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区目录
目录 · 跳到任一小节
脑科学 · 王君敏专区 · 论文精读 01/06 · 综述精译(形态学阶段)

脑外伤之后,细胞在电镜下长什么样:铁死亡、胶质细胞与血脑屏障的超微结构证据

Qin D, Wang J, Le A, Wang TJ, Chen X, Wang J(王君敏为第二作者)· Cells 2021;10(5):1009 | DOI 10.3390/cells10051009
英文原题 Traumatic Brain Injury: Ultrastructural Features in Neuronal Ferroptosis, Glial Cell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and Blood–Brain Barrier Breakdown
下划线 = 中文容易“变味”或丢信息的词句:红线带编号 = 13 条注释卡(悬停看、点击跳转)。这篇文章回答的是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伤后那几个小时到几周里,细胞到底坏在哪一步——不是“炎症升高了”,而是“哪个细胞器的膜先破”。正因为它是综述,它更适合你拿来当图鉴用。

摘要(全译)

创伤性脑损伤(TBI)之后的继发性损伤过程,会造成运动功能障碍、认知与情绪损害,以及不良结局。这一串级联反应包括兴奋性毒性损伤、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离子失衡、炎症,以及血管通透性升高。

电子显微镜是理解 TBI 复杂发病机制不可替代的工具,因为继发性损伤通常伴随脑细胞在超微层面(ultra-micro level)的一系列病理改变。这些改变包括神经元不同部位(胞体、轴突与突触)、胶质细胞以及血脑屏障等处的超微结构变化。

鉴于目前 TBI 治疗上的困难,认出亚细胞结构层面的改变,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 TBI 之后复杂的病理级联反应,并改进临床诊断与治疗。

本综述的目的是汇总并讨论现有 TBI 报道中与神经元(例如铁死亡时线粒体膜密度增高)、胶质细胞和血脑屏障有关的超微结构改变,以深化对 TBI 发病机制的研究,希望为未来的机制与治疗研究提供一个方向,最终目标是改善 TBI 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细胞结构;铁死亡;炎症;线粒体;神经元;创伤性脑损伤;超微结构

引言(精译)

创伤性脑损伤是全球范围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大约有 6900 万人新发 TBI。仅美国每年就有约 150 万人、中国有约 300 万至 400 万人发生 TBI;由此产生的年花费约 4000 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球年 GDP 的 0.5%。这个数字放在开头不是吓人,是说明一件事:这是个人群基数极大、而治疗手段极少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TBI 的临床处置离“治好”还差得很远。患者长期带着运动、感觉、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后遗症;预计到 2030 年,TBI 将成为全球伤残调整寿命年的第 4 位原因,并占到全部损伤相关死亡的 30%–40%。创伤性脑损伤的症状由原发损伤和复杂的继发损伤共同造成,其中涉及大量生化与分子信号连接,而这些复杂的连接正是 TBI 研究的主要障碍,也限制了药物开发和临床实践的进展。

用电子显微镜,我们可以看清组织、细胞、细胞器和大分子复合物的细节结构,从而理解 TBI 之后细胞功能障碍的结构基础。这也是本文的立论:如果不知道膜在哪里破、嵴在哪里塌、髓鞘在哪里乱,讨论“通路”就只是纸面上的通路。

顺带说一句方法学的边界。本文引用的形态学证据来自两类标本:动物模型(CCI、weight-drop、fluid percussion、爆炸伤等)和人脑活检/尸检,样本量常常只有十几例(比如下面反复出现的 18 例)。这类研究不能像 RCT 那样给结论,但它能给“时间点”和“位置”——哪个细胞、伤后第几天、在哪个解剖部位变。这是分子实验给不了的信息。

结果一 · 神经元先被水冲垮,轴突和髓鞘随后“乱了”

Wiley 等人用控制性皮层撞击(CCI)模型加连续脑切片,拿到了 TBI 里最经典的一组电镜照片:神经元的胞体与突起出现水样崩解——核内异染色质丢失,微丝、微管和线粒体丢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电子致密的膜性结构碎片;内质网溶解,高尔基体难以辨认,线粒体破碎。有意思的是,伤后 3 周,这些细胞的细胞膜仍然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崩解”发生在膜以内,膜本身撑到了最后。

同样在这批标本里,伤后 7 天的髓鞘出现了一整套“乱”:髓鞘层广泛劈裂、致密变性(髓鞘层之间出现致密胞质和空泡的小袋)、髓鞘气球样膨大、髓鞘断裂、髓鞘脱离(轴突与髓鞘之间出现低密度间隙)。突触那边也不对:受损皮层里,突触前轮廓贴着“水样”神经元的轴突,突触后致密物还能分辨,但那个轴突里找不到突触小泡——结构还在,内容物没了。

Mierzwa 等人在胼胝体上把这套变化变成了数字。与假手术组相比,变性轴突的数量在伤后增加到 2.4–3.8 倍,6 周时仍有 2.9 倍;真正夸张的是髓鞘:出现过度髓鞘(少突胶质细胞反复包绕同一根轴突、形成层层多余的髓鞘)的比例,伤后第 3 天是对照的 62.6 倍,第 1 周 45.9 倍,第 2 周 23.2 倍,到 6 周仍然显著。相比之下,脱髓鞘轴突只在第 3 天增加到 1.8 倍、6 周 1.5 倍,而且占全部轴突的不到 5%。

再往下是两个容易被忽略的量:轴突平均直径在伤后 3 天下降 10.2%,6 周下降 16.2%;而g 比值在过度髓鞘的纤维上增大——g 增大意味着髓鞘变薄,也就是“再髓鞘化”的髓鞘层数不够。最后一击是这条:在有过度髓鞘的轴突中,伴随轴突丢失的占 60.3%–67.8%。

这段数字怎么读?它说明 TBI 之后的主要麻烦不是“髓鞘被撕掉”,而是“髓鞘重新长,但长得又薄又乱,而且多半长在一根正在死的轴突上”。所以只做“促再髓鞘化”很可能救不回来——得先让轴突活着。顺便,这项研究用的重物坠落模型,参数是 450 g 从 1.5 m 落下,25 只 6–8 月龄成年雄鼠加 20 只 24 月龄老年雄鼠,伤后超过三分之一的髓鞘纤维受损。这三个数字必须一起记:它们就是“剂量”。

结果二 · 线粒体:铁死亡在电镜下只有一句话能认

线粒体是 TBI 后最早变形的一批细胞器,而且不同模型给出的“变形方式”还不一样。Wu 等人用重物坠落模型,伤后 24 小时就看到线粒体碎片化、嵴崩塌、肿胀、膜破裂、密度下降,大小与形状的异质性增加——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碎成一片”。Wang 等人用液体冲击模型,伤后 7 天看到细胞萎缩、线粒体肿胀、内质网扩张。Song 等人在爆炸伤与 LIB 模型里,则是神经毡内广泛的线粒体异常,分成三型:肿胀透亮型、肿胀致密型、暗染退变型。

形态学和凋亡通路在这里接上了。嵴崩塌之后,细胞色素 c 从线粒体释放(先“动员”再“转位”,可能涉及嵴的重塑),与 Apaf-1 和 ATP 组装成凋亡体,激活 caspase-9,再激活 caspase-3。同时 DRP1 被募集到线粒体上,把线粒体切开——碎片化不只是“坏了的形状”,它本身就是让细胞色素 c 更容易跑出去的一步。

内质网这一段也值得单独看。内质网占细胞膜总体积的 15%–60%,是细胞内最大的钙库;它膜上有三个应激感受器 PERK、IRE1α、ATF6,平时被 GRP78 压着。当应激持续、压不住了,CHOP 和 caspase-12 上调,细胞走向凋亡。TBI 之后内质网肿胀、溶解、扩张,本质上就是“钙库漏了 + 应激关不掉”。

然后是这篇综述的一个重点:铁死亡。铁死亡 2012 年才被正式描述,核心是铁依赖的脂质过氧化——GPx4 失守,膜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失控,工具药是 erastin 和 RSL3。它在透射电镜下的样子很固定:线粒体膜密度增高、线粒体皱缩变小、嵴破坏或减少。原文给了一句很重的话:“存在萎缩的线粒体,是透射电镜识别铁死亡的唯一金标准。”

这句话要冷静读。它不是说“看到萎缩线粒体就是铁死亡”,而是说“在电镜下,我们只有这一个还算被公认的形态学判据,而它并不特异”。所以作者给出的方案是间接的:要么用脂质过氧化抑制剂把通路堵住,看损伤是否减轻;要么老老实实做定量电镜,量线粒体的表面积。Xie 等人在 CCI 模型里报告了大量铁死亡细胞,伴细胞内高铁、脂质 ROS 升高、线粒体比正常更小;另有两项脑出血小鼠模型的定量超微结构分析,也确认了出血脑内的铁死亡。注意最后这一句:一篇讲 TBI 的综述,把铁死亡的关键证据部分建立在脑出血模型上。这个跨模型的引用,后面还会出现。

结果三 · 胶质细胞:一个在胀,一个在变

星形胶质细胞这边,故事线比较单调但很清楚。Susarla 等人在 CCI 模型里看到 GFAP 阳性星形胶质细胞在伤后第 1、3、7 天增殖,第 3 天达峰;Yao 等人看到足突肿胀;Shitaka 等人分析了 18 例脑实质损伤患者的皮质活检,最典型的画面是血管周星形胶质细胞突起肿胀、终足出现细胞毒性水肿。机制上,HMGB1 促使小胶质细胞释放 IL-6,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随之上调 AQP4;NF-κB 参与介导这种肿胀。翻译成人话:水不是凭空出现在脑里的,是顺着 AQP4 这条“水管”被灌进星形胶质细胞的终足。

