, Yang MF, Sun BL, et al. Adoptive regulatory t-cell therapy attenuates perihematomal inflammation in a mouse model of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ell Mol Neurobiol. 2017;37:919–929. doi: 10.1007/s10571-016-0429-1.
- 111.Murray PJ, Wynn TA.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nderstanding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J Leukoc Biol. 2011;89:557–563. doi: 10.1189/jlb.0710409.
- 112.Biswas SK, Mantovani A. Macrophage plasticity and interaction with lymphocyte subsets: cancer as a paradigm. Nat Immunol. 2010;11:889–896. doi: 10.1038/ni.1937.
- 113.Yang Z, Yu A, Liu Y, Shen H, Lin C, Lin L, et al. Regulatory T cells inhibit microglia activation and protect against inflammatory injury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t Immunopharmacol. 2014;22:522–525. doi: 10.1016/j.intimp.2014.06.037.
- 114.Ren X, Akiyoshi K, Vandenbark AA, Hurn PD, Offner H. Programmed death-1 pathway limit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lammation and neurologic deficits in murine experimental stroke. Stroke. 2011;42:2578–2583. doi: 10.1161/STROKEAHA.111.613182.
- 115.Mracsko E, Javidi E, Na SY, Kahn A, Liesz A, Veltkamp R. Leukocyte invasion of the brain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mice. Stroke. 2014;45:2107–2114. doi: 10.1161/STROKEAHA.114.005801.
- 116.Kondo A, Yamashita T, Tamura H, Zhao W, Tsuji T, Shimizu M, et al. Interferon-gamma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induce an immunoinhibitory molecule, B7-H1, via nuclear factor-kappaB activation in blasts in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Blood. 2010;116:1124–1131. doi: 10.1182/blood-2009-12-255125.
- 117.Selenko-Gebauer N, Majdic O, Szekeres A, Höfler G, Guthann E, Korthäuer U, et al. B7-H1 (programmed death-1 ligand) on dendritic cells is involved in the in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 cell anergy. J Immunol. 2003;170:3637–3644. doi: 10.4049/jimmunol.170.7.3637.
- 118.Okazaki T, Chikuma S, Iwai Y, Fagarasan S, Honjo T. A rheostat for immune responses: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PD-1 and their advantage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Nat Immunol. 2013;14:1212–1218. doi: 10.1038/ni.2762.
- 119.Ostrand-Rosenberg S, Horn LA, Haile ST. The programmed death-1 immune-suppressive pathway: barrier to antitumor immunity. J Immunol. 2014;193:3835–3841. doi: 10.4049/jimmunol.1401572.
- 120.Dai S, Jia R, Zhang X, Fang Q, Huang L. The PD-1/PD-Ls pathway and autoimmune diseases. Cell Immunol. 2014;290:72–79. doi: 10.1016/j.cellimm.2014.05.006.
- 121.Jin HT, Ahmed R, Okazaki T. Role of PD-1 in regulating T-cell immunity.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 2011;350:17–37. doi: 10.1007/82_2010_116.
- 122.Lee YJ, Moon YH, Hyung KE, Yoo JS, Lee MJ, Lee IH, et al. Macrophage PD-L1 strikes back: PD-1/PD-L1 interaction drives macrophages toward regulatory subsets. Adv Biosci Biotechnol. 2013;4:19–29.
- 123.Bodhankar S, Chen Y, Vandenbark AA, Murphy SJ, Offner H. PD-L1 enhances CNS inflammation and infarct volume following experimental stroke in mice in opposition to PD-1. J Neuroinflammation. 2013;10:111. doi: 10.1186/1742-2094-10-111.
- 124.Zhao S, Li F, Leak RK, Chen J, Hu X. Regula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through programed death-1/programed death ligand signaling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Front Cell Neurosci. 2014;8:271. doi: 10.3389/fncel.2014.00271.
- 125.Yuan B, Huang S, Gong S, Wang F, Lin L, Su T, et al. Programmed death (PD)-1 attenuates macrophage activation and brain inflammation via regulation of fibrinogen-like protein 2 (Fgl-2)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mice. Immunol Lett. 2016;179:114–121. doi: 10.1016/j.imlet.2016.10.001.
- 126.Han R, Luo J, Shi Y, Yao Y, Hao J. PD-L1 (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rotects against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brain injury. Stroke. 2017;48:2255–2262. doi: 10.1161/STROKEAHA.117.016705.
