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化巨噬细胞分泌的 IL-23 驱动 γδT 细胞产生 IL-17,加重脑出血后的继发性损伤
下划线 = 中文容易“变味”或丢信息的词句:红线带编号 = 20 条注释卡(悬停看、点击跳转)。这是王建团队“神经免疫炎症”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它把脑出血后的损伤,第一次完整地写成了一条“细胞与细胞之间传话”的链条。英文原文附于文末
作者:王建(Jian Wang)等(原文署名列于文末英文附录)
出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美国心脏协会杂志)2016;5(10):e004340
DOI:10.1161/JAHA.116.004340 PMID:27729335 PMCID:PMC5121525
译自英文原题:Interleukin-23 Secreted by Activated Macrophages Drives γδT Cell Production of Interleukin-17 to Aggravate Secondary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本页为学习用途的非官方全文中译本,开放获取原文见文末附录。
摘要
神经炎症在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诱导的继发性脑损伤中起关键作用,但外周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与淋巴细胞)的具体角色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巨噬细胞、T 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作为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治疗靶点的潜力。
结果显示,外周巨噬细胞与 T 淋巴细胞先后浸润脑组织:巨噬细胞数量在 ICH 后 1 天达峰,T 淋巴细胞在 4 天后达峰。这两个细胞浸润高峰分别对应白介素(IL)-23 与 IL-17 表达的升高。我们发现,来自血肿的血红蛋白(Hb)通过诱导Toll 样受体(TLR)2/4 异二聚体形成,激活浸润巨噬细胞分泌 IL-23;升高的 IL-23 又刺激 γδT 细胞产生 IL-17,后者作为促炎因子加重模型小鼠的脑水肿与神经功能缺损。最后,我们发现三棱内酯 B(sparstolonin B, SsnB)可通过抑制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改善 ICH 模型小鼠的脑水肿与神经功能缺损;值得注意的是,SsnB 与髓样分化因子 88(MyD88)的 Arg196 位点发生相互作用。
综上,本研究揭示了 IL-23/IL-17 炎症轴在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中的重要性,并因此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
关键词:IL-17、IL-23、脑出血、淋巴细胞、巨噬细胞、TLR2、TLR4
学科分类:脑血管病/卒中、血脑屏障、颅内出血
引言
在中国,ICH 占全部脑血管病的 20%–30%,并且仍是致死的主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尚无特异性治疗。ICH 的损伤包括原发性与继发性两部分:出血后数小时内发生的血肿物理效应(占位效应)及其对邻近组织的扰动,构成原发性打击。清除血肿的潜在获益已在多项临床试验中研究,但未获证实。因此,近年寻找新治疗靶点的努力大多集中在 ICH 继发性损伤的机制上——继发性损伤由水肿、自由基、炎症以及血肿降解产物的直接细胞毒性所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症在 ICH 继发性损伤中起关键作用。ICH 后数分钟内,小胶质细胞即被激活,开始释放大量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破坏血脑屏障(BBB);到较晚阶段,巨噬细胞与淋巴细胞等外周炎症细胞经受损的 BBB 被动员至血肿周围脑组织。浸润的巨噬细胞与 T 淋巴细胞进一步产生促炎因子,加重 ICH 后的脑水肿与神经功能缺损。然而,巨噬细胞与淋巴细胞在 ICH 后如何被激活、又释放何种促炎因子导致后续脑损伤,人们所知甚少。
在损伤脑内释放的促炎因子中,由表达 IL-17 的辅助性 T 细胞(Th17)产生的白介素-17(IL-17)已被证明可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一种多发性硬化的小鼠模型)中引发炎症。研究还表明,活化的巨噬细胞与树突状细胞(DC)释放的 IL-23(由 IL-23p19 与 IL-12p40 两个亚基构成的异二聚体)可诱导 CD4 T 细胞分化为 Th17 细胞,从而产生强烈的炎症反应。这条 IL-23/IL-17 炎症轴已被证明对多种小鼠模型中自身免疫性炎症疾病的发生与进展至关重要,包括 EAE 与胶原诱导性关节炎。此外,T 淋巴细胞响应巨噬细胞来源的 IL-23 而产生 IL-17,被发现在脑梗死的较晚阶段起关键作用。这些数据凸显了 IL-23/IL-17 炎症轴在急性神经炎症反应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巨噬细胞与 T 淋巴细胞、以及 IL-23/IL-17 炎症轴在 ICH 后神经炎症中的角色,仍有待确定。
本研究旨在探索巨噬细胞、T 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在 ICH 所致继发性脑损伤中的作用。我们用已建立的模型在多种基因敲除小鼠品系中诱导 ICH,并研究由此产生的神经炎症反应背后的分子事件。这些实验的结果为理解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所涉神经炎症的机制提供了见解,并为开发 ICH 患者治疗方案提供了新靶点。
材料与方法
动物
雄性 C57BL/6 小鼠,体重 20–24 g,购自第三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中国重庆)。IL-17、IL-23p19、T 细胞受体(TCR)γδ(γδT)与含 TIR 结构域的诱导干扰素-β 的衔接蛋白(TRIF)敲除小鼠(雄性,20–24 g)购自 Jackson Laboratory(美国缅因州巴港)。TLR2、TLR4、髓样分化因子 88(MyD88)与 Rag1 敲除小鼠购自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南京生物医药研究院)。各敲除小鼠均回交至 C57BL/6 背景。TLR2 与 TLR4 小鼠交配获得 TLR2/TLR4 双敲除小鼠(TLR2⁻/⁻TLR4⁻/⁻),并按既往报道以 Western blot 检测脑内 TLR2 与 TLR4 表达以鉴定基因型。全部动物实验遵循《实验动物护理与使用指南》第 8 版(2011)及 ARRIVE 指南。
ICH 模型
本研究使用既往报道的自体血 ICH 模型。小鼠经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80 mg/kg 麻醉后固定于小鼠脑立体定位仪(Stoelting, Wood Dale, IL)。取尾静脉血 20 µL(不加抗凝剂),用微量注射泵(KD Scientific, Holliston, MA)注入尾状核,坐标为前囟前 0.8 mm、右侧 2 mm、深 3.5 mm。术中体温维持 37 °C;小鼠清醒后自由进食饮水。死亡小鼠从研究中剔除。
细胞分离与小鼠过继转移
按既往方法,用小鼠 CD3ε 磁珠试剂盒(Miltenyi Biotec, Cologne, Germany)依厂商说明从野生型(WT)小鼠脾脏分离 CD3 T 淋巴细胞(纯度 >90%)。分离的 CD3 T 淋巴细胞(1×10⁶)在 ICH 前 5 天经静脉回输至 Rag1−/− 小鼠。
骨髓嵌合小鼠
按既往方法,受体小鼠接受两剂(5 Gy)全身照射、间隔 4 小时。照射后经尾静脉注射 1×10⁶ 供体骨髓(BM)细胞。用 Ly5.1 与 Ly5.2 小鼠确认嵌合成功率:照射与骨髓移植后 6 周,照射的 Ly5.2 小鼠血中 >99% 的 CD11b 细胞来源于供体(Ly5.1)。移植后 7 周按上述模型诱导 ICH。
巨噬细胞清除与 CLP 给药
氯膦酸脂质体(CLP)与对照脂质体购自 FormuMax Scientific(Palo Alto, CA),按厂商推荐剂量(0.2 mL/20–25 g)于 ICH 诱导前 1 天与后 1 天腹腔注射。ICH 诱导后 4 天以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 F4/80 巨噬细胞数量,以确认清除效率。
芬戈莫德给药
按既往方法,芬戈莫德(Gilenya;Novartis, East Hanover, NJ)溶于 2% 二甲基亚砜(DMSO)。小鼠分 4 组:假手术组、ICH+溶媒(vehicle)、ICH 前 5 分钟单次腹腔注射芬戈莫德(1 mg/kg)组、以及重复给药组(ICH 前 5 分钟一次,随后连续 3 天每日一次)。假手术组与溶媒组给予等体积 2% DMSO 腹腔注射。
SsnB 给药
我们既往研究显示,三棱内酯 B(SsnB)可剂量依赖性地降低脂多糖诱导的核因子 κB(NF-κB)活性,其半数最大抑制浓度约为 10 µmol/L。体外实验中,SsnB(1、10 或 50 µmol/L)溶于聚乙二醇 400,加入细胞培养基作用 3 小时。体内实验中,于 ICH 诱导后 2 小时经静脉注射 SsnB(1、5 或 10 mg/kg),并采用不同给药方案(每日两次、每日一次或每 2 日一次、连续 3 天)。由于 5 mg/kg 每日一次对 ICH 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的抑制作用最大(数据未显示),故采用该方案(ICH 后 2 小时给药,随后连续 3 天每日一次)检验 SsnB 对 ICH 小鼠的治疗作用。对照组注射等体积溶媒。
细胞培养
按既往描述,从 C57BL/6、TLR2⁻/⁻、TLR4⁻/⁻、TLR2⁻/⁻TLR4⁻/⁻、MyD88⁻/⁻ 与 TRIF⁻/⁻ 小鼠的胫骨与股骨收集骨髓。骨髓细胞经尼龙网过滤后,在含 10% 胎牛血清与 1 µg/mL 小鼠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重组蛋白(eBioscience, San Diego, CA)的 RPMI-1640 培养基中培养 8 天。
HEK-293 细胞
用于转染实验的人胚胎肾(HEK)-293 细胞购自 ATCC(Manassas, VA),培养于含 10% 胎牛血清的高糖 Dulbecco 改良 Eagle 培养基(Life Technologies, Carlsbad, CA)。
实时定量 PCR
按厂商说明(Takara, Dalian, China)使用表 S1 所列引物进行实时定量 PCR。反应条件:95 °C 30 秒;40 个循环(95 °C 30 秒、60 °C 30 秒、72 °C 1 分钟);随后 72 °C 5 分钟。以 2−ΔΔCT 法计算相对于 β-actin 的 mRNA 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
按既往方法,血肿周围组织蛋白经 SDS-PAGE 分离、电转至 PVDF 膜。膜与 IL-23p19 抗体(兔多克隆,1:200,Abcam)或 IL-17 抗体(兔多克隆,1:400,Abcam)4 °C 孵育过夜;次日与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小鼠二抗(1:300;Santa Cruz)25 °C 孵育 1.5 小时。用化学发光检测系统观察蛋白条带。
免疫共沉淀
培养细胞或经流式分选的浸润炎症细胞按既往方法用 RIPA 裂解缓冲液裂解,蛋白提取物与小鼠 TLR2 抗体(1:100,Abcam)、TLR4 抗体(1:100,Abcam)或对照 IgG(1:100,Abcam)4 °C 孵育过夜,再加入未封闭的 protein A 磁珠(1:400,Abcam)作用 2 小时。离心后,免疫沉淀物重悬于 SDS-PAGE 缓冲液,作 Western blot 以定量蛋白表达。
免疫荧光与 TUNEL 染色
免疫荧光染色在脑组织切片(厚 25 µm)与培养的骨髓来源树突状细胞(BMDC)上进行,所用一抗与二抗见表 S2,并以 DAPI(0.5 µg/mL;Roche)复染。染色时以山羊血清封闭,一抗 4 °C 过夜,洗涤后二抗 25 °C 孵育 1 小时。
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 dUTP 缺口末端标记(TUNEL)染色按厂商说明,使用 Roche Molecular Biochemicals(Mannheim, Germany)的原位细胞死亡检测试剂盒完成。