小胶质细胞这边就有意思得多,因为它会“动”。Vajtr 等人同样分析了 18 例患者标本:活化的小胶质细胞靠近受损轴突,核膜旁异染色质致密、胞质呈颗粒状,突起与营养不良(dystrophic)的轴突直接接触。Kumar 等人报告伤后 1 年内仍有慢性激活,胞体肥大。Roth 等人用双光子活在体成像,看到了速度:伤后数分钟内突起就伸向损伤边界,去包绕单个星形胶质细胞的终足,最后形成六边形蜂窝状排列;当部分细胞死亡时,小胶质细胞转为吞噬细胞,胞体变成“水母样”。而胞体迁移的速度只有 1–2 微米/小时。

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突起几分钟到达,胞体一小时只挪一两微米。也就是说,TBI 之后最早的免疫事件是物理接触,不是分泌因子。你在 WB 上测到的细胞因子升高,是这件事的下游。这也是形态学文章存在的理由——它给的是时间分辨率,而蛋白定量给不了。

最后是极化。综述里照惯例写了 M1(LPS/IFN-γ 诱导)与 M2(IL-4/IL-13 诱导)的分类,但作者很诚实地加了一句:这套分类是从巨噬细胞借来的,在脑内争议很大。2021 年能这么写,算是克制。

结果四 · 血脑屏障:18 例人脑活检里的三个细节

先摆结构。血脑屏障不是“一层膜”,而是由内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与黏附连接、星形胶质细胞、周细胞和基底膜共同组成的复合体,功能上归到一个概念里:神经血管单元(NVU)。这些成分之间要通讯,内皮细胞决定 BBB 的性质,但它的性质又被 NVU 里其他成员影响;星形胶质细胞通过包绕在毛细血管外的终足与内皮对话,这种互动关系到代谢物水平与脑血流、血管舒张的同步,也关系到脑含水量的调节。脑内最丰富的水通道蛋白 AQP4,就主要表达在包绕中枢血管的星形胶质细胞终足上。

然后看那 18 例人脑标本,有三个细节必须一起读:第一,内皮细胞胞质内出现大量致密颗粒与多囊体,胞饮活动增强;内皮表面出现纵行皱褶与内陷。第二,基底膜没有观察到增厚,内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仍然完整。第三,内皮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之间的细胞外间隙明显扩大,星形胶质细胞血管周突起肿胀、空泡化。

这三个细节拼起来,结论和“BBB 被撕开了一个洞”不太一样:在人脑 TBI 的这个阶段,漏更可能来自跨细胞搬运变多,加上水被灌进胶质细胞与其周围间隙,而不是连接蛋白被降解、缝被拉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增强 MRI 上的“渗漏”与电镜下的“破口”经常对不上。

当然,另一种画面也存在。Vázquez-Rosa 等人在小鼠液体冲击模型里看到内皮细胞破裂、肿胀,周细胞数量显著减少。周细胞丢失是 BBB 功能障碍的一个公认标志,因为它管着血管的张力、也管着 BBB 的完整性。所以“BBB 破坏”这四个字,底下至少是两套不同的病理:一套是细胞层面的水肿与转运失控,一套是血管壁结构的物理破坏。

至于水为什么会进来,综述给的是经典解释:ATP 缺乏使 Na⁺/K⁺-ATP 酶失效,离子梯度崩溃,钠和水内流,细胞肿胀直至破裂。逻辑很朴素,但它把“能量代谢”和“水肿”这两条看起来不相干的线,接在了同一个泵上。

一张表收住全文

原文的 Table 1 把全文的形态学证据压成了一张表。我把它译在这里,你可以直接当看片清单用——左边是细胞,中间是部位,右边是“伤后能看见什么”。

细胞部位伤后超微结构改变
神经元胞体肿胀(水样崩解),胞膜断裂,核内异染色质丢失,细胞器异常丢失
神经元线粒体断裂、肿胀、膜破裂;铁死亡时皱缩变小、膜密度增高、嵴崩塌、整体密度降低
神经元内质网肿胀、溶解
神经元细胞骨架断裂、局部丢失
神经元突起水样崩解
神经元轴突轴突破坏、脱髓鞘、再髓鞘化(过度髓鞘、髓鞘气球、髓鞘断裂与脱离)
星形胶质细胞胞体与突起胞体肿胀、突起延长;血管周足突肿胀、空泡化
小胶质细胞胞质与突起胞质内出现髓鞘碎片、胞体肥大、突起延长(可形成六边形蜂窝状)
内皮细胞胞质与表面胞质内致密颗粒与多囊体;表面纵行皱褶与内陷;终足肿胀

这张表最大的用处不是背,是对照。以后你拿到一批电镜图,按这四行去填:填不满,是你没看见,不等于没有。

这篇在轨迹里的位置

把时间线摊开看。2021 年这篇 Cells 综述,是王君敏在网站上能查到的第一篇“执笔型”综述,第二作者,六个人里排第二。那时候他的角色是:跟着王建把一整块领域的英文文献读成一条线,然后写成一篇能被别人引用的东西。写作这件事在这篇文章里是硬功夫——你得把 CCI、weight-drop、fluid percussion、爆炸伤四套模型的电镜描述对上号,还得让它们不打架。

2022 到 2023 年,这条线继续走:铁死亡、COVID 相关脑损伤、自噬与 NETosis 的综述陆续出来。这些题目看起来散,但你回头看这篇 2021 的文章,会发现它们的零件都在里面——铁死亡是第 5 节,自噬和 NETosis 是免疫细胞那一节的延伸。综述型选手的成长方式就是这样:先把一个领域的“名词表”建起来,再一个一个往深里挖。

2024 年是分水岭,也是本站另外两页要讲的事:CNSNT 上 S100A9 那篇(缺血性卒中,第二作者,八个人),第一次把“敲除 + 通路 + 行为学”这一整套跑通;同年还有常压氧疗综述(第六作者,九个人)和 BBB 综述(第十三作者)。2025 年,CNSNT 的鼻内 rIL-10(二十人里的第二)和 Clin Transl Med 的单核转录组(通讯作者,本站 04 页)出现;2026 年 J Neuroinflammation 的 BTLA 与 J Extracell Vesicles 的 C1qc 都已经是通讯作者。

那这篇 2021 的文章在这条线上是什么?是“形态学阶段”的收口。它不问通路,只问“长什么样”,然后把答案整理成一张能查的表。它把后面所有的分子工作都预设了一个靶子:你要解释的那个东西,在这些照片里到底对应哪一个结构。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你留意:这篇讲 TBI 的综述,铁死亡那一节把关键证据部分建立在脑出血小鼠模型的定量超微结构分析上。也就是说,2021 年他就已经在读脑出血的文献了。课题组的模型会换(外伤、出血、缺血),但神经免疫炎症这一套逻辑不换——这是你在读后面几页时会反复看到的事。

给刚进组的你

先别急着读 Methods。打开上面那张表,把它当成一份看片清单:以后组里给你一批电镜图,你就按“胞体、突起、线粒体、内质网、髓鞘、终足”六个格子去填,填不满的地方标出来问人。这一条比读十篇综述有用。

你现在跟着师姐做的 WB,在这篇文章里是配角。WB 能告诉你某个蛋白的总量变了,电镜能告诉你这个细胞死在哪一步。两样一起看,才敢在讨论里写“线粒体依赖的”这四个字;只用 WB,那句话是没有形态学支撑的。

检验自己有没有读懂铁死亡那一段,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给我一张伤后 24 小时的皮层电镜图,我用什么标准说“这里有铁死亡的可能”,又用什么实验去排除它?能答出“萎缩线粒体只是形态学线索、要加脂质过氧化抑制或定量线粒体表面积”,这一段就算过了。