- 127.Wu J, Sun L, Li H, Shen H, Zhai W, Yu Z, et al. Roles of programmed death protein 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in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rats: selective modulation of microglia polarization to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J Neuroinflammation. 2017;14:36. doi: 10.1186/s12974-017-0790-0.
- 128.Cohen JA, Chun J. Mechanisms of fingolimod’s efficacy and adverse effects in multiple sclerosis. Ann Neurol. 2011;69:759–777. doi: 10.1002/ana.22426.
- 129.Chun J, Hartung HP. Mechanism of action of oral fingolimod (FTY720) in multiple sclerosis. Clin Neuropharmacol. 2010;33:91–101. doi: 10.1097/WNF.0b013e3181cbf825.
- 130.Rosen H, Stevens RC, Hanson M, Roberts E, Oldstone MB. Sphingosine-1-phosphate and its receptors: structure, signaling, and influence. Annu Rev Biochem. 2013;82:637–662. doi: 10.1146/annurev-biochem-062411-130916.
- 131.Baeyens A, Fang V, Chen C, Schwab SR. Exit strategies: S1P signaling and T cell migration. Trends Immunol. 2015;36:778–787. doi: 10.1016/j.it.2015.10.005.
- 132.Garris CS, Blaho VA, Hla T, Han MH. Sphingosine-1-phosphate receptor 1 signalling in T cells: trafficking and beyond. Immunology. 2014;142:347–353. doi: 10.1111/imm.12272.
- 133.Kappos L, Radue EW, O’Connor P, Polman C, Hohlfeld R, Calabresi P, et al. A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oral fingolimod in relapsing multiple sclerosis. N Engl J Med. 2010;362:387–401. doi: 10.1056/NEJMoa0909494.
- 134.Calabresi PA, Radue EW, Goodin D, Jeffery D, Rammohan KW, Reder AT,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fingolimod in patients with relapsing-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 (FREEDOMS II): a double-blind,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Neurol. 2014;13:545–556. doi: 10.1016/S1474-4422(14)70049-3.
- 135.Groves A, Kihara Y, Chun J. Fingolimod: direct CNS effects of sphingosine 1-phosphate (S1P) receptor mod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in multiple sclerosis therapy. J Neurol Sci. 2013;328:9–18. doi: 10.1016/j.jns.2013.02.011.
- 136.Chiba K. FTY720, a new class of immunomodulator, inhibits lymphocyte egress from secondary lymphoid tissues and thymus by agonistic activity at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s. Pharmacol Ther. 2005;108:308–319. doi: 10.1016/j.pharmthera.2005.05.002.
- 137.Lee CW, Choi JW, Chun J. Neurological S1P signaling as an emerging mechanism of action of oral FTY720 (fingolimod) in multiple sclerosis. Arch Pharm Res. 2010;33:1567–1574. doi: 10.1007/s12272-010-1008-5.
- 138.Tham CS, Lin FF, Rao TS, Yu N, Webb M. Microglial activation state and lysophospholipid acid receptor expression. Int J Dev Neurosci. 2003;21:431–443. doi: 10.1016/j.ijdevneu.2003.09.003.
- 139.Okada T, Kajimoto T, Jahangeer S, Nakamura S. Sphingosine kinase/sphingosine 1-phosphate signalling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ell Signal. 2009;21:7–13. doi: 10.1016/j.cellsig.2008.07.011.
- 140.Melendez AJ. Sphingosine kinase signalling in immune cells: potential as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Biochim Biophys Acta. 2008;1784:66–75. doi: 10.1016/j.bbapap.2007.07.013.
- 141.Nayak D, Huo Y, Kwang WX, Pushparaj PN, Kumar SD, Ling EA, et al. Sphingosine kinase 1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nitric oxide in activated microglia. Neuroscience. 2010;166:132–144. doi: 10.1016/j.neuroscience.2009.12.020.
- 142.Noda H, Takeuchi H, Mizuno T, Suzumura A. Fingolimod phosphate promotes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microglia. J Neuroimmunol. 2013;256:13–18. doi: 10.1016/j.jneuroim.2012.12.005.
- 143.Rothhammer V, Kenison JE, Tjon E, Takenaka MC, de Lima KA, Borucki DM, et al.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 modulation suppresses pathogenic astrocyte activation and chronic progressive CNS inflamm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7;114:2012–2017. doi: 10.1073/pnas.1615413114.