全部染色切片以共聚焦激光显微镜(Leica, Hamburg, Germany)检查。在血肿周围皮层计数阳性细胞:取 3 个感兴趣区(各 0.1 mm²),以其均值表示。图像叠加与对比度、亮度的轻微调整使用 Adobe Photoshop CS3 完成。计数由 3 名对分组信息设盲的受过训练的研究者完成。
流式细胞术
血肿周围组织炎症细胞的制备。按既往方法制备脑细胞单细胞悬液。简言之,在既定时间点,小鼠(n=5–8)经心脏灌注冰冷 PBS 清除血细胞后,分离前脑。取脑组织悬于 RPMI-1640,加入 IV 型胶原酶(1 mg/mL;Sigma)与 DNase I(50 mg/mL,Roche),于 37 °C、180 rpm 摇床消化 45 分钟。随后按既往方法以 37%–70% 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分离炎症细胞,用 RPMI-1640 洗涤后作流式分析。
表面标志与胞内细胞因子染色。按上述 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分离的浸润炎症细胞,用 50 nmol/L 佛波酯(PMA)、1 µg/mL 离子霉素与 1 µmol/L 布雷菲德菌素 A 刺激 5 小时。表面染色使用针对 CD45-APC、CD3-percpcy5.5、CD4-PE/cy7、CD11b-FITC、γδT-PE 与 Gr-1-PE 的荧光标记抗体(均购自 Biolegend),按厂商方案染色 15 分钟。各类炎症细胞按以下标志物表达鉴定:巨噬细胞(CD45high CD11bhigh)、小胶质细胞(CD45int CD11bint)、中性粒细胞(CD45high CD11bhigh Gr-1⁺)、T 淋巴细胞(CD45high CD3⁺)、Th 淋巴细胞(CD45high CD3⁺ CD4⁺)、γδT 淋巴细胞(CD45high CD3⁺ CD4⁻ TCRγδ⁺)。表面染色后重悬于固定缓冲液(eBioscience),按厂商方案以 FITC 标记的 IL-17(Biolegend)作胞内细胞因子染色。
FACS 分析。使用 FACSVerse 分析仪(BD Biosciences)采集数据,以 FlowJo 7.6.1 软件分析。
NF-κB 活性
按既往方法,HEK-293 细胞(1×10⁷)同时转染 NF-κB-荧光素酶报告基因(Addgene 质粒 13642)与含 TLR2-YFP、TLR4-YFP 或 MyD88 的 pcDNA3.1 载体(Addgene 质粒 13016、13018、13026),均融合黄色荧光蛋白(YFP)。MyD88 的 Arg196 突变按既往方法构建。共转染 48 小时后,细胞在指定条件下刺激 12 小时,随后裂解,用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E1910,Promega)测定报告基因活性。
液相色谱–质谱
ICH 后 4 天,WT 小鼠经静脉注射 SsnB(5 mg/kg,溶于聚乙二醇 400),对照组注射等体积溶媒。注射后 10、20、30 分钟取脑组织,用液相色谱–质谱(LC-MS,6410B Triple Quad LC/MS,Agilent)测定 SsnB 含量。
脑含水量(BWC)
按既往方法于 ICH 后测定脑含水量。简要而言,用滤纸吸去脑组织表面水分,去除小脑与对侧半球;立即在电子分析天平上称取湿重,100 °C 干燥 24 小时后称取干重。BWC(%)=(湿重−干重)/湿重×100%。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
按既往报道采用多项行为学测试评价神经功能缺损。由两名对动物分组设盲的受过训练的研究者评分,每只小鼠的最终分数为各子项得分的均值。
统计分析
全部统计检验使用 SPSS 18.0 完成,数据以均值±标准误表示。两组与 ≥3 组间差异分别采用非参数检验、Student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后 Scheffe 事后检验;多因素作用以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研究。所有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外周炎症细胞的浸润及其在 ICH 后继发性损伤中的作用
在 WT C57BL/6 小鼠诱导 ICH 后,我们用 FACS 分析出血侧半球内不同类型炎症细胞数量的时序变化。小胶质细胞与巨噬细胞按 CD45 与 CD11b 染色的荧光强度设门:取 CD45high 群进一步分析 CD3 与 CD4 表达,再取 CD45high CD3⁺ 细胞进一步分析 γδT 表达(图 S1)。我们观察到,CD45⁺ 细胞(图 A)、其中 T 淋巴细胞(CD3⁺ 细胞;图 B)、CD4⁺ T 淋巴细胞(图 C)与 γδT 淋巴细胞(图 D)的绝对数量均在 ICH 后第 4 天达峰,而巨噬细胞数量在第 1 天达峰(图 E);相反,ICH 后小胶质细胞数量未见变化(图 F)。免疫荧光染色印证了流式结果:ICH 后 F4/80⁺(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图 G)与 CD3⁺ 细胞(T 淋巴细胞;图 H)沿着血肿周围区域分布。
图 1 小鼠 ICH 后巨噬细胞与 T 淋巴细胞的浸润。A–F:ICH 后第 1、4、7 天出血半球内不同类型炎症细胞绝对数量的时序变化;数据来自 6 只小鼠混合样本,实验重复 3 次;*P<0.05、**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G:代表性荧光显微图像显示 ICH 后第 1 天血肿周围区域浸润的 F4/80⁺ 细胞(蓝 = DAPI,红 = F4/80,标尺 100 µm)。H:代表性荧光显微图像显示 ICH 后第 4 天 CD3⁺ 细胞浸润血肿周围区域(蓝 = DAPI,绿 = CD3,标尺 100 µm)。
由于巨噬细胞绝对数量在 ICH 后第 1 天达峰,我们首先用 CLP 清除外周巨噬细胞,以探究巨噬细胞向脑内浸润是否为 ICH 诱导损伤所必需。该脂质体中氯膦酸封装浓度为 7 mg/mL,按 0.2 mL/20–25 g 剂量全身给药,已被证明可在 24–36 小时内有效清除巨噬细胞。我们确认,首次注射 CLP 后 4 天,ICH 小鼠脾脏中 76.2% 的 F4/80⁺ 巨噬细胞被清除(图 S2)。腹腔注射 CLP 还显著减少了 ICH 后第 1 天与第 4 天脑内浸润的巨噬细胞数量(图 2A),但不影响 T 淋巴细胞的浸润(图 2B)。此外,CLP 注射显著降低了 ICH 小鼠的 NDS(图 2C)与 BWC(图 2D)。这些结果表明,清除巨噬细胞可减轻 ICH 诱导的脑损伤,提示巨噬细胞浸润在 ICH 所致脑损伤中起关键作用。
图 2 巨噬细胞与 T 淋巴细胞在 ICH 诱导的炎症中的作用。A:ICH 后第 1 天与第 4 天浸润巨噬细胞的绝对数量。B:CLP 处理或脂质体(溶媒)处理小鼠 ICH 后第 4 天浸润 T 淋巴细胞的绝对数量;数据来自 5 只小鼠混合样本,实验重复 3 次;**P<0.01(与溶媒组比较)。C:CLP 与溶媒处理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的 NDS;*P<0.05(与溶媒组比较),每组 n=6。D:两组 ICH 后第 1、4、7 天的 BWC;*P<0.05(与溶媒组比较),每组 n=4。E、F:芬戈莫德处理或未处理小鼠 ICH 后第 4 天浸润巨噬细胞(E)与 T 淋巴细胞(F)的绝对数量;*P<0.05(与溶媒组比较)。G:溶媒(DMSO)、芬戈莫德、芬戈莫德+R 处理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的 NDS;*P<0.05(与溶媒组比较),每组 n=6。H:上述三组 ICH 后第 1、4、7 天的 BWC;*P<0.05(与溶媒组比较),每组 n=4。I:WT、Rag1−/−、以及接受 WT 小鼠 CD3⁺ T 淋巴细胞回输的 Rag1−/− 小鼠(WT CD3→Rag1−/−)在 ICH 后第 1、4、7 天的 NDS;#P<0.05(与 WT 比较),*P<0.05(与 Rag1−/− 比较),n=5。J:上述各组 BWC(说明同上)。
接着,我们用芬戈莫德抑制 T 淋巴细胞迁移,以考察 T 淋巴细胞在 ICH 继发性损伤中的作用。在芬戈莫德处理的小鼠,ICH 后第 4 天巨噬细胞浸润未见变化(图 2E),但 T 淋巴细胞浸润显著减少(图 2F)。此外,芬戈莫德处理在 7 天内改善了 WT 小鼠 ICH 所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图 2G)与 BWC(图 2H)。为确认芬戈莫德的保护作用确与外周 T 细胞浸润减少有关,我们向重组激活基因-1 缺陷(Rag1−/−)小鼠过继转移 T 淋巴细胞。首先,Rag1−/− 小鼠在 ICH 后的 NDS(图 2I)与 BWC(图 2J)均低于 WT 小鼠,这与既往实验性缺血性卒中的结果一致。其次,向 Rag1−/− 小鼠转移 WT T 淋巴细胞后,NDS(图 2I)与 BWC(图 2J)升高。这些结果提示,浸润的外周 T 淋巴细胞可加重 ICH 后的继发性脑损伤。
结果 2 Hb 诱导浸润巨噬细胞上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加重 ICH 后继发性损伤
我们既往研究显示,血红蛋白(Hb)通过诱导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促进小胶质细胞活化,进而放大炎症因子产生、加重 ICH 后脑损伤。为确定 Hb 对浸润巨噬细胞是否有类似作用,我们用免疫组化染色观察 ICH 小鼠脑组织血肿周围 F4/80⁺ 细胞上 TLR2 与 TLR4 的共定位(图 3A)。然而 F4/80⁺ 细胞既包括巨噬细胞也包括小胶质细胞,为明确 TLR2 与 TLR4 是否在巨噬细胞上共定位,我们用 Hb(5 µmol/L,3 小时)刺激 BMDC,观察到这些细胞上 TLR2 与 TLR4 共定位(图 3B)。进而,为研究巨噬细胞上 TLR2 与 TLR4 的关联,我们培养 WT 小鼠 BMDC,并分离 ICH 后第 1 天 WT 小鼠脑或脾脏中的巨噬细胞,用免疫共沉淀检测这些细胞中 TLR2 与 TLR4 的共沉淀。在红细胞成分 Hb、血红素(hemin)、胆红素、Fe²⁺ 与 Fe³⁺ 中,只有 Hb 能诱导 TLR2 与 TLR4 共沉淀(图 3C)。免疫共沉淀还显示,Hb 可诱导 ICH 小鼠脑来源巨噬细胞上 TLR2 与 TLR4 共沉淀,但对脾来源巨噬细胞无此作用(图 3D)。这些发现提示,Hb 诱导的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特异发生于脑内巨噬细胞,而不在外周。
图 3 Hb 诱导浸润巨噬细胞上 TLR2/4 异二聚体形成。A:代表性免疫荧光图像显示 ICH 后第 1 天血肿周围组织 F4/80⁺ 细胞中 TLR2 与 TLR4 的共定位(标尺 20 µm)。B:Hb(5 µmol/L)刺激 3 小时后培养 BMDC 中 TLR2 与 TLR4 共定位的代表性图像(标尺 10 µm)。C:以红细胞各成分(Hb、血红素、胆红素、Fe²⁺、Fe³⁺,均 5 µmol/L,3 小时)刺激培养 BMDC 后 TLR2 与 TLR4 的共沉淀(n=3)。D:ICH 后第 1 天脑浸润巨噬细胞与脾脏分离巨噬细胞上 TLR2 与 TLR4 的共沉淀;数据来自 10 只小鼠混合样本,重复 3 次。E:骨髓嵌合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的 NDS;TLR2⁻/⁻/TLR4⁻/⁻ BM→WT 表示将 TLR2/TLR4 双敲除骨髓细胞移植入 WT 小鼠;*P<0.05(与 WT BM→TLR2⁻/⁻/TLR4⁻/⁻ 比较),n=4。F:骨髓嵌合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的脑含水量;*P<0.05(与 WT BM→TLR2⁻/⁻/TLR4⁻/⁻ 比较),n=4。G:代表性免疫荧光图像显示血肿周围区域 βIII-tubulin 与 TUNEL 双阳性细胞;脑切片取自 ICH 后第 4 天(红 = tubulin,绿 = TUNEL,蓝 = DAPI,标尺 20 µm)。H:ICH 后第 4 天 βIII-tubulin 与 TUNEL 双阳性细胞的定量;*P<0.05(与 WT 比较),##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5。
为检验造血细胞(而非脑内固有细胞)上的 TLR2/TLR4 异二聚体是否在 ICH 继发性损伤中起关键作用,我们使用了骨髓嵌合小鼠。与接受 WT 骨髓的 TLR2⁻/⁻/TLR4⁻/⁻ 小鼠相比,接受 TLR2⁻/⁻/TLR4⁻/⁻ 骨髓的 WT 小鼠的 NDS(图 3E)、BWC(图 3F)与凋亡神经元数量(图 3G、3H)均更低。
结果 3 浸润巨噬细胞产生的 IL-23p19 加重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