还有一个具体动作。组里的模型是 CCI、重物坠落还是脑内注射,差别不只是“严重程度”,而是“你看到的是撞击的物理损伤,还是血液本身的毒性”。下次组会师姐讲模型,问一句:慢性期取材取的是伤灶中心还是伤灶周围?这一句问出来,你会发现后面很多“结果对不上”的问题都有了解释。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注1〕
原文
ultrastructure / ultra-micro level
直译
超微结构/超微观水平
失味点
中文“超微”容易被读成“比微米更小一点”,像是一个客观的尺度。它其实指“电镜分辨率下的结构”:纳米级,看得见膜、嵴、紧密连接、突触小泡,看不见分子。译成“超微结构”会让你以为它是固定档位,其实是“用什么镜子看”的产物。
学习提示
看到 ultrastructure,先确认三件事:TEM 还是 SEM、切片多厚(超薄切片通常 60–80 nm)、前固定用的是什么。这三个信息决定“超微”到底超到什么程度,也决定了别人能不能复现。
〔注2〕
原文
hydropic disintegration(同一段里作者又写成 water-soluble disintegration)
直译
水肿性崩解/水溶性崩解
失味点
作者自己在同一段用了两个英文词。若照 water-soluble 直译成“水溶性崩解”,你会以为细胞被溶掉、化掉了。实际画面是胞质高度水肿、细胞器被冲散,而细胞膜在伤后 3 周仍可保持完整——崩解发生在膜以内。译成“崩解”又容易让人以为膜先破。
学习提示
这是原文用词不严谨的典型例子:同一个概念出现两个词,通常是作者换词,不是两种病变。做笔记时以出现次数多、描述更细的那个为准,另一个在括号里注掉。
〔注3〕
原文
controlled cortical impact (CCI)
直译
控制性皮层撞击
失味点
controlled 在这里说的是“撞击参数可控”——撞击头直径、速度、压缩深度、停留时间都由设备定死;不是“对照(control)”。中文很容易读成“对照皮层撞击”,一字之差,模型的意义全丢了。
学习提示
看到 controlled 先想“可重复的物理参数”。写方法时这几个参数必须报,否则别人复现不了,你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你的结果和别人不一样。
〔注4〕
原文
weight-drop model(450 g 从 1.5 m 落下)
直译
重物坠落模型
失味点
中文习惯只说“重物坠落”,把 450 g/1.5 m 省掉。这个模型里重量和高度就是“剂量”:450 g 从 1.5 m 落下的伤情,跟 30 g 从 10 cm 落下不是一个量级。省掉数字,等于省掉了实验的核心变量。
学习提示
读模型先记三个数:重量、高度、撞击部位。自己写论文时同样如此——审稿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通常就是这三个。
〔注5〕
原文
g-ratio
直译
g 比值
失味点
g = 轴突直径 ÷ 有髓纤维直径,所以 g 越小髓鞘越厚。文献里说“g 增大”,意思是髓鞘变薄、再髓鞘化后层数不足——不是“髓鞘变厚”。凭中文直觉很容易反过来理解,而且这个反了,整段结论就反了。
学习提示
记公式再记方向:分子是里面那根轴突。以后看任何脱髓鞘/再髓鞘化的图,先回原文找 g 的定义,别凭印象。
〔注6〕
原文
excessive myelin sheath(也作 redundant myelin)
直译
过度髓鞘/冗余髓鞘
失味点
中文“过度”很容易被理解成“髓鞘变厚、变结实”。实际画面上是少突胶质细胞反复包绕同一根轴突、形成层层多余的空鞘(所谓“髓鞘气球”),而且多数围着一根正在退变的轴突——这是病理性的“多”,不是保护性的“厚”。
学习提示
形态学术语一定要先看图再下结论。excessive/redundant 修饰的是“量”,不是“质”;同类的还有 increased、accumulated,读的时候都问一句:多了之后是好事还是坏事?
〔注7〕
原文
cristae collapse
直译
嵴崩塌
失味点
cristae 是线粒体内膜向内的折叠,不是“山脊”。译成“嵴崩塌”,中文读者脑子里没有画面:真实画面是内膜折叠塌陷、嵴间距紊乱、基质变淡,紧接着细胞色素 c 会从这里被释放出去。它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事件。
学习提示
这类结构名词最好背英文外加一张电镜图。cristae junction(嵴连接)是凋亡时内膜重塑的关键位置,看到它就该想到细胞色素 c 的“动员”步骤。
〔注8〕
原文
condens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densities
直译
凝聚的线粒体膜密度
失味点
这里的 density 是“电子密度”——电镜下那块膜物质发黑、变实,不是“膜的数量变多”。中文常译成“线粒体膜密度增加”,读者会以为膜面积变大了。铁死亡的电镜三联征是:膜密度增高、线粒体皱缩变小、嵴减少或消失,三件事一起出现才算数。
学习提示
电镜报告里的 dense/dark/electron-lucent 说的都是“灰度”,不是“数量”。看到 density 先问:是哪种密度?
〔注9〕
原文
ferroptosis
直译
铁死亡
失味点
字面像“铁把细胞毒死”。机制核心是铁依赖的脂质过氧化:膜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GPx4 守不住,膜先坏。形态上它并不像凋亡——不皱缩成凋亡小体、没有典型核染色质边集。所以拿凋亡的标准去找铁死亡,一定会漏。
学习提示
记三个关键词:铁、脂质 ROS、GPx4。工具药记两个:erastin 耗掉谷胱甘肽,RSL3 直接抑制 GPx4。做实验时这两个加进去,是“正对照”还是“反证”,取决你要证明什么。
〔注10〕
原文
The existence of atrophic mitochondria is the only gold standard to identify ferroptosis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直译
存在萎缩的线粒体,是透射电镜识别铁死亡的唯一金标准。
失味点
中文医学语境里“金标准”通常指最权威的诊断参照。这里作者说的是一件更弱的事:在电镜下,萎缩线粒体是目前唯一被公认的形态学判据,而它并不特异,其他死亡方式也能看到萎缩的线粒体。读成“铁死亡有金标准了”是错的,读成“我们只握着一个不太够用的判据”才准。
学习提示
遇到 gold standard 问三件事:谁定的、特异度多少、有没有替代。综述里这句话后面紧跟着的,往往就是“所以还需要……”。
〔注11〕
原文
astrocytic end-feet
直译
星形胶质细胞终足
失味点
中文常写成“足突”,读者会联想到肾小球足细胞的 foot process,那是完全另一回事。终足是星形胶质细胞伸出去、包在毛细血管外壁的膨大末端,是 BBB 的第二层;它肿了,水就积在血管和胶质细胞之间。
学习提示
一个 foot 在三个地方三个意思:足细胞是滤过屏障,星形胶质是 BBB 组分,小胶质是运动突起。判断依据只有上下文和细胞类型。
〔注12〕
原文
pinocytosis(胞质内致密颗粒与多囊体)
直译
胞饮
失味点
直译“胞饮”,中文读者想到“细胞在喝水”。BBB 语境里它指的是跨细胞转运(transcytosis)活跃:内皮细胞把血浆成分一口一口吞进去、装进多囊体,运到另一侧再吐出来。这和紧密连接裂开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漏法”。
学习提示
BBB 渗漏有两个机制口子:旁细胞(tight junction)和跨细胞(transcytosis)。查文献时按这两个词分开搜,别只搜“BBB 破坏”,那样搜到的都是笼统结论。
〔注13〕
原文
neurovascular unit (NVU)
直译
神经血管单元
失味点
“单元”听起来像一个解剖结构、能整块切下来。它其实是个功能概念:内皮、基底膜、周细胞、星形胶质终足、(按不同定义还包括)神经元与小胶质细胞,一起决定这段血管通不通。任何一个成员坏掉,整段都漏。
学习提示
写讨论时用 NVU 这个词,就意味着你不能只谈内皮。周细胞丢失、终足肿胀、基底膜降解,都得算进“BBB 破坏”里,否则结论会偏。

附录 · 英文原文

以下为未经改动的英文原文(来源:Europe PMC 开放获取全文 / 出版方摘要)。

Traumatic Brain Injury: Ultrastructural Features in Neuronal Ferroptosis, Glial Cell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and Blood–Brain Barrier Breakdown

Journal: 2021;10(5):1009  |  DOI: 10.3390/cells10051009  |  PMID: 33923370  |  PMCID:

Authors: Delong Qin; Junmin Wang; Anh Le; Tom J Wang; Xuemei Chen; Jian Wang

Abstract

The secondary injury proces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results in motor dysfunctio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mpairment, and poor outcomes. These injury cascades include excitotoxic injury,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oxidative stress, ion imbalance, inflammation, and increas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Electron microscopy is an irreplaceable tool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athogenesis of TBI as the secondary injury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pathologic changes at the ultra-micro level of the brain cells. These changes include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neurons (cell body, axon, and synapses), glial cells, and blood–brain barrier, etc.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treatment of TBI, identifying the changes in subcellular structures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athologic cascade reactions after TBI and improv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related to neurons (e.g., condens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in ferroptosis), glial cells, and blood–brain barrier in the existing reports of TBI, to deepen the in-depth study of TBI pathomechanism, hoping to provide a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TBI.

Keywords: cell structure, ferroptosis, inflammation, mitochondria, neuron, TBI, ultrastructure

1. Introduct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is and continues to be a major problem around the world. TBI refers to the brain tissue damage caused by external mechanical forces. Various disasters such as falling, traffic accidents, and violence can induce brain tissue damage and neuronal cell death present in TBI. TBI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death and disability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approximately 69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re suffering from TBI each year [[1],[2]]. Among these, approximately 1.5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3–4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experience TBI every year [[3],[4]]. The care of TBI costs approximately $400 billion annually, representing about 0.5% of the entire annual gross world product [[5]].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o solve the massive clinical problems caused by TBI. After TBI, patients may have brain edema, inflammation, nerve injury, motor deficits,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other signs and symptoms, which are capable of causing disability and death. It is estimated that TBI is going to be the 4th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in 2030 [[6]]. TBI represents about 30–40% of all injury-related deaths across all ages, and we expect the same trend in disability rate until 2030 [[5]].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revealed many pathways involved in TBI injury and elucidated the patholog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clinical symptoms after TBI. However, the pathomechanism of TBI is very complex, with many unexplored mechanistic pathways. Although many promising therapies and drug candidates can improve TBI outcomes in animals, no clinical trials have been successful so far. The treatment for severe TBI patients is essentially symptomatic and life-sustaining. Acute TBI is characterized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juries. Primary brain injury refers to the direct injury to brain parenchyma during the initial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act, it can be focal or diffuse. Secondary brain injury is extensive and lasting which is caused by a multifactorial set of events including glutamate excitotoxicity, perturbation of cellular calcium homeostasis, membrane depolarization,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flammation, increased free radical generation and lipid peroxidation, neuronal death, and diffuse axonal injury [[7]]. During this process, a variety of pathways including excitotoxic injury,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oxidative stress, ion imbalance, inflammation, and increas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are activated. The serious short and long-term sequelae of TBI results from direct primary and complicated secondary injury. The variety of biochemical and molecular signaling connections involved contributes to the pathology of TBI, and these complicated connections are the main obstacle in TBI research, limiting the progress of drug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practice. Using electron microscopy, we can investigate the detailed structure of tissues, cells, organelles, and macromolecular complexes, which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cell dysfunction after TBI.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 neurons, glial cells, and blood–brain barrier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TBI, so as to move TBI research forward, hoping t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TBI in clinic.