- 144.Qin C, Fan WH, Liu Q, Shang K, Murugan M, Wu LJ, et al. Fingolimod protects against ischemic white matter damage by modulating microglia toward M2 polarization via STAT3 pathway. Stroke. 2017;48:3336–3346. doi: 10.1161/STROKEAHA.117.018505.
- 145.Das A, Arifuzzaman S, Kim SH, Lee YS, Jung KH, Chai YG. FTY720 (fingolimod) regulates key target genes essential for 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l cells as defined by high-resolution mRNA sequencing. Neuropharmacology. 2017;119:1–14. doi: 10.1016/j.neuropharm.2017.03.034.
- 146.Sucksdorff M, Rissanen E, Tuisku J, Nuutinen S, Paavilainen T, Rokka J,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fingolimod treatment on microglial activation using serial pet imaging in multiple sclerosis. J Nucl Med. 2017;58:1646–1651. doi: 10.2967/jnumed.116.183020.
- 147.Delbridge MS, Shrestha BM, Raftery AT, El Nahas AM, Haylor JL. Reduction of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the rat kidney by FTY720, a synthetic derivative of sphingosine. Transplantation. 2007;84:187–195. doi: 10.1097/01.tp.0000269794.74990.da.
- 148.Man K, Ng KT, Lee TK, Lo CM, Sun CK, Li XL, et al. FTY720 attenuates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normal and cirrhotic livers. Am J Transplant. 2005;5:40–49. doi: 10.1111/j.1600-6143.2004.00642.x.
- 149.Hasegawa Y, Suzuki H, Sozen T, Rolland W, Zhang JH. Activation of sphingosine 1-phosphate receptor-1 by FTY720 is neuroprotective after ischemic stroke in rats. Stroke. 2010;41:368–374. doi: 10.1161/STROKEAHA.109.568899.
- 150.Wei Y, Yemisci M, Kim HH, Yung LM, Shin HK, Hwang SK, et al. Fingolimod provides long-term protection in rodent models of cerebral ischemia. Ann Neurol. 2011;69:119–129. doi: 10.1002/ana.22186.
- 151.Fu Y, Zhang N, Ren L, Yan Y, Sun N, Li YJ, et al. Impact of an immune modulator fingolimod 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4;111:18315–18320. doi: 10.1073/pnas.1416166111.
- 152.Zhu Z, Fu Y, Tian D, Sun N, Han W, Chang G, et al. Combination of the immune modulator fingolimod with alteplase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pilot trial. Circulation. 2015;132:1104–1112.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5.016371.
- 153.Lu L, Barfejani AH, Qin T, Dong Q, Ayata C, Waeber C. Fingolimod exerts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a mouse model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rain Res. 2014;1555:89–96. doi: 10.1016/j.brainres.2014.01.048.
- 154.Rolland WB, Lekic T, Krafft PR, Hasegawa Y, Altay O, Hartman R, et al. Fingolimod reduces cerebral lymphocyte infiltration in experimental models of roden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xp Neurol. 2013;241:45–55. doi: 10.1016/j.expneurol.2012.12.009.
- 155.Sun N, Shen Y, Han W, Shi K, Wood K, Fu Y, et al. Selective sphingosine-1-phosphate receptor 1 modulation attenuates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troke. 2016;47:1899–1906. doi: 10.1161/STROKEAHA.115.012236.
- 156.Fu Y, Hao J, Zhang N, Ren L, Sun N, Li YJ, et al. Fingolimod for the treat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2-arm proof-of-concept study. JAMA Neurol. 2014;71:1092–1101. doi: 10.1001/jamaneurol.2014.1065.
- 157.Wei Y, Whaley-Connell AT, Chen K, Habibi J, Uptergrove GM, Clark SE, et al. NADPH oxidase contributes to vascular inflammation, insulin resistance, and remodeling in the transgenic (mRen2) rat. Hypertension. 2007;50:384–391. doi: 10.1161/HYPERTENSIONAHA.107.089284.
- 158.Paoletti R, Bolego C, Poli A, Cignarella A. Metabolic syndrome, inflammation and atherosclerosis. Vasc Health Risk Manag. 2006;2:145–152. doi: 10.2147/vhrm.2006.2.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