已知 IL-23p19 在器官特异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的发生与维持中起关键作用。为研究 IL-23p19 与 ICH 所致脑损伤的关系,我们用 Western blot 与实时定量 PCR 检测 ICH 后第 1、4、7 天的 IL-23p19 表达。与假手术对照相比,ICH 小鼠血肿周围组织中 IL-23p19 蛋白(图 4A)与 mRNA(图 4B)水平显著升高,并在 ICH 后第 1 天达峰。为进一步阐明 IL-23p19 的作用,我们比较了 IL-23p19⁻/⁻ 小鼠与 WT 小鼠的 ICH 损伤程度:IL-23p19⁻/⁻ 小鼠在 ICH 后 NDS(图 4C)与 BWC(图 4D)更低、凋亡神经元更少(图 4E、4F)。此外,ICH 后第 4 天 IL-23p19⁻/⁻ 小鼠浸润 CD45⁺ 细胞中 IL-1β 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基因表达显著低于 WT 小鼠(图 4G)。这些结果提示 IL-23p19 参与 ICH 后脑损伤,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受损脑内 IL-23p19 的来源。
图 4 浸润巨噬细胞在 ICH 后脑损伤中产生 IL-23p19。A、B:WT 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血肿周围组织 IL-23p19 的蛋白与 mRNA 表达;*P<0.05、**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6。C:WT 与 IL-23p19⁻/⁻ 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的 NDS;*P<0.05(与 WT 比较),n=6。D:两组脑含水量;*P<0.05,n=6。E:WT 与 IL-23⁻/⁻ 小鼠血肿周围区域 βIII-tubulin 与 TUNEL 双阳性细胞的代表性图像(ICH 后第 4 天,标尺 20 µm)。F:上述双阳性细胞定量;*P<0.05(与 WT 比较),##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5。G:ICH 后第 4 天 WT 与 IL-23p19⁻/⁻ 小鼠浸润 CD45⁺ 细胞中 IL-1β 与 TNF-α 的 mRNA 水平;*P<0.05、**P<0.01(与 WT 比较),##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4。H:WT 小鼠 ICH 后浸润 CD45⁺ 细胞中 IL-23p19 mRNA 表达的时程;以假手术组归一化;**P<0.01,n=5。I: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与其他细胞中 IL-23p19 mRNA 表达;数据来自 5 只小鼠混合样本,以小胶质细胞归一化,重复 3 次;**P<0.01(与小胶质细胞比较)。J:WT 小鼠 BMDC 以不同浓度 Hb(1、5、10 µmol/L)培养 1、3、6 小时后 IL-23p19 mRNA 表达(相对于溶媒处理组)。K:WT、TLR2⁻/⁻、TLR4⁻/⁻、TLR2⁻/⁻TLR4⁻/⁻、MyD88⁻/⁻ 与 TRIF⁻/⁻ BMDC 在 Hb 刺激后 IL-23p19 的表达。
浸润炎症(CD45⁺)细胞的 IL-23p19 mRNA 表达在 ICH 后第 1 天最高(图 4H),与 ICH 后巨噬细胞浸润高峰相对应。将浸润炎症细胞分选为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与“其他”细胞(图 S3)后,发现 IL-23p19 mRNA 主要在巨噬细胞中表达,小胶质细胞与其他细胞中表达很少(图 4I)。此外,与溶媒处理组相比,CLP 小鼠血肿周围组织的 IL-23p19 mRNA 表达明显下降(图 S2C)。这些数据表明,浸润巨噬细胞是小鼠 ICH 后脑内 IL-23p19 的主要来源。
为验证 Hb 是否为 IL-23p19 产生所必需,我们用不同浓度 Hb 培养 BMDC 1、3、6 小时。5 µmol/L Hb 刺激 3 小时产生的 IL-23p19 最多(图 4J),故后续实验采用该浓度与时长。接着我们研究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与 IL-23 产生的关系:Hb 介导的 IL-23p19 表达诱导在 TLR2⁻/⁻ 与 TLR4⁻/⁻ BMDC 中低于 WT BMDC,在 TLR2⁻/⁻TLR4⁻/⁻ BMDC 中更低(图 4K)。
鉴于 MyD88 与 TRIF 是 TLR 信号通路中相互独立的衔接蛋白,它们也可能参与 Hb 介导的 BMDC IL-23p19 表达。我们发现 MyD88⁻/⁻ BMDC 产生的 IL-23p19 少于 WT BMDC(图 4K),而 TRIF⁻/⁻ BMDC 与 WT BMDC 的 IL-23p19 产生相当。这些结果提示,IL-23p19 的表达依赖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且呈 MyD88 依赖方式。
结果 4 ICH 损伤脑内 γδT⁺ T 淋巴细胞产生 IL-17
已知 IL-23 可诱导 CD4⁺ T 细胞分化为 Th17 细胞,且这条 IL-23/IL-17 轴在若干炎症性疾病中起核心作用。因此,我们通过胞内细胞因子染色考察 IL-17 在 ICH 所致脑损伤中的作用,发现在 ICH 后第 4 天血肿周围组织中 IL-17⁺ 细胞富集(图 5A),与 T 淋巴细胞浸润高峰相对应。为考察受损脑内 IL-17 的来源,我们对多种表面标志物作免疫染色并结合胞内细胞因子染色,发现 ICH 后第 4 天血肿周围区域 IL-17 与 CD3 共定位(图 5B),而在 CD11b⁺、βIII-tubulin⁺ 与 GFAP⁺ 细胞中未见(数据未显示),提示 ICH 脑内 IL-17 很可能来源于 T 淋巴细胞,这一结论随后被 FACS 数据进一步确认(图 S4)。对 IL-17⁺CD3⁺ T 细胞上 γδT 与 CD4 表达的流式分析表明,多数产生 IL-17 的 T 淋巴细胞是 CD4⁻γδT⁺ 细胞(图 5C)。
图 5 ICH 后 γδT 细胞产生 IL-17。A:ICH 后第 1、4、7 天以 FACS 鉴定的 IL-17⁺ T 淋巴细胞;数据来自 5 只小鼠混合样本,重复 3 次;*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B:WT 小鼠 ICH 后第 4 天血肿周围区域 CD3⁺ 与 IL-17⁺ 细胞的免疫荧光染色(标尺 20 µm)。C:CD3⁺IL-17⁺ T 细胞上 γδT 与 CD4 表达的流式分析。D、E:WT、IL-17⁻/⁻ 与 IL-23⁻/⁻ 小鼠浸润 T 淋巴细胞中 IL-17⁺ 细胞百分比;**P<0.01(与 WT 比较)。F:WT 与 γδT⁻/⁻ 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的 NDS;*P<0.05(与 WT 比较),n=5。G:两组脑含水量;*P<0.05,n=5。H:ICH 后第 4 天 WT 与 γδT⁻/⁻ 小鼠浸润 CD45⁺ 细胞中 IL-1β 与 TNF-α mRNA 水平;*P<0.05、**P<0.01(与 WT 比较),n=4。
为确认 ICH 脑内 IL-23 表达与 IL-17 产生的关系,我们检测了 IL-23p19⁻/⁻ 小鼠浸润 CD3⁺ T 淋巴细胞中 IL-17⁺ 细胞的百分比。该比例在小鼠中更低(图 5D、5E),提示 IL-23p19 对 ICH 后 IL-17 的产生是必需的。
最后,为验证 γδT 淋巴细胞在 ICH 所致脑损伤中的贡献,我们使用了 γδT⁻/⁻ 小鼠。ICH 后,γδT⁻/⁻ 小鼠的 NDS(图 5F)、BWC(图 5G)以及 IL-1β 与 TNF-α 的 mRNA 表达(图 5H)均显著低于 WT 小鼠。
结果 5 IL-17 在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中起关键作用
为确认 IL-17 表达在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中的重要性,我们检测了 ICH 后小鼠脑内 IL-17 的动态表达:从 ICH 后第 4 天起,IL-17 蛋白(图 6A)与 mRNA(图 6B)均显著升高。接着我们比较 IL-17⁻/⁻ 小鼠与 WT 小鼠的损伤程度:IL-17⁻/⁻ 小鼠的 NDS(图 6C)与 BWC(图 6D)显著更低,凋亡神经元更少(图 6E、6F)。然而,两组对 ICH 的巨噬细胞与 T 淋巴细胞浸润未见差异(图 6G)。尽管如此,ICH 后第 4 天 IL-17⁻/⁻ 小鼠血肿周围组织中 IL-1β 与 TNF-α 的 mRNA 表达显著低于 WT 小鼠(图 6H);其 CD45⁺ 炎症细胞的 IL-1β 与 TNF-α mRNA 表达同样更低(图 6I)。综上,这些发现表明升高的 IL-17 表达加重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虽然 IL-17 缺陷并不伴随炎症细胞浸润减少,但 IL-1β 与 TNF-α 等炎症因子表达的降低可能有助于减轻 ICH 诱导的损伤。
图 6 IL-17 加重 ICH 诱导的脑损伤。A、B:ICH 后第 1、4、7 天血肿周围组织 IL-17 的蛋白与 mRNA 表达;**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5。C:WT 与 IL-17⁻/⁻ 小鼠 NDS;**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5。D:两组脑含水量;**P<0.01,n=5。E:ICH 后第 4 天 WT 与 IL-17⁻/⁻ 小鼠血肿周围 βIII-tubulin 与 TUNEL 双阳性细胞的代表性图像(标尺 20 µm)。F:上述双阳性细胞定量;*P<0.05(与 WT 比较),##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5。G:假手术、WT 与 IL-17⁻/⁻ 小鼠各类细胞(CD45⁺ 细胞、小胶质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的绝对数量。H:ICH 后第 1、4、7 天脑组织 IL-1β 与 TNF-α mRNA 水平。I:ICH 后第 4 天浸润 CD45⁺ 细胞中 IL-1β 与 TNF-α mRNA 水平;*P<0.05、**P<0.01(与 WT 比较),##P<0.01(与假手术组比较),n=5。
结果 6 SsnB 通过破坏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减轻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
由于我们的结果表明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对 ICH 后继发性损伤至关重要,破坏该异二聚体形成可能是治疗 ICH 的潜在策略。我们此前发现,SsnB(一种传统中草药的单体成分,图 S5A)可减轻脂多糖(LPS)诱导的炎症损伤,提示 SsnB 可能抑制 TLR 通路。本研究中,免疫共沉淀表明 SsnB 抑制培养 BMDC 上 TLR2/TLR4 异二聚体的形成(图 7A)。我们进一步检测 SsnB 衍生物的抑制活性:SA3 处理可抑制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而 SsnB 的抑制潜力最大(图 7A)。此外,SsnB 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图 7B),高剂量(50 µmol/L)SsnB 可完全消除 Hb 诱导的异二聚体形成。鉴于 TLR2/TLR4 异二聚体参与 Hb 介导的 IL-23p19 表达,我们检测了 SsnB 处理 BMDC 中的 IL-23p19,观察到其表达下降(图 7C)。
图 7 SsnB 通过破坏 TLR2/4 异二聚体形成减轻 ICH 诱导的继发性损伤。A:在暴露于 5 µmol/L Hb(Ctrl)或 Hb+溶媒/SsnB/衍生物(均 10 µmol/L)的培养 BMDC 中,SsnB/J1 来源化合物的共免疫沉淀(IP,免疫沉淀;IB,免疫印迹;n=5)。B:Hb(5 µmol/L)、SsnB(10 µmol/L)、Hb(5 µmol/L)+SsnB(1、10、20 µmol/L)处理培养 BMDC 后 TLR2/TLR4 异二聚体的 IP(n=4)。C:Hb 活化并给予溶媒或 SsnB(10 µmol/L)的培养 BMDC 中 IL-23p19 mRNA 表达;*P<0.05(与 Hb+溶媒比较),n=3。D:Hb 与 SsnB 处理、并转染或不转染 TLR2/TLR4 的 HEK-293 细胞中 NF-κB 活性;**P<0.01,n=5。E:SsnB 对转染 TLR2-TLR4-MyD88 的 HEK-293 细胞中 Hb 诱导 NF-κB 活性的影响(R196A,MyD88 N 端结构域突变);**P<0.01,NS 为无显著差异,n=5。F:SsnB 处理与未处理 WT 小鼠 ICH 后第 1、4、7 天 NDS;*P<0.05(与溶媒组比较),n=5。G:两组脑含水量;*P<0.05,n=5。H:ICH 后第 4 天 SsnB 处理或未处理 WT 小鼠出血半球 IL-23p19 与 IL-17 mRNA 表达;*P<0.05(与 ICH+溶媒比较),n=5。I:ICH 后第 4 天浸润 CD45⁺ 细胞中 IL-1β 与 TNF-α mRNA 水平;*P<0.05、**P<0.01(与溶媒组比较),n=4。