2. TBI-Related Ultrastructural Damage to Neurons

2.1. Hydropic Disintegration of Neuronal Body and Process

Regarding normal neurons, the extracellular space is small, and the myelin sheath is dense and well preserved. The neuronal cell body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cytoplasmic organelles (such as Golgi body,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intermediate filament). The nucleus contains a small amount of heterochromatin and exhibits a complete nuclear membrane around it. In addition, the expected complement of intermediate filament and microtubule are obviously observed in a single cytoplasmic process, and the synapse is easy to be identified [[1]]. Establishing a TBI model in mice by controlled cortical impact (CCI) and using a new technique of continuous brain sectioning, Wiley CA et al. observed the cell bodies and processes of nerve cells in the injured mouse brain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 [[1]]. These cell bodies and cell processes show water-soluble disintegration (or cerebral edema)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 This structural change includes loss of nuclear heterochromatin, and a small number of heterochromatin components in the cytoplasm; loss of microfilaments, microtubules, and mitochondria; increased number of electron dense film structure; and a large number of nuclear membrane fragment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whole cell body and neurite [[1]]. At the same time as water sample disintegration of cell body and protuberance, the cell membrane of these cells remained intact within 3 weeks after injury. In the contralateral cerebellar cortex, the nucleus of Purkinje neurons was sparse, and the cytoplasm was water-soluble disintegration and mainly manifested as subcellular apparatus dissolution, microfilament and microtubule loss, and the existence of electron-dense membrane fragments [[1]].

Cerebral edema (CE) is defined as an increase in brain water content in the affected tissue, including in individual cells and their surrounding interstitial space, and the excess accumulation of fluid within the brain. If unchecked, CE can lead to an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and fatal brainstem herniation. In fact, CE accounts for 50% of deaths in severe head injuries [[8]]. After TBI, CE forms at the lesion and incorporates into the surrounding tissue [[9]].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CE caused by TBI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but the relevant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Cellular edema can occur in all brain cell types, including astrocytes, endothelial cells, and neurons, and it has been a feature in astrocytes [[10]]. Several signaling molecules underlying edema formation in TBI, including Na+-K+-2Cl− cotransporter [[11],[12]], Aquaporins [[13]], Sulfonylurea-receptor 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member 4 (Sur1- Trpm4) [[14],[15]], Glutamate [[10],[16]], and Arginine vasopressin [[17],[18]] have been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exact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Continuous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reatment strategies with an aim to mitigate CE after it has been formed may be less promising than those with an aim to inhibit the signaling pathways that contribute to edema formation [[8]].

2.2. Axon Destruction, Demyelination, and Myelination

Pedachenko et al. conducted an experimental TBI study with a weight-drop model, in which a weight (450 g) is dropped from a 1.5 m height to induce TBI [[19]]. Twenty-five adult (6-8 months old) and twenty elderly (24 months old) male rats were tested in the study [[19]]. They observed that after TBI, there wer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not only around the nucleolus but also in the processes of neurons and more than 1/3 of myelin sheath fibers were damaged [[19]]. A typical change following TBI includes axonal destruction with local swelling and axial cylinder deformation. In some cases, the axon was separated from the myelin sheath (vacuoles formed between the sheath and the axon) combining with disintegration, homogeniz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neurite structure within the cell () [[19]]. In addition, the myelin sheath had disintegrated, the lamellar structure was destroyed, and swelling and protuberance had formed [[19]]. Mierzwa AJ et al. performed a mouse TBI experiment in which the corpus callosum was damaged [[20]]. At each time point of examination from 3 days to 6 weeks post TBI (3rd day, 1st week, 2nd week, and 6th week),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egenerated axons distributed in the intact fibers of the corpus callosum. Additionally, the degenerated ax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ime after TBI. The number of degenerated axons increased 2.4-3.8 times after TBI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value in sham mice. Six weeks after TBI, the axon degeneration increased by 2.9 times.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a delayed pathologic response after TBI. In a blast-induced mild TBI model, the clear myelin sheath ballooning was observed [[21]]. Song H et al. used open-field low-intensity blast (LIB) to study TBI [[22]]. The 3-m LIB-exposed animals exhibited clear myelin defects at 7 days post injury (DPI). They presented with extensive split myelin layers, dense degeneration (pockets of dense cytoplasm and vacuole within the myelin layers), myelin ballooning (bulges produced by splits in the myelin sheath layers), myelin disruption (rupture of the myelin continuity), or myelin detachment (hypodense periaxonal space between the axon and the myelin sheath) [[22]]. In addition, Wiley CA et al. have observed that in the synaptic structure of the damaged cerebral cortex, the presynaptic contour is adjacent to the axons of water-like neurons that can distinguish the postsynaptic density. At the same time, no presynaptic vesicles were found in the axons of water-like neurons [[1]].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the outer space of nerve fibers is small [[1]]. The myelin sheath is dense and uniform [[1]]. There were complete mitochondria and normal intermediate filaments and tubules in the myelinated nerve fiber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above structures in the neurons of the injured brain at 7 and 21 days after TBI,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normal brain [[1]].

[Figure 1] Multiple axonal degenerations were observed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A–I). After TBI, the damaged axons showed multi-stages degenerations from the transverse section (A, sham; B-F, TBI) and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G, sham; H and I, TBI). The axon of sham (A) has a uniform cytoskeleton structure. After TBI, multiple axonal degenerations, including swelling and different densities of vesicles (B–D), were observed. Axons with very dense cytoplasm (E) and swollen mitochondria (F) were also observed, which were also considered as degenerative. Besides, the cytoskeleton structure of the sagittal section of the axon of sham (G, asterisk “*”) was uniform while vesicles accumulated in degenerated axons after TBI (H and I, asterisk “*”). Permission was obtained from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anda J Mierzwa et al.) [[20]].

In the TBI experiment in mice by Mierzwa AJ et al., which damaged the corpus callosum [[20]], complete axons, degenerated axons, and lost axons (only myelin but not axons) were observed under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 Normally, the amount of excessive myelin sheath around axons is minimal. However, after axonal injury, excessive myelin sheath around the injured ax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20]]. Compared with sham mice, the quantity of excessive myelin sheath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the third day (62.6 times), in the first week (45.9 times), and in the second week (23.2 times) [[20]]. In fact, the amount remain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in 6 weeks [[20]]. Overall, myelin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equency of axon degeneration in TBI mice. The 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axon and myelin sheath were observed in the brain cells of the corpus callosum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brain injury [[20]]. For example, the degenerated axon was scattered in the complete axon [[20]]. The myelin sheath was abnormal, including demyelination, myelin sheath collapsed, and over myelin sheath (the myelin sheath did not tightly cover the axon, so it was similar to “redundant myelin sheath”) [[20]]. The complete axon showed obvious demyelination in 3 days and demyelination in 1 week () [[20]]. At 3 days (1.8 times) and 6 weeks (1.5 times) after TBI, the number of demyelinated ax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only accounted for a small part of the total axons (<5%) [[20]]. The frequency of complete axon demyelination was not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of axonal degeneration. Remyelination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myelin sheath is thinner than normal within a given axon diameter.

[Figure 2] Excessive myelination correlated with axonal degeneration (A,B). Long myelin sheath (arrow) with intact axons (A) and degenerated axons (B) were observed clearly. The sagittal section of the corpus callosum shows the elongated myelin sheath folding back rather than tightly encircling the axon. Permission obtained from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anda J Mierzwa et al.) [[20]].

[Figure 3] Clear and significant demyelination of intact axons after TBI were observed (A,B). Demyelinating axons (light yellow) showed having normal mitochondria and cytoskeleton structure but lack myelination. Permission obtained from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anda J Mierzwa et al.) [[20]].

In a TBI study by Mierzwa AJ et al. [[20]],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the thickness of myelin sheath of the intact fibers decreased at 1, 2, and 6 weeks. Compared with the sham mice, the TBI mice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average axon diameter at 3 days (10.2%) and 6 weeks (16.2%) [[20]]. The ratio of g (the formula is the axon diameter divided by myelinated fiber diameter) shows the existence of remyelination more specifically by calculating the size of the axon. The increase of the slope of g-ratio relative to the diameter of axon in the binocular indicates that the diameter of the axon with myelin is increased, which also indicates the progress of remyelination. From the first week, the remyelination in the whole fiber group showed not only the thinning of the myelin but also the increase of the slope of the G-ratio curve. Additionally, significant demyelination at 3 days returned to normal at 1 week, consist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remyelination during this interval.