为检验 SsnB 抑制炎症反应的能力,我们进行了 NF-κB 活性测定。检测前,HEK-293 细胞转染含 TLR2、TLR4 与 MyD88 的 pcDNA3.1。SsnB 显著抑制同时转染 TLR2 与 TLR4 的 HEK-293 细胞中的 NF-κB 活性,而在仅表达 TLR2 或仅表达 TLR4 的细胞中活性未变(图 7D)。这些结果表明,SsnB 是通过阻断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来抑制 NF-κB 活性。此外,与表达 MyD88 的对照 HEK-293 细胞相比,不表达 MyD88 的细胞中 NF-κB 活性显著降低(图 7E)。这一发现确认 MyD88 对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必不可少,SsnB 的抑制作用可能与 MyD88 有关。我们既往研究证明,MyD88 的 Arg196 残基突变可阻断 TLR2/TLR4 二聚化;结合本研究结果,提示 MyD88 上的 Arg196 残基可能是 SsnB 的作用位点。突变实验支持这一推测:向表达正常 MyD88 的 HEK-293 细胞加入 SsnB 时 NF-κB 活性显著受抑;而在表达突变型 MyD88 的细胞中,无论是否加入 SsnB,NF-κB 活性均显著受抑、且两者无显著差异(图 7E)——也就是说,突变本身已经“关掉了开关”,SsnB 便无从再关一次。
为进一步考察 SsnB 治疗是否对 ICH 模型小鼠有益,我们首先检测了 SsnB 透过 BBB 的能力:LC-MS 确实在 ICH 小鼠脑内检出了 SsnB(图 S6)。随后评估 SsnB 对小鼠 ICH 诱导损伤的作用:在 ICH 后 2 小时静脉注射 SsnB(5 mg/kg),随后连续 3 天每日一次。与溶媒处理相比,SsnB 处理降低了 NDS(图 7F)、BWC(图 7G),并降低了 IL-23p19、IL-17(图 7H)、IL-1β 与 TNF-α(图 7I)等促炎因子的表达。此外,SsnB 对 ICH 前后的直肠温度与外周白细胞计数均无影响(表 S3),提示 SsnB 治疗未增加继发感染风险。综上,我们的数据表明 SsnB 显著抑制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并减轻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
讨论
负责神经炎症的外周炎症细胞在 ICH 后的继发性脑损伤中起重要作用,但其确切角色与机制仍未阐明。本研究结果显示,浸润的巨噬细胞与 γδT 细胞可加重 ICH 后的继发性损伤。我们发现:(1)来自血肿的 Hb 可通过诱导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激活浸润巨噬细胞分泌 IL-23;(2)活化巨噬细胞来源的 IL-23 可驱动 γδT 细胞产生 IL-17,进一步加重 ICH 后的神经炎症与继发性损伤;(3)SsnB 可通过破坏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减轻 ICH 的继发性脑损伤。综上,这些发现揭示了 ICH 所致继发性脑损伤中神经炎症的机制,并为开发新的靶向 ICH 治疗提供了新见解。
我们此前的研究揭示,在 ICH 的超急性期(<6 小时),血肿来源的 Hb 可诱导小胶质细胞上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本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只有血肿来源的 Hb 能在 BMDC 上诱导异二聚体形成,而血红素、胆红素、Fe²⁺ 与 Fe³⁺ 等其他成分对异二聚体形成影响很小。此外,TLR2/TLR4 异二聚体只能在已浸润中枢神经系统的巨噬细胞上检出,在脾脏的外周巨噬细胞上则检不出;这提示该异二聚体的形成可能与中枢神经系统微环境密切相关。最后,与接受 WT 骨髓的 TLR2⁻/⁻/TLR4⁻/⁻ 小鼠相比,接受 TLR2⁻/⁻/TLR4⁻/⁻ 骨髓的 WT 小鼠 NDS、BWC 与凋亡神经元比例均显著降低。因此,外周炎症细胞上的异二聚体比脑内固有小胶质细胞上的异二聚体作用更重要。综上,血肿来源的 Hb 可通过诱导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同时激活小胶质细胞与巨噬细胞,但浸润巨噬细胞在 ICH 所致炎症损伤中可能更为重要。与此一致,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在神经炎症发生时,巨噬细胞的吞噬与炎症潜能高于小胶质细胞。
已有研究表明,源于退变神经元的过氧化物还原酶(peroxiredoxin)可经 TLR2 与 TLR4 信号诱导巨噬细胞释放 IL-23,是脑缺血后炎症的启动因素。我们的数据则首次显示,ICH 后血肿来源的 Hb 通过诱导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激活巨噬细胞释放 IL-23。这一发现提示,Hb 诱导的 TLR2/TLR4 异二聚体启动了 ICH 后的神经炎症。因此,破坏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可能成为一种新的 ICH 治疗策略。
我们的结果——巨噬细胞是出血半球 IL-23 的主要来源、γδT 细胞是 IL-17 的主要来源——与既往若干炎症性疾病研究的结果一致。Shichita 等人显示,IL-23 由浸润巨噬细胞自卒中起始即表达,是小鼠脑缺血迟发期 γδT 细胞产生 IL-17 的必要诱导因素;产生 IL-17 的 γδT 细胞在晚期脑梗死中发挥重要功能,并且是 IL-17 的主要来源,而非 Th17 细胞。另一项近期研究表明,γδT 细胞是 IL-17 的重要来源,并可通过一个放大环路促进 EAE 中 Th17 细胞产生 IL-17。与此相应,本研究中 IL-17 缺陷与 γδT 缺陷小鼠相较 WT 小鼠,脑水肿与神经功能缺损均明显减轻。此外,血肿周围组织中巨噬细胞数量与 IL-23 表达在 ICH 后第 1 天达峰,而 γδT 细胞数量与 IL-17 表达在第 4 天达峰。综上,这些发现提示:巨噬细胞在 ICH 后即刻(急性期,ICH 后 6–24 小时)浸润组织并分泌高水平 IL-23,而 γδT 细胞在 ICH 迟发期(>24 小时)浸润脑组织并释放 IL-17 发挥有害作用。此外,我们观察到 IL-23⁻/⁻ 小鼠在 ICH 后 IL-17⁺ 细胞数量显著减少,进一步表明 IL-17 的产生依赖 IL-23 表达。尽管我们的结果说明 γδT 细胞产生 IL-17 在 ICH 继发性脑损伤中必不可少,但 IL-17 诱导脑损伤的确切作用尚不清楚,IL-17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靶细胞仍不明确。此外,除辅助性 T 细胞之外,还有多种细胞类型能够产生 IL-17,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 ICH 后 2 小时给予 SsnB 可显著减轻与继发性损伤相对应的神经炎症。由于小胶质细胞在 ICH 后数分钟内即被激活,要抑制小胶质细胞上的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似乎很困难;而巨噬细胞是在 ICH 后第一个 24 小时内累积并被激活,这就提供了一个更长的治疗时间窗。我们推测,ICH 后 2 小时给药 SsnB 的临床获益,可能来自抑制巨噬细胞上的异二聚体形成。此外,我们证明 SsnB 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这对抑制 ICH 中的神经炎症很重要。不过,炎症通常被视为双刃剑——使用抗炎药可能增加继发感染的风险。我们发现 SsnB 对 ICH 前后的直肠温度与外周白细胞计数均无影响,提示在本模型中 SsnB 未增加 ICH 后继发感染的机会。因此,SsnB 值得作为 ICH 治疗中一种潜在安全有效的药物接受进一步检验。
结论
本研究表明,ICH 时形成的血肿所释放的 Hb 诱导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从而激活浸润巨噬细胞分泌 IL-23;这种巨噬细胞来源的 IL-23 诱导 γδT 细胞产生 IL-17,后者通过放大促炎因子的分泌,加重小鼠 ICH 后的继发性脑损伤(图 8)。最后,SsnB 可能通过破坏 TLR2/TLR4 异二聚体形成来减轻 ICH 的继发性脑损伤。
图 8 炎症细胞与细胞因子在 ICH 后继发性脑损伤中作用的模式图。在 ICH 超急性期(发病 6 小时内),血红蛋白(Hb)从红细胞释放,通过诱导 TLR2/4 异二聚体形成激活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小胶质细胞释放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促进血脑屏障(BBB)破坏。此后,在 ICH 急性期(发病 6–24 小时),外周血细胞开始浸润血肿周围脑组织;在这一阶段,Hb 通过 TLR2/TLR4 异二聚体激活浸润的巨噬细胞,活化的巨噬细胞产生 IL-23。在 ICH 迟发期(发病 >24 小时),IL-23 诱导 γδT 细胞受体细胞产生 IL-17,造成进一步的脑损伤。
基金与声明
基金来源 本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81525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400974)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4CB541605)资助。
利益声明 无。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附录 · 英文原文
Interleukin‐23 Secreted by Activated Macrophages Drives γδT Cell Production of Interleukin‐17 to Aggravate Secondary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bstract
Neuroinflamm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but the specific roles of peripheral inflammatory cells such as macrophages and lymphocytes remain unknow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macrophages, T lymphocytes, and the cytokines they secrete as potential targets for treating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peripheral macrophages and T lymphocytes successively infiltrated the brain, with macrophage counts peaking 1 day after ICH and T‐lymphocyte counts peaking after 4 days. These peaks in cellular infiltration corresponded to increases in interleukin (IL)‐23 and IL‐17 expression, respectively. We found that hemoglobin from the hematoma activated IL‐23 secretion by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by inducing the formation of toll‐like receptor (TLR) 2/4 heterodimer. This increased IL‐23 expression stimulated γδT‐cell production of IL‐17, which increased brain edema and neurologic deficits in the model mice as a proinflammatory factor. Finally, we found that sparstolonin B (SsnB) could ameliorate brain edema and neurologic deficits in ICH model mice via inhibi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and notably, SsnB interacted with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Arg196.
Together, our results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the IL‐23/IL‐17 inflammatory axis in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and thus provid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ICH treatment.
Keywords: IL‐17, IL‐23,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lymphocyte, macrophage, TLR2, TLR4
Subject Categories: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troke, Blood-Brain Barrier,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ntroductio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accounts for 20% to 30% of all cases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a and remains the leading cause of mortality, largely because there currently is no specific treatment.[1], [2], [3]ICH is associated with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jury. The physical effects of the hematoma (mass effect) and disturbance of the adjacent tissue that occur within hours of the onset of bleeding represent the primary insult.[4]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clot removal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multiple clinical trials but not confirmed.[4], [5], [6] Instead, most recent attempts to identify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have focused on the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ICH‐induced secondary injury, which i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dema, free radicals, inflammation, and direct cellular toxicity of the degradation by products of the hematoma.[4] Increasing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inflamm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injury.[7], [8], [9] Within minutes after ICH, microglia are activated and begin to release large amounts of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to destroy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8], [10] In the later phase, peripheral inflammatory cells such as macrophages and lymphocytes are mobilized to the perihematoma brain tissue through the damaged BBB.[11], [12], [13] The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and T lymphocytes further produce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to exacerbate brain edema and neurologic deficits after ICH.[12], [14]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macrophages and lymphocytes are activated after ICH as well as the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they release to induce the later brain injury.
Among the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released within the injured brain, interleukin (IL)‐17 generated by IL‐17–expressing helper T (Th17) cells has been shown to induce inflammation in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EAE), which is a mouse model of multiple sclerosis.[15], [16] Research has also shown that IL‐23, a heterodimer of the IL‐23p19 and Il‐12p40 subunits, released by activated macrophages and dendritic cells (DCs) can induce differentiation of CD4+ T cells into Th17 cells to generate a major inflammatory reaction.[17], [18] This IL‐23/IL‐17 inflammatory axis has been shown to be essential for the onset and progression of autoimmune inflammatory diseases in multiple mouse models, including EAE[18] and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19] Moreover, the T‐lymphocyte production of IL‐17 in response to macrophage‐derived IL‐23 was found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later stage of brain infarction.[20], [21] These data highlight an important role of the IL‐23/IL‐17 inflammatory axis in the acute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 However, the roles of macrophages and T lymphocytes as well as the IL‐23/IL‐17 inflammatory axis within the neuroinflammation that occurs after ICH remain to be determin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macrophages, T lymphocytes, and the cytokines they secrete in th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caused by ICH. ICH was induced using an established model in various lines of knockout mice, and the molecular events underlying the resulting neuroinflammatory respons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of these experiments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of the neuroinflammation responsible for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and provide new targe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rapies for ICH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imals
Male C57BL/6 mice, weighing 20 to 24 g, were obtained from the Animal Center of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IL‐17−/−, IL‐23p19−/−, T‐cell receptor (TCR) γδ−/− (γδT−/−), and TIR domain‐containing adaptor‐inducing interferon‐β (TRIF)−/− mice (male, 20–24 g) were purchased from the Jackson Laboratory (Bar Harbor, ME). TLR2−/−, TLR4−/−,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MyD88)−/−, and Rag1−/− mice (20–24 g) were obtained from the Model Anim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China). Each knockout mouse model was backcrossed onto the C57BL/6 background. TLR2−/− and TLR4−/− mice were bred to obtain TLR2/TLR4 double‐knockout mice (TLR2−/−/TLR4−/−), and TLR2 and TLR4 expression in mouse brain was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ting to identify the genotype of TLR2−/−/TLR4−/− mice, as previously reported.[22] All anima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8th edition (2011) and ARRIVE (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In Vivo Experiments) guidelines.
ICH Model
A previously reported model of ICH employing autologous blo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23], [24] After mice were anesthetized by intraperitoneal (i.p.) injection of 80 mg/kg phenobarbital, they were fixed on a mouse stereotaxic frame (Stoelting, Wood Dale, IL). Then 20 μL of autologous blood collected from the tail vein and not treated with an anticoagulant was injected into the caudate nucleus using a syringe pump (KD Scientific, Holliston, MA) at 0.8 mm anterior, 2 mm right lateral, and 3.5 mm deep from the bregma. During the procedure, body temperature was kept at 37°C, and the mice had free access to food and water once awake. Mice that die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Cell Isolation and Adoptive Transfer in Mice
Based on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ods,[25] CD3+ T lymphocytes (with a purity >90%)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pleen of wild‐type (WT) mice by following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for the mouse CD3ε microbead kit (Miltenyi Biotec, Cologne, Germany). The isolated CD3+ T lymphocytes (1×107) were transfused back into the Rag1−/− mice intravenously 5 days before ICH.
BM‐Chimeric Mice
According to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ods,[20] recipient mice were given two doses (5‐Gy) of total body radiation 4 hours apart. After irradiation, recipients received an injection of 1×107 donor bone marrow (BM) cells in the tail vein. Ly5.1 and Ly5.2 mice were used to confirm the success rate of chimerism. At 6 weeks after irradiation and BM transplantation, >99% of CD11b+ cells in the blood of irradiated Ly5.2 mice were of the donor (Ly5.1+) origin. ICH was induced in the BM‐chimeric mic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described above at 7 weeks after irradi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Macrophage Depletion and CLP Administration
Clodronate liposomes (CLPs) and control liposomes were purchased from FormuMax Scientific, Inc. (Palo Alto, CA) and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1 day before and 1 day after induction of ICH according to the dosing recommended by the manufacturer (0.2 mL/20–25 g). Four days after induction of ICH, the number of F4/80+ macrophages in the spleen was examined by flow cytometry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macrophage depletion.
Fingolimod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ods,[12], [13] fingolimod (Gilenya;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East Hanover, NJ) was dissolved in 2% dimethyl sulfoxide (DMSO). Mice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sham‐operated, ICH+vehicle (vehicle), ICH+fingolimod (1 mg/kg, i.p.) 5 minutes before ICH (fingolimod), and ICH+repeated fingolimod injection (1 mg/kg, i.p; fingolimod+R, once 5 minutes before ICH and once daily for the next 3 consecutive days after ICH). Both the sham‐ and vehicle‐treated groups received the same volume of 2% DMSO i.p.
SsnB Administration
Our previou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sparstolonin B (SsnB) reduc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activity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and the half‐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of SsnB is ≈10 μmol/L.[26] For in vitro experiments, SsnB (1, 10, or 50 μmol/L) was dissolved in polyethylene glycol 400 and added to the cell culture medium for 3 hours. For in vivo experiments, SsnB was injected intravenously into mice at a dose of 1, 5, or 10 mg/kg at 2 hours after induction of ICH with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protocols (twice a day, once daily, or once every 2 days for 3 successive days). Because a dose of 5 mg/kg once daily achieved the maximum inhibitory effect on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after ICH (data not shown), the protocol (5 mg/kg SsnB injected 2 hours after ICH and once daily for the next 3 consecutive days) was used to test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SsnB on ICH mice. Mic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same volume of vehicle.
Cell Culture
Bone marrow DC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27] BM was collected from the tibias and femurs of C57BL/6, TLR2−/−, TLR4−/−, TLR2−/−/TLR4−/−, MyD88−/−, and TRIF−/− mice. BM cells were passed through a nylon mesh and then cultured for 8 days in RPMI‐1640 medium with 10% fetal calf serum and 1 μg/mL mouse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Recombinant Protein (eBioscience, San Diego, CA).
HEK‐293 cells
Human embryonic kidney (HEK)‐293 cells for use in transfection experiments were obtained from ATCC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Manassas, VA) and cultured in high glucose–containing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 (Life Technologies, Carlsbad, CA) supplemented with 10% fetal bovine serum (Life Technologies).
Real‐Time PCR Analysis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primers listed in Table S1,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akara Biotechnology, Dalian, China). The reaction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95°C for 30 seconds; 40 cycles of 95°C for 30 seconds, 60°C for 30 seconds, and 72°C for 1 minute; followed by 72°C for 5 minutes. The 2−ΔΔCT method was applied to calculate levels of mRNA expression relative to that of β‐actin.
Western Blot Analysis
According to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ods,[22] proteins from perihematoma tissues were resolved by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 and transferred onto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membranes via electroblotting. Membranes were incubated with IL‐23p19 antibody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to IL‐23p19, 1:200, Abcam, Cambridge, UK) or IL‐17 antibody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to IL‐17, 1:400; Abcam) at 4°C overnight, and the next day membranes were incubated with horseradish peroxidase–conjugated goat antimouse secondary antibody (1:300;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Santa Cruz, CA) at 25°C for 1.5 hour. A chemiluminescence detection system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resulting protein bands.
Immunoprecipitation
Cultured cells or infiltrating inflammatory cells sorted by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were lysed in radio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RIPA) lysis buffer as previously described.[22] The extracted protein was then incubated with antibody to mouse TLR2 (1:100, Abcam), TLR4 (1:100, Abcam), or IgG as a control (1:100, Abcam) at 4°C overnight, followed by addition of unblocked protein A beads (1:400, Abcam) for 2 hours. After centrifugation, the immunoprecipitates were resuspended in SDS‐PAGE buffer and subjected to Western blot analysis to quantify protein expression.