Although myelin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fibroblasts, the pathological effect of the myelin on TBI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After axon loss, the related myelin sheath may collapse into double myelin sheath before degradation. In ad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biological formation of myelin sheath, myelin sheath can extend outward beyond the perimeter of the axon and then fold back to itself. These potential double myelin sheaths or lack of visible axons extending outward from the axons are classified as excessive myelin sheaths [[20]]. Among all the excessive myelin sheaths found, the number of time-span points of the excessive myelin sheaths with axon loss accounted for between 60.3% to 67.8%, and the excessive myelin sheath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requency of axon degeneration in TBI mice. This indicated that a series of pathologic processes after TBI led to axon damage, and then le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such as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TBI, the affected axons exhibit obvious demyelination, indicating a series of pathologic processes after TBI lead to axon damage corresponding to clinical signs and symptoms. For example, the surviving axon demyelination damages the jump conduction, making the axon more vulnerable to further damage. The slow conduction along the demyelinated axon causes the nervous circuit to lose synchronization, and this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crease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peed after TBI [[23],[24]]. Myelin sheath damage may also lead to myelin fragments, stimulating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25]], thus leading to the generation or aggravat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 part of the myelin formation was excessive myelination (with double sheath), which is similar to a “redundant” myelin sheath, and that was demonstrated by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analysis [[26]]. In previous preliminary studies, it was found that one of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myelin pathology after injury was abnormal myelin sheath, over folding back [[27]].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experiments, there was continuous myelination of denatured axons within 6 weeks after TBI.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pontaneous myelination of surviving axons after demyelination may be particularly related to the recovery after brain injury. Moreover, research on the demyelinating disease model shows that remyelination can not only restore function, but also protect the demyelinating axon from progressive degeneration and disconnection, resulting in permanent loss of function [[28],[29]]. To sum up, at any time point after TBI, the excessive myelin sheath in the corpus callosum is related to axonal degeneration, and most of the excessive myelin sheath is much longer than the expected collapse of the myelin sheath around the degenerated axon. These excessive myelin patterns may be caused by axon loss and/or myelin synthesis. In the developing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double myelin sheath is called “myelin sheath abduction” or redundant myelin sheath [[26]]. In the process of myelin biosynthesis, the excess myelin membrane extends radially from the growing axon, forming a loose layer, and gradually expands around the growing axon and other axons located near it [[26]]. The extension of these redundant myelin sheaths produces double myelin sheaths. Therefore, after TBI, excessive myelin sheath may reflect the synthesis of myelin sheath to regenerate the living axon and/or abnormal myelin sheath. That is, the remyelin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xcessive morphology of the myelin sheath observed after TBI [[20]].

2.3. Mitochondrial Abnormality

Abnormal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is a key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nal damage, which is usually observed in TBI [[30]]. In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BI leads to damage to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mitochondrial functional integrity [[31]]. At the same time, mitosis and fragmentatio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apoptosis cell death [[32]].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may trigger or aggravate secondary intracellular cascade damage after primary damage [[31]]. In addition, mitochondria participate in the endogenous apoptosis pathway, involving a variety of not receptor-mediated stimulation to generate intracellular signals [[33]],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a series of secondary injuries after TBI primary injury. In a study by Wu Q et al. who used the weight-drop model of TBI in mice, abnormal mitochondria in neurons were observed 24 h after TBI. These abnormalities included severe 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crista collapse, mitochondrial swelling, mitochondrial membrane rupture, decreased mitochondrial density, and increased size and shape heterogeneity () [[34],[35]]. In addition, in the experiments by Wiley CA et al. who used the mouse CCI model, on the 7th and 21st day after TBI,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mitochondria in the neurons in the damaged area decreased [[1]]. Pedachenko et al. conducted a TBI study with the weight-drop model of TBI in rats, in which a weight (450 g) is dropped from a 1.5 m height [[19]]. They observed that the mitochondria in the cytoplasm of most neurons in the damaged area showed destructive changes and rapidly expanded vacuoles with destruction and decomplexation of cristae and damaged membranes [[19]]. There was another obvious abnormal change in the mitochondria within the axon: crista disruption and obvious swelling [[19]]. Using a fluid percussion model of TBI in rats, Wang Q et al. observed that some cells in the injured area (cerebr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had obvious ultrastructural damage on the 7th day after TBI, such as cell atrophy, mitochondrial swelling, reticulum expansion, and delayed hematoma [[34]]. In the blast-induced mild TBI mouse model by Song H et al., swollen mitochondria were observed [[21]]. In the LIB model of TBI in mice by Song H et al., extensive mitochondrial abnormalities within the neuropil were observed and characterized as swollen clear, swollen dense, and dark degenerated mitochondria [[22]].

[Figure 4] Typical electron microscopic images of mitochondrial ultrastructure of normal and damaged neurons. (A,C) showed normal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B,D) showed 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of damaged neurons (Asterisk, mitochondrial fragment). Permission obtained from Elsevier (Wu, Q. et al.) [[35]].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and intracellular distribution depend on many factors, including mitochondrial energy state, membrane permeability change, physical interaction with the cytoskeleton, mitochondrial dynamics (motion, fission, fusion),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nd degradation [[36],[37],[38],[39],[40]]. Normal cells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mitochondrial fusion and division, thus maintaining normal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and aerobic metabolism. The morphological and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of mitochondria in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TBI indicated that the injury caused by external force resulted in the abnormality of mitochondria, and its normal physiological function was seriously affected.

In the process of secondary injury after TBI,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onsequences is the apoptosis of nerve cells. This apopto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bnormalities described above in mitochondria. There are two pathways of apoptosis, one is the exogenous pathway mediated by specific receptors on the surface of the cell membrane, the other is the endogenous pathway involving mitochondria. When apoptosis begins, proteins called caspases are activated that break down various cell components required for cell survival [[41]]. Cytochrome c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poptosis by translocating from mitochondria to cytoplasm and bins to apoptosis protease-activating factor 1 (Apaf-1) to induce apoptosome formation [[42]]. When injured, abnormal structural changes such as swelling, the collapse of crista, rupture of membrane, and so on occur in the mitochondria of nerve cells at the injured site. When the crista of mitochondria collapses and breaks, the cytochrome c in them will be released. Given that the majority of cytochrome c resides inside the narrow cristae junctions, the release of cytochrome c probably requires two steps: mobilization and translocation where the mobilization step may involve cristae remodeling [[43]]. Once released, cytochrome c,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Apaf-1, triggers the initiator caspases-9 activation and then leads to the subsequen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apoptosis, including chromatin condensation and nuclear fragmentation [[44]]. The cytochrome c binds with Apaf-1 and ATP to generate complex proteins called apoptosomes which cleave to procaspases that activate caspase 3 [[45]]. During apoptosis, mitochondria dramatically fragment as a consequence of increased recruitment of DRP1 to mitochondria, which is key to the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DRP1 plays in Bax/Bak-mediated mitochondrial outer-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46],[47],[48]].

One of the other major causes of secondary injury from a TBI is an overproduction of radical oxygen species (ROS) [[49]]. Healthy mitochondria produce a small amount of ROS, but there is a set of antioxidant systems in the cell to protect it from the ROS attack at the same tim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ROS cause little damage a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generation and scavenging of ROS is highly controlled [[50]]. After a TBI,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can occur and release excessive ROS [[51]]. Changes in the normal reduction-oxidation (redox) state of cells can result in toxic effect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peroxides and free radicals that damage all components of the cell, including proteins, lipids, RNA, and DNA [[52]].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ondary injury of TBI, the responses to oxidative stress involve changes in mitochondrial channels that can lead to ROS release, and these responses are called ROS-induced ROS release. With high levels of ROS, the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 (mPTP) openings that maintain homeostasis of ROS within the cell are insufficient, and the mitochondria release an ROS burst,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mitochondria [[50]]. Excessive ROS damages proteins, mtDNA, and lipids, resulting in apoptosis, neuroinflammation, and disruption of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in TBI injured brains [[53]]. Excessive ROS induces axonal damage and apoptosis of oligodendrocytes through 4-Hydroxynonenal from lipid peroxidation [[54]]. To reduce cellular damage, the mitochondria will normalize ROS which usually occurs through brief mPTP openings [[50]]. In addition, the shape of the mitochondrial cristae regulates both mitochondrial efficiency and metabolic functions [[55]].

Under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the ultrastructure and quantity of mitochondria are often quite different. Therefore, mitochondria can be used as a reliable sensitive index in cytopatholog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linical examination. This can provide a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TBI patients.

After TBI, the physiologic environment of brain cells changes obviously with the progress of injury. This pathological change destroy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depend on the normal shape and distribution of mitochondria and finally leads to abnormal morphologic and structural changes such as 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crista collapse, mitochondrial swelling, mitochondrial membrane rupture, and mitochondrial density reduction.

2.4. Endoplasmic Reticulum Dissolution

In a mouse CCI model of TBI by Wiley CA et al., the damaged intracellular organelles were broken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as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an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organelles were found in the cytoplasm () [[1]]. The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was dissolved, and the residual was also broken [[1]]. The residual Golgi complex was difficult to identify [[1]]. The mitochondria were broken, lost, and the subjective volume was small [[1]].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membrane fragments were scattered in the whole cell body and neuron process [[1]]. Pedachenko et al. conducted a TBI experiment by dropping a 450 g weight from a 1.5 m height to induce TBI in male rats [[19]]. The Golgi cell vacuola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injured cells following TBI [[19]]. Additionally, most mitochondria showed destructive changes and rapid expansion of vacuoles and some organelles were hypertrophic [[19]]. Moreover, the number and size of residual centrosomes in glial cells also increased [[19]]. In a recent weight-drop TBI model experiment of rats by Liu Q et al., a swelling endoplasmic reticulum was observed clearly [[56]].

[Figure 5] The damaged neurons showed abnormal loss and destruction of organelle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normal neurons. (A) Ultrastructure shows remarkable preservation of organelles,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expansion of extracellular space in non-damaged areas. Abundant closely opposed synapses with normal complement of cytoplasmic (cytoplasm colored green) organelles and mitochondria were also observed. (B) Damaged areas show abnormal neurons with nucleus (N, colored pink). The cytoplasm (C, colored yellow) showed abnormal loss and destruction of organelle and most distinct filaments, tubules, or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cannot be found. It seems that dilated neurotic processes (*, dilated neurotic processes) extending from the neuronal surface also were organelle depleted. Abbreviation: N, nucleus; C, cytoplasm. Permission obtained from the Mary Ann Liebert, Inc (Wiley, C. A. et al.) [[1]].