Immunofluorescence and TUNEL Staining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performed on brain tissue sections (thickness of 25 μm) and cultured BM–derived DCs (BMDCs) using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antibodies listed in Table S2 as well as 4′‐6‐diamidino‐2‐phenylindole (DAPI; 0.5 μg/mL; Roche, Indianapolis, IN). For staining, samples were blocked with goat serum, incubated with the primary antibodies at 4°C overnight, washed, and then exposed to secondary antibodies at 25°C for 1 hour.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staining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In Situ Cell Death Detection Kit of Roche Molecular Biochemicals (Mannheim, Germany),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ll stained sections were examined using a confocal laser microscope (Leica, Hamburg, Germany). Positively stained cells were counted on the cortex around the hematoma.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within 3 regions of interest, each 0.1 mm2 was expressed as an averaged value. Photomicrograph overlay and mild adjustment of contrast and brightness were achieved using Adobe Photoshop CS3 (Adobe Systems, San Jose, CA). Three trained researchers who were blinded to the grouping information performed the counting.
Flow Cytometry
Prepa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in perihematomal tissues
Single‐cell suspensions of brain cells were prepared as previously described.[28], [29] Briefly, at the designated time points, mice (n=5–8) were perfused transcardially using ice‐cold PBS to clear blood cells before dissection of the forebrain from the cerebellum. The harvested brain tissue was suspended in RPMI‐1640 medium and then digested in a 37°C shaker rotating at 180 rpm for 45 minutes upon addition of type IV collagenase (1 mg/mL; Sigma‐Aldrich, St. Louis, MO) and DNase I (50 mg/mL, Roche). From the brain tissue, inflammatory cells were isolated by 37% to 70% Percoll (GE Healthcare)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as previously described[30] and then washed with RPMI‐1640 prior to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Surface marker and 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
For surface and 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 infiltrating inflammatory cells isolated by Percoll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as described above were stimulated for 5 hours with 50 nmol/L phorbol 12‐myristate 13‐acetate (Sigma‐Aldrich), 1 μg/mL ionomycin (Sigma‐Aldrich), and 1 μmol/L brefeldin A (eBioscience). Surface staining of infiltrating inflammatory cells from ICH brain tissue was performed with fluorescently labeled antibodies to the surface markers CD45‐APC, CD3‐percpcy5.5, CD4‐PE/cy7, CD11b‐FITC, γδT‐PE, and Gr‐1‐PE (all from Biolegend, San Diego, CA)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 (Biolegend) for 15 minutes. Different types of inflammatory cells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expression of specific markers as follows: macrophages (CD45high CD11bhigh), microglia (CD45int CD11bint); neutrophils (CD45high, CD11bhigh, Gr‐1+); T lymphocytes (CD45high CD3+); Th lymphocytes (CD45high CD3+ CD4+); and γδT lymphocytes (CD45high CD3+ CD4− TCRγδ+). After surface staining, the cells were resuspended in Fixation Buffer (eBioscience), and 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 was performed using FITC‐conjugated IL‐17 (Biolegend)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
FACS analysis
FA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a FACSVerse analyzer (BD Biosciences, San Jose, CA),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FlowJo software 7.6.1 (FlowJo, LLC, Ashland, OR).
NF‐κB Activity
According to a previously reported method,[22] HEK‐293 cells (ATCC, 1×107) were transfected with both NF‐κB‐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ddgen.org, plasmids 13642) and pcDNA3.1 vectors containing TLR2‐YFP, TLR4‐YFP, or MyD88 (Addgen.org, plasmids 13016, 13018, and 13026, respectively) and fused to yellow fluorescent protein (YFP). Mutation of the Arg196 of MyD88 was conducted as previously reported.[22] Forty‐eight hours after cotransfection, cells were stimulated under the specified conditions for 12 hours. Cells were subsequently lysed, and reporter gene activity was measured using a Dual Luciferase Assay Reporter System (E1910, Promega, Madison, WI).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Four days after ICH, WT mice were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SsnB at a dose of 5 mg/kg in polyethylene glycol 400, and mic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same volume of vehicle intravenously. Cerebral tissues were sampled at 10, 20, and 3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SsnB levels in the harvested samples were measured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 (6410B Triple Quad LC/MS, Agilent Technologies, Palo Alto, CA).
Brain Water Content
Brain water content (BWC) was measured in mouse cerebral tissues after ICH as previously described.[22] Briefly, the surface water on harvested cerebral tissue samples was blotted with filter paper, and the cerebellum and contra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 were removed. Brain samples were immediately weighed on an electric analytic balance to obtain the wet weight and then dried at 100°C for 24 hours before measurement of the dry weight. BWC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BWC (%)=(wet weight–dry weight)/wet weight×100%.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Multiple behavioral tests were applied to characterize neurological deficits as previously reported.[22], [31] Two trained investigators who were blinded to animal grouping performed the scoring, and the final score for each mouse was obtained by calculating the mean scores for the subscales.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statistical test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18.0 software (IBM, Armonk, NY), and all data are presented as the mean±standard error. The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2 and ≥3 groups was determined using nonparametric tests, Student t test, and 1‐way ANOVA followed by Scheffe post hoc test, 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multiple factors were studied via 2‐way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 For all tests,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Infiltration of Peripheral Inflammatory Cell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Secondary Injury After ICH
After induction of ICH in WT C57BL/6 mice, the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numbe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lammatory cells in the hemorrhagic hemisphere were analyzed by FACS.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were gated according to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45 and CD11b staining. The CD45high group was gated and further analyzed for the expression of CD3 and CD4. The CD45high CD3+ cells were gated and further analyzed for the expression of γδT (Figure S1). We observed the highest absolute numbers of CD45+ cells (Figure A), including T lymphocytes (CD3+ cells; Figure B), CD4+ T lymphocytes (Figure C), and γδT lymphocytes (Figure D), on day 4 after ICH, while the number of macrophages peaked at day 1 (Figure E). In contrast, no changes in the numbers of microglia were observed after ICH (Figure F). In confirmation of these FACS results,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F4/80+ (macrophages/microglia; Figure G) and CD3+ cells (T lymphocyte; Figure H) were located along the perihematoma area after ICH.
[Figure 1] Macrophage and T‐lymphocyte infiltration into mouse brai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A through F, Temporal changes in absolute numbers of different inflammatory cell types in hemorrhagic hemispheres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Data were obtained for cells pooled from 6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P<0.05, **P<0.01 vs sham. G, Representative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images showing infiltrating F4/80+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 area at 1 day after ICH (blue=4′‐6‐diamidino‐2‐phenylindole [DAPI], red=F4/80, scale bars=100 μm). H, Representative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images showing CD3+ cell infiltration into the perihematoma area at 4 days after ICH (blue=DAPI, green=CD3, scale bars=100 μm).
Because the absolute numbers of macrophages peaked on day 1 after ICH, we first explored whether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of the brain is required for ICH‐induced injury by depleting peripheral macrophages using CLPs. In these liposomes, clodronate is encapsulated at a concentration of 7 mg/mL, and systemic administration with a dose of 0.2 mL/20 to 25 g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achieve efficient depletion of macrophages within 24 to 36 hours.[32], [33] We confirmed depletion of 76.2% of F4/80+ macrophages in the spleen of ICH mice at 4 days after the first CLP injection (Figure S2).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LPs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in the brain at 1 day and 4 days after ICH (Figure A), without influencing the infiltration of T lymphocytes (Figure B). Moreover, we found that CLP injec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DS (Figure C) and BWC (Figure D) of WT mice with ICH. These findings that macrophage depletion alleviated ICH‐induced brain damage in mice suggest that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ICH‐induced brain injury.
[Figure 2] Roles of macrophages and T lymphocytes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induced inflammation. A, Absolute numbers of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on day 1 and day 4 after ICH. B, Absolute numbers of infiltrating T lymphocytes on day 4 after ICH in clodronate liposomes (CLP)–treated or liposome (vehicle)‐treated mice.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P<0.01 vs vehicle. C,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in the CLP‐ and vehicle‐treated mice. *P<0.05 vs vehicle, n=6 per group. D, Brain water content (BWC)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in the CLP‐ and vehicle‐treated mice. *P<0.05 vs vehicle, n=4 per group. Two‐way ANOVA repor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all treatment groups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treatments and time points (P>0.05). E and F, Absolute numbers of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and T lymphocytes on day 4 after ICH in fingolimod‐treated or untreated mice.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P<0.05 vs vehicle. G, NDS for vehicle (dimethyl sulfoxide [DMSO])‐, fingolimod‐, and fingolimod+R‐treated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vehicle, n=6 per group. Two‐ANOVA repor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all treatment groups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treatments and time points (P>0.05). H, BWC for vehicle (DMSO)‐, fingolimod‐, and fingolimod+R‐treated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vehicle, n=4 per group. I, NDS for wild‐type (WT), Rag1−/−, and Rag1−/− mice that received CD3+ T lymphocytes from WT mice (WT CD3→Rag1−/−)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 P<0.05 vs WT mice, *P<0.05 vs Rag1−/− mice, n=5. Two‐way ANOVA repor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genotype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s and time points (P>0.05). J, BWC for WT, Rag1−/−, and WT CD3→Rag1−/−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 P<0.05 vs WT mice, *P<0.05 vs Rag1−/− mice, n=5.
We next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T lymphocytes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by using fingolimod to inhibit T‐lymphocyte migration. At day 4 after the ICH in mice treated with fingolimod, no change was observed in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Figure E), but T‐lymphocyte infil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Figure F). In addition, we also found that fingolimod treatment ameliorated the neurologic deficit (Figure G) and BWC (Figure H) changes induced by ICH in WT mice over 7 days. To confirm that these protective effects of fingolimod were related to reduced infiltration of peripheral T cells, we performed adoptive transfer of T lymphocytes into mice deficient in recombination activating gene‐1 (Rag1−/− mice). First, we found that Rag1−/− mice exhibited a lower NDS (Figure I) and BWC (Figure J) than WT mice after ICH,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ults for experimentally induced ischemic stroke.[34] Moreover, the NDS (Figure I) and BWC (Figure J) were increased when WT T lymphocytes were transferred into Rag1−/− mic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filtrating peripheral T lymphocytes can aggravat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in mice after ICH.