Comprising between 15%–60% of the total cell membrane volume,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is an essential and evolutionarily specified cellular organelle involved in several processes, including protein homeostasis, stress response, survival signaling, and trafficking of secretory, as well as cell-surface proteins [[57]]. Additionally, the ER maintains a Ca2+ store and acts as a site for oxidative protein folding within cells [[58]]. The induction of a TBI not only causes direct damage, such as axon shearing, to tissue but also triggers a delayed sequence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events that result in secondary injury, such as a disruption of Ca2+ homeostasis, which has been suspected as the fundamental pathological mechanism [[59],[60]]. The dissolution of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after TB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calcium homeostasis. By serving as the major intracellular calcium (Ca2+) storage compartment, the ER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Ca2+ homeostasis among various cellular organelles [[57],[61]].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molecules in the control of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secretion, contraction, metabolism, trafficking, and cell death, cytosolic Ca2+ is tightly regulated in time, space, and concentration [[62]]. Maintenance of balanced Ca2+ homeostasis is critical to all ER-supported physiologic functions [[61]]. Ca2+ accumulated within the ER lumen not only controls fast signaling events but also regulates numerous ER-residing chaperone enzymes in post-translational protein processing. The destruction of calcium homeostasis and the increase of unfolded or misfolded proteins caused by it lead to post-TBI ER stress [[63]]. ER stress stimulates the release of Ca2+ from ER to cytosol, and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release of cytochrome c and induces apoptosis [[64]]. Therefore, ER stress resulted from TBI modulates the mitochondrial apoptosis pathway via regulation of ER Ca2+ levels.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UPR) is an intracellular stress response due to accumulation of misfolded and unfolded proteins in the ER [[65]]. It is a fundamentally adaptive cell response, which functions as a cytoprotective mechanism to overcome ER stress when ER homeostasis is perturbed by intraluminal Ca2+, infection, nutrient deprivation, improper glycosylation, accumulation of misfolded proteins, or changes in redox status [[66],[67]]. However, if ER stress is prolonged and there is a sustained activation of the UPR, the cell’s propensity to combat ER stress is exhausted, resulting in the activation of pro-apoptotic pathways, such as the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EBP homologous protein and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12, that subsequently eliminates cells injured by ER stress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 organism [[63],[68]].

There are three major ER stress sensor-protein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UPR: PKR-like ER kinase (PERK), inositol requiring kinase 1 (IRE1α), and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6 (ATF6) [[66]]. These proteins mediate the alleviation of ER stress to realign protein-folding demand and capacity back into homeostasis so that the cell can survive and function [[69]]. Under normal physiologic conditions when the ER protein folding capacity corresponds to a load of newly synthesized proteins, the activity of these three ER sensor-proteins is suppressed by binding to an ER chaperone, a 78 kDa glucose-regulated protein (GRP78) [[70]]. However, as conditions of ER stress manifest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misfolded or unfolded proteins in the ER lumen, GRP78 dissociates from the ER stress-sensing proteins, thereby resulting in their activation. Subsequently, GRP78 binds to unfolded proteins to aid in the refolding process [[70]]. These three ER sensor-proteins act to alleviate ER stress, but if the stress is too severe or prolonged, programmed cell death will be triggered [[66]]. Direct damage to cellular proteins and folding mechanisms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BI and further exacerbates aberrant protein accumulation and thus ER stress [[71]]. A disrupted, elevated ER Ca2+ homeostasis can also result in the activation of proteases, phospholipa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oxygen and nitrogen free radicals [[72]].

Alth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se extensive ER stress responses is unclear, blocking ER stress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option for TBI, which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accumulation of abnormal protein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ns but also may decrease ER-associated apoptosis and promote neuroprotection.

2.5. Cytoskeleton Destruction

The cytoskeleton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e commonly existing in eukaryotic cells. It refers to a protein fiber grid structure system consisting of microtubule (MT), microfilament (MF) and intermediate filament (IF) and plays a role of scaffolding in cell morphology and internal structure arrangement [[73]]. In the weight-drop model of TBI in rats by Pedachenko et al.,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 changes in the cytoskeleton of rat nerve cells after TBI, such as the damage of nerve fibers and the local loss of microtubules, which also led to the interruption of axon transport [[19]]. The loss of microfilaments and microtubules was also observed in a mouse study by Clayton A. Wiley et al. [[1]]. In the mouse corpus callosum damaging TBI experiments by Mierzwa AJ et al., under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cells exhibited axonal degeneration, the cytoskeleton was broken, the cytoplasmic density was abnormal (51.1–59.9% was abnormally high, 23.7–33.1% was abnormally low), and there were vesicles in the cytoplasm [[20]].

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cytoskeleton destruction after TBI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The cytoskeleton of submicron cells is composed of lattice-like tissues of various proteins, which helps to form and stabilize special domains [[74],[75]]. In addition to the role of scaffolds, the cytoskeleton is also widely involved in material transport, cell movemen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gene expression, cell divi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axon damage caused by TBI through axon shearing and other pathways is the cause of related neurological symptoms [[59]]. After the axon is transected in vivo, there is a latent period. The axon remains static and electrically excited in structure, followed by a rapid and irreversible process called granular disintegration of axon cytoskeleton (GDC), in which the neurofilament, microtubule, and other cytoskeleton components disintegrate [[76],[77]].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local damage of the axonal outer membrane leads to the release of calcium, which leads to the fracture of the cytoskeleton and mitochondria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erve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xon outer membrane allows the accumulation of calcium in the local axon, and then activates various calpain pathways, which can degrade the cytoskeleton network in the axon [[78]]. Calpain-mediated cytoskeleton degradation has been shown to occur in axon-damaged and disconnected sites and many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have used antibodies against their specific protein breakdown products [[79]].

Microtubules are important cytoskeleton components, whose structural integrity is the basis of axonal nutrient transport. The microtubules exten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rosome to the surrounding area, providing a pathway for the transport of intracellular materials. Some transport vesicles, secretory granules, pigment granules, and other substances synthesized in cells are transported along the track provided by microtubules. The common disruption of anterograde and retrograde axonal transport after brain injur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epolymerization or loss of microtubules [[79],[80]]. Although caspa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ath of apoptotic cells in axons with a severe injury, they are believ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terminal degradation of the cytoskeleton, resulting in an irreversible collapse of the subperiosteal cytoskeleton rather than direct apoptosis of cell bodies [[81]].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ytoskeleton destroys axon transport and lead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elles and vesicles, leading to axon swelling and final separation [[82]]. When microtubules are destroyed and lost, the transport of intracellular materials will be inhibited. The early disintegration or loss of microtubules may be due to the depolymerization of microtubule components, protein decomposition, 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83]].

Neurofilament is the most abundant cytoskeleton protein in large myelinated axons, with longitudinal orientation and regular intervals [[84]]. Neurofilaments are the dominant intermediate filaments in axons and are produced in the cell bodies of neurons and transported throughout the axons. Structurally, they are specific heteropolymers assembled from a central rod-shaped domain surrounded by threefold proteins (which can be light, medium, or heavy) [[85],[86]]. Neurofilament may be the key factor of axon tensile strength and mechanical tensile elasticity. Alth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neurofilament segment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re is evidence that calcinosis of the neurofilament cytoskeleton leads to the loss of filamentary structure [[87]].

The study of cytoskeleton destruction after TBI is still in progress. At present, the detection of cytoskeleton damage can be used as a means to diagnose the severity of TBI or to observe its progress. In addition, it can be assumed that drug design targeting at blocking related pathways of cytoskeleton destruction will become a potential therapy for TBI.

3. Effects of TBI on Glial Cell Ultrastructure

3.1. Structural Changes of Astrocytes

In a TBI study in mice by Mierzwa AJ et al. in which the corpus callosum was damaged [[20]], astrocytes showed cytogenetic changes, indicating cytogenetic edema. The swelling of astrocytes was also clearly seen in the brain sections of rats 10 days after TBI. In a mouse CCI model of TBI, astrocytes in the damaged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were hypertrophied 3 days after TBI. Seven days after injury,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phology was further changed and a glial scar was formed [[88]]. In another CCI model of TBI in mice by Susarla BT et al., GFAP-positive astrocytes proliferate on the 1st, 3rd, and 7th day after the injury, and the number of proliferating astrocytes reaches the peak on the 3rd day after injury. These astrocytes were located near the lesion, showing hypertrophy and prolonged protrusion () [[89]]. In addition, in TBI mice of another CCI model, obvious swelling of the foot process of astrocytes was observed by Yao X et al. [[90]]. In a test of biopsy specimens taken from the cerebral cortex of 18 patients with brain parenchymal injury by Shitaka et al., the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ed swelling of astrocytic perivascular processes [[91]]. Cytotoxic edema of astrocyte end-feet was also observ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area [[91]].

[Figure 6] Astrocytes showing hypertrophy and prolonged protrusion were observed near injury lesions after TBI. Those astrocytes in TBI mice show hypertrophy (B, green-labeled) and microglia (C, red labeled) usually contained fragments while normal astrocytes (As, green-labeled) and microglia (Mg, red labeled) in sham mice (A) were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m. Abbreviation: As, astrocytes; Mg, microglia. Permission obtained from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anda J Mierzwa et al.) [[20]].