Hb‐Induced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Aggravat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Our previous research showed that hemoglobin (Hb) promotes microglial activation by inducing the forma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s and then exacerbates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CH by amplifying the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22] To determine whether Hb has a similar effect on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we observed the colocalization of TLR2 and TLR4 on F4/80+ cells perihematomal in ICH mouse brain tissue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Figure A). However, F4/80+ cells included not only macrophages but also microglia. To clarify whether TLR2 and TLR4 colocalized on macrophages, we stimulated BMDCs with Hb (5 μmol/L, 3 hours) and observed colocalization of TLR2 and TLR4 on these cells (Figure B). Furthermore, to investigate the link between TLR2 and TLR4 on macrophages, we cultured BMDCs from WT mice and separated macrophages from the brain or spleen of WT mice at day 1 after ICH. The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coprecipitation of TLR2 and TLR4 in those cells. Among the red blood cell components Hb, hemin, bilirubin, Fe2+, and Fe3+, only Hb was found to induce coprecipitation of TLR2 and TLR4 (Figure C).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also revealed that Hb induced coprecipitation of TLR2 and TLR4 on brain‐derived macrophages of ICH mice, but not on spleen‐derived macrophages (Figure 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Hb induces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macrophages located specifically in the brain but not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
[Figure 3] Hemoglobin (Hb)‐induced toll‐like receptor (TLR) 2/4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A, Representativ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mages showing colocalization of TLR2 and TLR4 in F4/80+ cells of perihematomal tissues at 1 da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scale bars=20 μm). B, Representativ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mages showing colocalization of TLR2 and TLR4 in cultured bone marrow (BM)–derived dendritic cells (BMDCs) after stimulation with Hb (5 μmol/L) for 3 hours (scale bars=10 μm). C, Coprecipitation of TLR2 and TLR4 on cultured BMDCs stimulated with components of red blood cells including Hb, hemin, bilirubin (Bili), Fe2+, and Fe3+, each at a concentration of 5 μmol/L for 3 hours (n=3). D, Coprecipitation of TLR2 and TLR4 on brain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or macrophages separated from spleen at 1 day after ICH.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10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E,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for BM‐chimeric mice analyzed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TLR2−/−/TLR4−/− BM→WT represents transfer of TLR2/TLR4 double‐knockout BM cells into wild‐type (WT) mice. *P<0.05 vs WT BM→TLR2−/−/TLR4−/− mice, n=4. Two‐way ANOVA repor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BM‐chimeric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BM‐chiemeric and time points (P>0.05). F, Brain water content for BM‐chimeric mice analyzed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BM→TLR2−/−/TLR4−/− mice, n=4. G, Representativ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mages showing βIII tubulin and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double‐positive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 area. Brain sections obtained on day 4 after ICH (red=tubulin, green=TUNEL, blue=4′‐6‐diamidino‐2‐phenylindole [DAPI], scale bars=20 μm). H, Quantification of βIII tubulin and TUNEL double‐positive cells at 4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 P<0.01 vs sham, n=5.
To test whether TLR2/TLR4 heterodimer on hematopoietic cells rather than resident brain cells plays a key role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injury, we used BM‐chimeric mice. The NDS (Figure E), BWC (Figure F), and number of apoptotic neurons (Figure G and H) were lower in WT mice that received TLR2−/−/TLR4−/− BM cell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LR2−/−/TLR4−/− mice that received WT BM cells.
IL‐23p19 Produced by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Exacerbat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CH
IL‐23p19 is known to play key roles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organ‐specific inflammatory autoimmune diseases.[18], [19], [35], [36] To study IL‐23p19 involvement in ICH‐induced brain injury,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PCR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IL‐23p19 expression at days 1, 4, and 7 after ICH. Compared with those in sham controls, IL‐23p19 protein (Figure A) and mRNA (Figure B)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erihematoma tissues of ICH mice, peaking on day 1 after ICH (Figure A and B).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role of IL‐23p19, we compared ICH injury levels between IL‐23p19−/− mice and WT mice. IL‐23p19−/− mice showed a lower NDS (Figure C) and BWC (Figure D) and fewer apoptotic neurons after ICH (Figure E and F) than WT mice. In addition,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gene expression in infiltrating CD45+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IL‐23p19−/− mice than in WT mice at day 4 after ICH (Figure G).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L‐23p19 contributed to brain injury after ICH, which prompted us to next investigate the source of IL‐23p19 in the injured brain.
[Figure 4] Infiltrating macrophage production of interleukin (IL)‐23p19 in brain injury following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A and B,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IL‐23p19 in perihematoma tissues were obtained from wild‐type (WT) mice on days 1, 4, and 7 after ICH. *P<0.05 vs sham, **P<0.01 vs sham, n=6. C,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for WT and IL‐23p19−/−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n=6. Two‐way ANOVA repor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genotype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 and time points (P>0.05). D, Brain water content (BWC) for WT and IL‐23p19−/−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n=6. E, Representativ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mages showing βIII tubulin and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double‐positive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 area of WT and IL‐23−/− mice. Brain sections were obtained on day 4 after ICH (scale bars=20 μm). F, Quantification of βIII tubulin and TUNEL double‐positive cells on day 4 after ICH. *P<0.05 vs WT, ## P<0.01 vs sham, n=5. G, mRNA levels of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 infiltrating CD45+ cells of WT and IL‐23p19−/− mice on day 4 after ICH. *P<0.05, **P<0.01 vs WT, ## P<0.01 vs sham, n=4. H, Time course of IL‐23p19 mRNA expression in infiltrating CD45+ cells of WT mice after ICH. Expression was normalized to that in the sham group. **P<0.01 vs sham, n=5. I, IL‐23p19 mRNA expression in macrophages, microglia, and other cells.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normalized to expression in microglia,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P<0.01 vs microglia. J, IL‐23p19 mRNA expression in 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 (BMDCs) from WT mice cultured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hemoglobin (Hb; 1, 5, and 10 μmol/L) for 1, 3, and 6 hours. Relative expression to that of the vehicle‐treated group. *P<0.05 vs 1 μmol/L and 10 μmol/L for 3 hours, n=5. K, IL‐23p19 mRNA levels in BMDCs from WT,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2−/−, TLR4−/−, TLR2−/−/TLR4−/−,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Myd88)−/−, and TIR domain‐containing adaptor‐inducing interferon‐β (TRIF)−/− mice detected 3 hours after stimulation with 5 μmol/L Hb. Relative expression to that of the vehicle‐treated WT group. ## P<0.01 vs WT, **P<0.05 vs TLR2−/− and TLR4−/−, n=4).
IL‐23p19 mRNA expression on infiltrating inflammatory (CD45+) cells was highest at day 1 after ICH (Figure H), corresponding to the peak in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after ICH. Upon sorting of the infiltrating inflammatory cells into macrophages, microglia, and “other” cells (Figure S3), IL‐23p19 mRNA was found to be expressed dominantly in the macrophages, with little expression in microglia and other cells (Figure I). Additionally, IL‐23p19 mRNA expression in perihematoma tissues was markedly decreased in the CLP mice compared with the vehicle‐treated groups (Figure S2C).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were the major source of IL‐23p19 in the mouse brain after ICH.
To verify whether Hb is essential for IL‐23p19 production, we cultured BMDC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Hb for 1, 3, and 6 hours. Stimulation with 5 μmol/L Hb for 3 hours led to the greatest IL‐23p19 production (Figure J), and, thus, this concentration and stimulation duration were used in subsequent experiments. Next,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and IL‐23 production. Hb‐mediated induction of IL‐23p19 expression was lower in TLR2−/− and TLR4−/− BMDCs than in WT BMDCs and lower still in TLR2−/−/TLR4−/− BMDCs (Figure K).
Given that MyD88 and TRIF are independent adaptor proteins in the TLR signaling pathway, they also may be involved in the Hb‐mediated expression of IL‐23p19 in BMDCs. We found that MyD88−/− BMDCs produced less IL‐23p19 than WT BMDCs (Figure K), whereas IL‐23p19 production was comparable between TRIF−/− BMDCs and WT BMDC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L‐23p19 expression relies on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in a MyD88‐dependent manner.
γδT+ T Lymphocyte Produced IL‐17 in Brain Injured by ICH
IL‐23 has been shown to induce CD4+ T‐cell differentiation into Th17 cells, and this IL‐23/IL‐17 axis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several inflammatory diseases.[17], [18], [19], [35], [36] Thus, we examined the role of IL‐17 in ICH‐induced brain injury by 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 and found enrichment of IL‐17+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 tissue at day 4 after ICH (Figure A),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peak in T‐lymphocyte infiltration. To examine the source of IL‐17 in the injured brain, we performed immunostaining for various surface markers along with intracellular cytokine staining and found that IL‐17 was colocalized with CD3 in the perihematoma area at 4 days after ICH (Figure B), but absent in CD11b+, βIII tubulin+, and GFAP+ cells (data were not shown), indicating that T lymphocytes were likely the source of IL‐17 in ICH brain, which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FACS data (Figure S4).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γδT and CD4 expression on IL‐17+ CD3+ T cells indicated that most IL‐17–producing T lymphocytes were CD4− γδT+ cells (Figure C).
[Figure 5] γδT‐cell production of interleukin (IL)‐17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A, IL‐17+ T lymphocytes identified by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staining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P<0.05 vs sham. B,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CD3+ and IL‐17+‐positive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 area of wild‐type (WT) mice at 4 days after ICH (scale bars=20 μm). C,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γδT cell receptor (γδT) and CD4 expression on the CD3+ IL‐17+ T cells.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D and E, Percentages of IL‐17+ cells among infiltrating T lymphocytes of WT, IL‐17−/−, and IL‐23−/− mice.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P<0.01 vs WT. F,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for WT and γδT −/− mice as analyzed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n=5. Two‐way ANOVA repor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genotype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 and time points (P>0.05). G, Brain water content for WT and γδT −/− mice as analyzed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n=5. H,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mRNA levels in infiltrating CD45+ cells of WT and γδT −/− mice at day 4 after ICH. *P<0.05, **P<0.01 vs WT, n=4.
To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23 expression and IL‐17 production in the ICH brain, we examined the percentage of IL‐17+ cells among infiltrating CD3+ T lymphocytes in IL‐23p19−/− mice. The lower percentage of IL‐17+ CD3+ T lymphocytes in these mice (Figure D and E) suggests that IL‐23p19 is essential for production of IL‐17 after ICH.
Finally, to verify the contribution of γδT lymphocytes in ICH‐induced brain injury, γδT−/− mice were used. The NDS (Figure F), BWC (Figure G), and mRNA expression of IL‐1β and TNF‐α (Figure 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γδT−/− mice than in WT mice after ICH.
IL‐17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To confirm the importance of IL‐17 expression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we detected the dynamic expression of IL‐17 in the mouse brain after ICH.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both IL‐17 protein (Figure A) and mRNA (Figure B) were observed from day 4 after ICH. We next compared the severity of ICH‐induced injury between IL‐17−/− mice and WT mice. IL‐17−/− mice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NDS (Figure C) and BWC (Figure D), and fewer apoptotic neurons were detected in IL‐17−/− mice compared with WT mice (Figure E and F). However, no differences in macrophage and T‐lymphocyte infiltration in response to ICH were observed between IL‐17−/− mice and WT mice (Figure G). Still, IL‐1β and TNF‐α mRNA expression in perihematoma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IL‐17−/− mice than in WT mice on day 4 after ICH (Figure H). CD45+ inflammatory cells in IL‐17−/− mice also showed lower IL‐1β and TNF‐α mRNA expression on day 4 after ICH compared with these cells in WT mice (Figure I).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levated IL‐17 expression aggravat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and although IL‐17 deficienc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cluding IL‐1β and TNF‐α may contribute to alleviation of ICH‐induced injury.