Astrocytes are key players in the multicellular response to CNS trauma and disease [[92]]. Astrocyt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physiological homeostasi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upporting nerve function, and glial transmission and signaling through calcium release and absorption [[9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strocytes and endothelial cells is a key component of BBB induction and maintenance, which involves intercellular and intracellular communication [[94]]. Astrocytes also play a role in repairing BBB and maintaining homeostasis by providing metabolic support for neurons and their synapses [[95],[96]].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brain injury leads to extensive cell death, chronic tissue degeneration, and functional disability [[97],[98]]. Generally,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main inflammatory cells after various brain injuries.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can secrete a variety of cytokines, chemokines, prostaglandins, and growth factor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will occur after the CNS is damaged [[99],[100]]. Ultimately, these changes affect the local microenvironment, which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damage, subsequent repair,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101]].

How astrocytes transduce physical strain associated with more diffuse forms of tissue damage after TBI into subsequent changes in cell function is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95]]. An increase in astrocyte reactivity in response to injury is termed astrogliosis [[102]] which involves changes in morpholog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he intermediate filament proteins,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and vimentin, and heightened proliferation and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growth factors [[103],[104],[105],[106],[107],[108]]. In this review paper, we focus o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eactive astrocyte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astrocytes after TBI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swelling of the cell body, swelling and the elongation of the foot process, and formation of a glial scab. TBI with severe focal tissue damage triggers inflammatory mechanisms essential for the clearance of debris [[92]]. In this process, astrocytes cooperate with phagocytic immune cells, releasing cytokines, chemokines,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cluding high-mobility group box 1, heat shock proteins, and S100 proteins) to promote clearance of cytotoxic cellular debris and decrease inflammation [[92]].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of NF-κ-B in astrocytes mediated by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cell swelling, which is related to cytotoxic edema [[109]]. The swelling of astrocytes after TBI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early signs of cytotoxic edema, which is supported b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measurement imaging research including closed brain injury, diffuse brain injury, weight loss, hydraulic impact injury, and controllable cortical impact injury [[110],[111],[112]]. High-mobility group box 1 released from TBI-induced tissue damage can signal microglia to secrete IL-6, and signal reactive astrocytes can up-regulate AQP4 water channel involved in the water absorption of astrocytes [[113]]. In response to local tissue damage or inflammation, reactive astrocytes form scar boundaries to separate damaged and inflamed tissue from adjacent potentially viable nerve tissue which are instrumental in regulating the propagation of tissue injury, inflammation, and instructing brain repair [[92],[102],[114]].

Astrocytes are usually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cells that initiate the inflammatory cascade in the sense of danger. Proteins related to astrocyte activation are often used as biomarkers of TBI. Further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astrocytes in TBI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secondary injury of TBI.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produced by astrocytes will help to develop therapies to fight cell death and degeneration and to protect brain tissues against TBI injury. It is a feasible direction to study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astrocytes,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o judge th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of TBI.

3.2. Structural Changes of Microglia

In an electromagnetic repetitive closed-skull TBI examination with 18 patients by Vajtr D et al. [[115]], in the affected brain regions examined, cells with the ultra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ated microglia were observed near injured axons. These cells were often located near capillaries and had dense heterochromatin near the nuclear envelope, granular cytoplasm, and extended cytoplasmic processes. In some cases, these cytoplasmic processes wer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dystrophic axons. The activated microglia directly contact the damaged axons, 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and axon damage [[115]]. Furthermore, in a mouse CCI model conducted by Kumar et al., as neuropathological and inflammatory changes were monitored within one year after experimental TBI, it was found that the microglia in the injured area was activated chronically, and the cell body was hypertrophic [[116]]. In a newly established closed head injury model of TBI in mice by Roth TL et al., microglia with elongated processes were observed around the meningeal cells that died from primary trauma [[117]]. Under the two-photon microscope, it is observed that microglia react by extending to the boundary of glial cells and limiting the foot processes of single astrocytes within a few minutes after brain injury, forming a structure similar to a hexagonal honeycomb [[117]]. In addition, when some cells died, microglia transformed into phagocytes, and the cell body formed a jellyfish-like structure [[118]].

Microglia are innate immune cells with phagocytosis and antigen presentation ability in the brain [[119],[120]]. In a “resting” state, microglia have a rod-shaped cell body, and the process extends symmetrically in all directions [[121]]. Microglia activate rapidly after CNS injury.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stimulation, microglia can present a variety of activation state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microglial morphology, gene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122],[123]]. As with other CNS injuries, microglial activation in TBI results in different phenotypes, corresponding to neurotoxicity or neuroprotective activation [[123],[124]]. Depending on the stage and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microglia are stimulated differently, leading to specific activation states [[122]].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croglial activation has been controversial. The classical method of macrophage classification was borrowed and applied to microglia, and the activated state was divided into M1 (proinflammatory) state or M2 (anti-inflammatory) state [[125],[126]]. The proinflammatory M1 phenotype is conducive to the production and release of cytokines, which can aggravate nerve damage [[127]]. After LPS or IFN-γ exposure, the cell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sting” or “M0” phenotype to the M1 phenotyp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neurotoxicity after CNS injury. After exposure to IL-4 or IL-13, the cells differentiate from the M2 phenotype [[128],[129]]. In contrast, the M2 phenotyp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lease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that promote repair and phagocytosis [[130],[131]].

After microglia activation,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 morphological changes will take place [[132]]. In general, their foot processes move from undirected movement to targeted movement to the injured area [[121]]. Then, these pods begin to contract, and the cell body expands and becomes spherical [[133]]. Finally, microglia begin to migrate to the injured site at the rate of 1-2 μm per hour [[121]]. Microglia are usually present in a reactive state, but there is no phagocytosis residue in the cytoplasm. In TBI mice, microglia usually contain cell fragments that indicate phagocytic activity. The acute response of microglia to TBI is to remove cell and molecular fragments, which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restore normal brain homoeostasis [[118]]. It seems that the Iba1-immunoreactive cells with activated microglial morphology represent a response to primary-traumatic axonal injury.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axonal injury is secondary to toxic factors secreted by the activated microglia or that both the axonal injury and activated microglia are responses to some unknown pathologic factor [[115]].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eeds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

Generally, brain edema results from cytotoxic edema in neurons and usually leads to axon damage, such as axon degeneration, axon loss, and so on. These damages usually degrade the remaining myelin sheath and produce a lot of myelin fragments. These myelin fragments can stimulate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25]]. Therefore, too much myelin after TBI can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persistent neuroinflammation. In various brain injury models, the activation degree of microglia varies with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the injury. The microglial receptor is a sensor that recognizes these subtle changes in the substance of neurons and leads to various activation patterns of microglia. Therefor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a microglial receptor can be used as a marker of injury severity after TBI, and it may be a sensitive diagnostic tool [[134]]. Additionally, drug-targeted microglia-specific receptors will prevent the changes of neurophysiology, thus reducing unnecessary side effects. Therefore, microglial receptors may be an effective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TBI-induced brain injury [[134]].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of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in brain injury ar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stimulation from the surrounding cells and the local microenvironment [[106],[107],[108],[135],[136],[137]]. Matrices, such as inflammatory mediators, proteases, complement factors, and damping, trigger complex cascade reactions and promote many kinds of cell reactions. The treatment of CNS injury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properties of cell response to effectively limit the neuronal injury after TBI [[101]].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glial stress after TBI, and judging the stages of these stress reactions accurately, we can control the progress and deterioration of inflammation and protect the living brain tissue. For the complex stress response, it is a feasible method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stage of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by studying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Therefor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ltrastructure of glial cells after TBI will be helpful to develop better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TBI.

4. TBI-Related Ultrastructural Damage to Blood–Brain Barrier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is a highly specialized, semi-permeable barrier existing between the brain and blood that serves to maintain homeostasis of the cerebral microenvironment by restricting the passage of compounds and toxins into the CNS [[136],[138]]. Structurally, the barrier comprises an array of components including endothelial cells with tight junctions (TJ), adherens junctions, astrocytes, pericytes, and the basement membrane [[138],[139]]. The microvascular endothelium, glial cells, pericytes and neurons, and their intercommunication and the basement membrane constitute an assembly of cells recently referred to as the “neurovascular unit” (NVU) [[140]]. After TBI, the loss of BBB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heightened permeability is clearly observed. In the biopsy specimens taken from the cerebral cortex of 18 patients with brain parenchymal injury [[91]], a large number of dense granulations were observed, and some multivesicular bodies were observed in the cytoplasm of endothelial cell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inocytic activity of endothelial cells was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morphology of endothelial cells changed significantly: longitudinal folds and invaginations (asterisk) were found on the surface of endothelial cells [[91]]. In addition, basement membrane thickening was not observed, and tight junctions between endothelial cells were intact. However, the extracellular space between endothelial cells and astrocytes appeared considerably enlarged. Moreover, it showed swelling of astrocytic perivascular processes. The cytotoxic edema of astroglial cells was formed, and the vacuolization, swollen astrocytic end-feet were also observed [[91]]. The electron microscopic images of brain injury sections of TBI mice by Xiaoming Yao et al. showed typical structural changes of blood–brain barrier injury () [[90]]. Recently, the results of a fluid impact damage TBI model of mice by Edwin Vázquez-Rosa et al. showed that the endothelial cells ruptured and swelled, and the number of peripheral cel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141]].

[Figure 7] Compression of capillary lumen size and swelling of adjacent astrocytes were observed clearly after TBI. Abbreviation: A, astrocyte end foot; E, endothelial cell; L, capillary lumen. Permission obtained from Mary Ann Liebert, Inc (Yao, X. et al.) [[90]].