[Figure 6] Interleukin (IL)‐17 aggravated brain injury induced by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A and B, IL‐17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in the perihematoma tissues at days 1, 4, and 7 after ICH. **P<0.01 vs sham, n=5. C,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for wild‐type (WT) and IL‐17−/−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1 vs sham, n=5. Two‐way ANOVA repor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genotype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 and time points (P>0.05). D, Brain water content for WT and IL‐17−/− mic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1 vs sham, n=5. E, Representativ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mages showing βIII tubulin and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double‐positive cells around the perihematoma of WT and IL‐17−/− mice at day 4 after ICH. Scale bars=20 μm,*P<0.05 vs WT, ## P<0.01 vs sham, n=5. F, Quantification of the βIII tubulin and TUNEL double‐positive cells in the perihematoma of WT and IL‐17−/− mice at 4 days after ICH. *P<0.05 vs WT, ## P<0.01 vs sham, n=5. G, Absolute numbers of cells (CD45+ cells, microglia, lymphocytes, macrophages, and neutrophils) in sham‐treated, WT, and IL‐17−/− mice. Data were obtained for samples pooled from 5 mice, and the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3 times. H, mRNA levels of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 brain tissue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I, mRNA levels of IL‐1β and TNF‐α in infiltrating CD45+ cells at day 4 after ICH. *P<0.05, **P<0.01 vs WT, ## P<0.01 vs sham, n=5.
SsnB Ameliorat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by Disrupting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Becaus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is essential for secondary injury following ICH, disrup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ICH. We previously found that SsnB, a monomer compon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erbs (Figure S5A), can reduce lipopolysaccharide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which suggested that SsnB may inhibit the TLR pathway.[26], [37] In the present study, immunoprecipitation indicated that SsnB inhibited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cultured BMDCs (Figure A).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inhibitory activity of derivatives of SsnB (Figure S5B). SA3 treatment inhibited forma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whereas SsnB exhibited the greatest potential to inhibit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Figure A). Furthermore,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was inhibited by SsnB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Figure B), with a high dose (50 μmol/L) of SsnB completely abolished Hb‐induced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Figure B). Based on the involvement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in Hb‐mediated expression of IL‐23p19, we detected IL‐23p19 in SsnB‐treated BMDCs and observed a reduction in IL‐23p19 expression (Figure C).
[Figure 7] Sparstolonin B (SsnB) ameliorated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induced secondary injury by disrupting toll‐like receptor (TLR) 2/4 heterodimer formation. A, Coimmunoprecipitation of compounds derived from SsnB/J1 in cultured 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 (BMDCs) exposed to 5 μmol/L hemoglobin (Hb; Ctrl) or Hb+vehicle/SsnB/one (all at 10 μmol/L) (with Ctrl indicating control only treated with Hb; Veh, Hb+ vehicle; IP, immunoprecipitation; IB, immunoblotting; n=5). B, IP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in cultured BMDCs treated with Hb (5 μmol/L), SsnB (10 μmol/L), and Hb (5 μmol/L)+SsnB (1, 10, 20 μmol/L) (n=4). C, Interleukin (IL)‐23p19 mRNA expression in cultured Hb‐activated BMDCs treated with vehicle and SsnB (10 μmol/L). *P<0.05 vs Hb+vehicle, n=3. 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activity in human embryonic kidney (HEK)‐293 cells treated with Hb and SsnB with or without TLR2 and TLR4 expression. **P<0.01, n=5. E, Effect of SsnB on Hb‐induced NF‐κB activity in TLR2‐TLR4‐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MyD88)–transfected HEK‐293 cells (R196A, N‐terminal domain mutation of MyD88). **P<0.01, NS=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n=5. F,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NDS) for SsnB‐treated and untreated WT mice after ICH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vehicle, n=5. Two‐way ANOVA repor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in effects of treatments (P<0.05) but not of time points (P>0.05),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treatments and time points (P>0.05). G, Brain water content for SsnB‐treated and untreated WT mice after ICH at 1, 4, and 7 days after ICH. *P<0.05 vs vehicle, n=5. H, IL‐23p19 and IL‐17 mRNA expression in the hemorrhagic hemisphere of SsnB‐treated or untreated WT mice on day 4 after ICH (*P<0.05 vs ICH‐vehicle, n=5). I,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mRNA levels in infiltrating CD45+ cells on day 4 after ICH. *P<0.05, **P<0.01 vs vehicle, n=4.
NF‐κB activity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test the ability of SsnB to inhibit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Before the test, HEK‐293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TLR2, TLR4, and MyD88 containing pcDNA3.1. SsnB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NF‐κB activity in HEK‐293 cells transfected with both TLR2 and TLR4, but the activity remained unchanged in HEK‐293 cells expressing only TLR2 or TLR4 (Figure D).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snB inhibited NF‐κB activity by interrupting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Furthermore, compared with that in control MyD88‐expressing HEK‐293 cells, NF‐κB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MyD88 nonexpressing HEK‐293 cells (Figure E). This finding confirmed that MyD88 was essential for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snB may be related to MyD88. Our previous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mutation of residue Arg196 of MyD88 can interrupt TLR2/TLR4 dimerization,[22] which together with our present findings suggests that residue Arg196 on MyD88 may be the active site of SsnB. In support of this notion, a mutation assay showed that NF‐κB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when SsnB was added to HEK‐293 cells expressing normal MyD88, while the NF‐κB activity was both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cells expressing mutant MyD88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SsnB (Figure E).
To fur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SsnB treatment benefits ICH model mice, we first examined the ability of SsnB to cross the BBB. Indeed, SsnB was detected in the brains of ICH mice by LC‐MS (Figure S6). Then, the effect of SsnB on ICH‐induced injury in mice was evaluated. SsnB (5 mg/kg) was injected intravenously into mice 2 hours after ICH and then once daily for the next 3 days. Compared with the vehicle treatment, SsnB treatment led to a decreased NDS (Figure F), BWC (Figure G), and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including IL‐23p19, IL‐17 (Figure H), IL‐1β, and TNF‐α (Figure I). In addition, SsnB had no effect on the rectal temperature and peripheral white cell counts before and after ICH (Table S3), which suggests that SsnB treatment did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secondary infection. Together, our data indicate that SsnB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and ameliorat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Discussion
The peripheral inflammatory cells responsible for neuroinflamm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that occurs after ICH, but the precise roles and mechanisms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and γδT cells could worsen the secondary injury after ICH. We found that: (1) Hb from the hematoma could activate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to secrete IL‐23 by inducing forma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2) IL‐23 derived from activated macrophages could drive IL‐17 production by γδT cells and further increase neuroinflammation and secondary injury after ICH; and (3) SsnB could ameliorat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of ICH by disrupting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mechanisms of neuroinflammation in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nd provide new ins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ovel targeted ICH therapy.
Our previou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during the hyperacute phase (<6 hours) of ICH, Hb from the hematoma can induce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microglia.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lso found that only Hb from the hematoma could induce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BMDCs, whereas other components including hemin, bilirubin, Fe2+, and Fe3+ have little effect on formation of the heterodimer. Furthermore, the TLR2/TLR4 heterodimer could only be detected on macrophages that had infiltrated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ut not on the peripheral macrophages in the splee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formation of the heterodimer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NS microenvironment. Finally, compared with those of WT BM‐transplanted TLR2−/−/TLR4−/− mice, the NDS, BWC, and percentage of apoptotic neuron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LR2−/−/TLR4−/− BM‐transplanted WT mice. Thus, the heterodimer on peripheral inflammatory cells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the heterodimer on the resident microglia. In conclusion, Hb from the hematoma could induce activation of both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by inducing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but the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may be more important in ICH‐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Accordingly, another study also indicated that macrophages have higher phagocytic and inflammatory potential than the microglia at the onset of neuroinflammation.[38]
Peroxiredoxin originating from degenerating neurons was shown to induce macrophage release of IL‐23 through TLR2 and TLR4 signaling, which is an initiator of postischemic inflammation in the brain.[21] Our present data first indicated that hematoma‐derived Hb activated macrophage release of IL‐23 by inducing the forma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after ICH.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Hb‐induced TLR2/TLR4 heterodimer initiates neuroinflammation following ICH. Therefore, disrup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may represent a new treatment strategy for ICH.
Our results indicating that macrophag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L‐23 and γδT cell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L‐17 in the hemorrhagic hemispher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several previous studies involving inflammatory diseases. Shichita et al[20] showed that IL‐23 is expressed by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from the initiation of stroke and is an essential inducing factor for IL‐17 production by γδT cells in the delayed phase of cerebral ischemia in mice as well as that IL‐17–producing γδT cells have an important function during late‐stage brain infarction and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L‐17, rather than Th17 cells. Another rec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γδT cell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L‐17 and can act in an amplification loop to promote IL‐17 production by Th17 cells in EAE.[17] Accordingly, in our study, IL‐17– and γδT‐deficient mice showed marked reductions in brain edema and neurologic deficits compared with WT mice.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macrophages and IL‐23 expression in perihematomal tissues peaked at 1 day after ICH, whereas the number of γδT cells and IL‐17 expression in these tissues peaked at 4 days after ICH.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crophages infiltrated the tissue immediately after ICH (acute phase, 6–24 hours post‐ICH) and secreted elevated levels of IL‐23, whereas γδT cells infiltrated the brain tissue in the delayed phase (>24 hours) of ICH and released IL‐17 to exert a detrimental function. Furthermore, we observed that the number of IL‐17+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IL‐23−/− mice after ICH, further indicating that IL‐17 production is dependent on IL‐23 expression. Although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L‐17 production by γδT cells is essential in secondary brain injury of ICH, the precise role of IL‐17 in inducing brain damage is not well understood and the target cells of IL‐17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main unclear. Moreover, several cell types beyond only T‐helper cells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IL‐17, including natural Th17 cells and innate lymphoid cells.[39], [40], [41]
Administration of SsnB 2 hours after ICH dramatically reduced neuroinflamm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secondary injury. Because microglia are activated within minutes after ICH,[42], [43] inhibi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microglia seems difficult. Macrophages instead accumulate and become activated during the first 24 hours after ICH, which offers a prolonged therapeutic window. We propose that the clinical benefit of SsnB administrated 2 hours after ICH may be due to inhibition of heterodimer formation on macrophages. Furthermore, we demonstrated that SsnB can penetrate the BBB, which is important for inhibi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in ICH. Nonetheless, inflammation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double‐edged sword,” because the use of anti‐inflammatory drug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secondary infection. Our findings that SsnB had no effect on rectal temperature and peripheral white cell counts before and after ICH suggest that SsnB did not increase the chance of secondary infection after ICH in our model. Therefore, SsnB warrants further testing as a potentially safe and efficient agent in ICH therapy.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at Hb from the hematoma formed upon ICH induced the forma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to activate IL‐23 secretion by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This macrophage‐derived IL‐23 induced γδT cell production of IL‐17, which exacerbated th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in mice by amplifying the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Figure). Finally, SsnB may be able to ameliorat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in ICH by disrupting the formation of TLR2/TLR4 heterodimer.
[Figure 8] Schematic model of the roles of inflammatory cells and cytokines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In the hyperacute phase of ICH (within 6 hours after ICH onset), hemoglobin (Hb) is released from red blood cells and activates microglia by inducing the formation of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2/4 heterodimer. Activated microglia release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to promot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breakdown. Thereafter, peripheral blood cells begin to infiltrate into the perihematoma brain during the acute phase of ICH (6–24 hours after ICH onset). In this phase, Hb activates the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via TLR2/TLR4 heterodimer. Activated macrophages produce interleukin (IL)‐23. In the delayed phase of ICH (>24 hours after ICH onset), IL‐23 induces IL‐17 production from γδT cell receptor cells and causes further brain injury.
Sources of Funding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81525008),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400974), and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 (2014CB541605).
Disclosures
Non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J Am Heart Assoc. 2016;5:e004340 doi: 10.1161/JAHA.116.004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