The BBB positioned along the blood vessels of the CNS reflects the brain’s critical roles in cognition, regulating metabolism, and coordinating the functions of peripheral organs [[142]]. When the brain performs its complex regulatory functions, it depends on the fine control of electrical and chemical signals between neurons, so the brain needs a precise and balanced microenvironment and depends on the BBB to maintain it. The endothelial cells with tight junctions (TJ), adherens junctions, astrocytes, pericytes, and the basement membrane. Together, those components provide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required to enable the barrier to maintain fundamental roles including supplying the brain with essential nutrients such as oxygen and glucose, mediating the efflux of waste products, and facilitating the movement of nutrients and plasma proteins [[143]].

In the past, BBB disruption has been found in a variety of neurologic disorders [[139],[144],[145],[146]]. As for TBI,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the primary injury, loss of BBB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heightened permeability are central features of pathogenesis [[147]]. The exact mechanisms by which acute CNS injury disrupts the BBB in the setting of TBI is debatable; however, acute hypertension, hyperosmolar solutions, classical inflammation, enhanced para/transcellular transport, and enhanced activity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have all been implicated, among many others [[147]]. Such alterations in barrier permeability following acute CNS injury arise due to loss or alterations in the function of key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omponents, which has major implications for injury progression and outcome [[148]]. The poor recovery and high mortality of TBI a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erebral edema and elevat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 These serious downstream complic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ss of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permeability of BBB after TBI [[148]]. The bioenergetic crisis that ensues following TBI as a result of secondary injury processes leads to a lack of ATP production, and this leads to failure of the Na+/K+-ATPase pump, essentia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on homeostasis [[149]], which results in an inability to maintain ionic gradients across the membrane and leads to intracellular accumulation of sodium. This collapse of the ionic gradient creates an osmotic drive for water to move from the extracellular compartment to the intracellular, and such intracellular fluid accumulation leads to cellular swelling and ultimately cell rupture, causing inflammation and collateral damage to adjacent cells [[94],[150]].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dothelial cells mainly determine the BBB’s properties, but they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NVU components [[151]]. Astrocytes are key cellular support of BBB integrity, and it interacts with endothelial cells through their end-feet projections that encircle the abluminal side of cerebral capillaries [[94]]. Such interactions are important in synchronizing metabolite levels with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vasodilation and regulating brain water content [[144]]. For example, the most abundant water channel protein, aquaporin 4, is predominantly expressed in astrocytic end-feet surrounding CNS vessels [[152]].

Within the NVU, the pericyt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between the neurons, astrocytes, and endothelial cells [[153]]. Brain pericytes interact with endothelial cells and astrocyte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f signaling in execute diverse functional responses such as regulation of blood–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angiogenesis, clearance of toxic metabolites, capillary hemodynamic responses, neuroinflammation, which are critical for brain functions in health and disease [[154]]. The pericyte-endothelial interac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BBB with critical effect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basement membrane and endothelial tight junction [[154]]. Pericyt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turation of the BBB by guiding astrocytic end-feet to the endothelium [[155]]. Pericyte loss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BBB dysfunction and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trigger of several pathologic conditions such as abnormal BBB leakage, edema, micro-aneurysm formation, and ischemia [[156]]. The fact that pericyte-deficient mice have an increase in permeability of the blood–spinal cord barrier even in the absence of injury and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of the vasculature show a reduction of pericyte markers, along with extravasation of blood markers in clinical patients, support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pericytes in maintaining endo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157],[158]].

5. TBI-Induced Ferroptosis

Ferroptosis, first reported in 2012 [[159]], is a form of regulated cell death that is different from apoptosis and is dependent on intracellular iron and lipi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160]]. Ferroptosis is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condens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densities in injured cells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 [[161],[162]]. In two studies on a mouse model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rough quantitative ultrastructural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injured neurons, researchers have confirmed the existence of ferroptosis in the hemorrhagic brain [[163],[164]]. In a recent study that employed the CCI model of TBI in mice, Xie BS et al. observed massive ferroptotic cell death within the injured area [[165]]. The ferroptosi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 levels of intracellular iron, lipid ROS and smaller than normal mitochondria [[165],[166],[167]]. The electr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from th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odel, showing characteristic mitochondrial atrophy (shrinkage) [[164]].

The biochemical feature of ferroptosis is an obvious accumulation of iron and toxic lipid ROS within the damaged cells. The significant morphologic phenotype at the ultrastructural level is shrinkage of mitochondria, with increased membrane density and disruption of the cristae [[159],[161],[162],[168],[169]]. The existence of atrophic mitochondria is the only gold standard to identify ferroptosis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164]]. The accumulation of iron-dependent toxic lipid ROS is a typical biochemical feature of ferroptosis, which results in irreparable lipid damage and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108],[170]]. In general, ferroptosis can be triggered when toxic levels of lipid ROS disrupt the cell’s antioxidant system [[170],[171]]. Erastin and RSL3 are commonly used triggers of ferroptosis in cancer cells [[160]]. The dysfunction of lipid hydroperoxidase glutathione peroxidase 4 (GPx4)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key event leading to ferroptosis. When the oxidation of membrane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UFA) is unregulated due to the inactivation of GPx4, ferroptosis will occur [[165],[168],[172]]. In this case, large amounts of free radicals will be produced, leading to catastrophic lipid membrane damage [[170]]. Excessive iron accumulation in tissues or cells can lead to tissue damage and/or cell death [[173]]. However, it is not totally clear how intracellular iron affects lipid peroxidation and induces ferroptosis [[170]]. In view of the lack of reliable and specific biochemical markers of ferroptosi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blockage of ferroptotic cell death by lipid peroxidation inhibitors might be the easiest way to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ferroptosis in vivo [[161],[162],[174]]. Quantitative electron microscopic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surface area is needed for confirmation. As a morphologic and pathognomonic feature of ferroptosis, the exact causes of mitochondrial atrophy and cristae disruption are unclear.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Ferroptosis is an event that has been foun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brain injury in recent years [[161],[162],[166],[175]]. Further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ferroptosi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athologic grid of TBI. In addit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lack of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TBI, we can develop specific ferroptosis inhibitors to be used in clinical trials, which might be a potential drug development direction.

6. Outlook

After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we have understood that TBI is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 subcellular structures. So far, various subcellular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various brain cells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 includi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neurons (cell body, axon, and synapses), glial cells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and endothelial cells (). The series of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after TBI show the damage to brain cells at the subcellular level. Analysis of thes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promo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BI. The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t structural changes are very complex. At present, research in this area is very limited. Clarify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underlie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after TBI will be challenging.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mechanisms of TBI by connecting the molecular pathology with the associated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will help develop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TBI. At present, a combination of computed tom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transcranial Doppler has been used as the diagnostic tool for TBI in clinic. However, these commonly used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provide little to no information on the key steps of secondary injury, such as excitotoxicity, neuroinflammation, cell death, proliferation, and repair [[176]]. In this regard, electron microscopy is an excellent tool to understand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above secondary injury cascade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rain tissue from TBI patients would help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Table 1]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after TBI.

CellUltrastructuralAfter TBIReference
NeuronCell bodySwelling (or hydropic disintegration)[[1]]
Cell membraneFracture[[1]]
NuclearHeterochromatin loss[[1]]
OrganelleAbnormality; Loss[[1],[19]]
MitochondrionFracture; Swelling; Membrane rupture; Atrophy (Ferroptosis); Crista collapse and disorder; Mitochondrial density decreased[[1],[19],[21],[22],[34],[35],[164]]
Endoplasmic reticulumSwelling; Dissolution[[1],[56]]
CytoskeletonBroken; Local loss[[1],[19]]
ProcessHydropic disintegration[[1]]
AxonDestruction; Demyelination and myelination[[1],[20],[21],[22]]
AstrocyteCell bodySwelling; Prolonged protrusion[[20],[88],[89]]
Foot processSwelling; Vacuolization[[90],[91]]
MicrogliaCytoplasmMyelin fragment appeared; Cell body hypertrophy; Elongated processes (forming a hexagonal honeycomb structure)[[115],[116],[117],[118]]
EndotheliaCytoplasmDense granulation and multivesical body appeared[[91]]
SurfaceLongitudinal folds; invagination appeared; end-feet swelling[[90],[91]]

Recent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mide proton transfer-weighted MRI (APTw-MRI) can accurately detect cerebral ischemia, hemorrhage,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after CCI and can differentiate acut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from ischemia in rats and in humans [[132],[177],[178],[179]]. In recent years, many promising TBI drug candidates have been reported, such as melatonin receptor agonist ramelteon, which exhibits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via the Nrf2 signaling pathway [[180]]; human wharton jelly-derived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hich protects against TBI via the stem cell-related mechanism [[181]];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rhizoma drynariae, which reduces the degree of brain injury via downregulation of immune response [[182]].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no drugs convincingly reported that can protect against the ultrastructural damage or repair the damaged subcellular ultrastructure. Considering the disappointing clinical trial results for some signaling pathway target drugs, it is a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 to develop drugs that can protect against or mitigate both histologic and cell ultrastructural damage whe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from the human TBI brain with electron microscopy.

Author Contributions

D.Q. and J.W. (Junmin Wang) writing—original draft; A.L., T.J.W. and X.C. review and editing; J.W. (Jian Wang) review and critical revision. All authors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the published version of the manuscript.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Statement

Not applicable.

Informed Consent Statement

Not applicable.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Not applica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Footnotes

References

Associated Data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Not appli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