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区目录
目录 · 跳到任一小节
脑科学 · 王君敏专区 · 论文精读 02/06 · 摘要+结果精译(缺血性卒中分支)

把 S100A9 从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里删掉,缺血性卒中的鼠好在哪里

Liu X, Wang J, Jin J, Hu Q, Zhao T, Wang J, Gao J, Man J(王君敏为第二作者)· 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 2024;30(8):e14881 | DOI 10.1111/cns.14881
英文原题 S100A9 deletion in microglia/macrophages ameliorates brain injury through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in ischemic stroke
下划线 = 中文容易“变味”或丢信息的词句:红线带编号 = 14 条注释卡(悬停看、点击跳转)。先说清楚一件事:这篇做的是缺血性卒中,不是脑出血。它值得读,不是因为它又证明了一次“炎症有害”,而是因为它把“哪个细胞、哪条通路、吃什么、吃错了什么”四件事钉在了同一批鼠身上。

摘要(全译)

小胶质细胞与浸润进来的巨噬细胞(M/M)是天然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缺血性卒中(IS)之后促进脑修复、清除细胞碎片上起关键作用。IS 治疗的新策略,涉及调节 M/M 的表型转换。本研究旨在阐明 S100A9 在 M/M 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它下游的 STAT6/PPARγ 信号通路在 IS 后神经炎症与吞噬中的作用。

在临床研究中,我们先检测了急性 IS 患者单核细胞中 S100A9 的表达模式,并分析它和长期预后之间的关系。在体内研究中,我们构建了 S100A9 条件性敲除(CKO)小鼠,并与对照组比较卒中结局。我们进一步检验了 S100A9 的特异性抑制剂 paqunimod(PQD)对卒中结局的药效。转录组学与体外研究用来探究 S100A9 调节 M/M 表型的机制,其中涉及对 STAT6/PPARγ 信号通路的调控。

S100A9 主要表达在经典单核细胞中,并与 IS 患者的不良结局相关。S100A9 CKO 减轻了梗死体积与白质损伤,改善了脑血流与功能恢复,并促成了 tMCAO 之后的抗炎表型与胞葬。STAT6/PPARγ 通路是参与免疫应答与炎症的一条关键信号级联,它可能是 S100A9 缺失所介导的下游靶点——证据是 STAT6 磷酸化抑制剂 AS1517499 取消了 S100A9 抑制在 tMCAO 小鼠与细胞系中的保护作用。此外,用 PQD 抑制 S100A9,在体外保护了神经元免于死亡,在体内减轻了脑损伤。

本研究首次提供了证据:经典单核细胞中的 S100A9 有可能成为预测 IS 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并揭示了一种新的 IS 治疗策略。通过证明 S100A9 介导的 M/M 极化与吞噬可以被 S100A9 抑制所逆转、且依赖 STAT6/PPARγ 通路,本研究为该领域的药物开发打开了新的方向。

引言(精译)

缺血性卒中一发生,血流不足就触发一串有害事件,统称缺血级联:兴奋性毒性、钙超载、自由基损伤、坏死/凋亡,以及血脑屏障(BBB)完整性的破坏。促炎细胞释放有害因子和细胞因子,加速炎症反应,推动卒中后的脑损伤加重与神经功能缺损。所以“及时终止”这件事很重要:及时清除死细胞或正在死的细胞,能把有害炎症压下去、恢复脑内稳态,从而避免更多神经元丢失。

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里天然就有的吞噬细胞,负责废物清除与炎症调节。IS 之后,单核细胞从外周循环迁入脑实质、分化为巨噬细胞,把免疫应答再加一把火。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M/M)的可塑性都很高,能随脑损伤改变表型;活化的 M/M 按表面标志物可分为促炎的M1 样和抗炎的 M2 样。但作者紧接着承认:M/M 的真实特征很难界定,因为它们在病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既复杂又临时。

时间线是这样的:卒中早期,新募集来的 M/M 主要表达更偏 M2 样的特征,但在 1 周内短暂转向 M1 样,并持续数周。一旦 M1 样吞噬细胞占了上风,促炎因子与神经毒性介质的分泌增加,有效的胞葬受损。更糟的是,有害的吞噬细胞可能把那些还有机会从炎症损伤中恢复、本来能活下来的神经元也一起吃掉,于是神经元丢失加重、脑萎缩形成。所以在急性期调节“有益/有害”两边的平衡,是 IS 恢复的关键;而调控 M/M 吞噬功能与表型改变的分子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Toll 样受体(TLR)在免疫系统里地位很高,负责启动即时反应、调节 M/M 极化。在动物模型里,抑制或敲除 TLR4 基因会带来更小的病灶和更弱的炎症反应,还促使小胶质细胞从 M1 样向 M2 样转换。S100A9(髓系相关蛋白 14,MRP-14)是 TLR4 的一个内源性配体,在多种疾病中调控髓系细胞功能;血浆 S100A9 水平与 IS 患者的发病风险、严重程度、死亡率和预后密切相关。此外,用治疗性疫苗靶向 S100A9,可以在缺血性卒中鼠里抑制血栓形成而不增加出血风险。所以,研究 S100A9 如何调节 IS 后的 M/M 表型,可能是一条有前景的卒中治疗路径。

最后一段是本文的结论预告:他们发现急性 IS 患者发病后 S100A9 阳性的经典单核细胞比例显著升高,且与长期预后呈负相关;用新构建的 S100A9 M/M 条件性敲除小鼠和髓系细胞系进一步验证,选择性删除 S100A9 促使 M/M 向抗炎表型转换、加速胞葬,且依赖 STAT6/PPARγ 通路;此外,S100A9/TLR4 的选择性结合阻断剂 paquinimod(PQD)能减轻野生型 tMCAO 小鼠的脑损伤、改善结局。作者自己给 PQD 的定位是:除了血管再通之外的另一种干预选择。

结果一 · 先看人:S100A9 在哪群单核细胞里,和预后什么关系

这一步是整个故事的入口,也是最容易被跳过的一步。研究纳入 31 例发病 24 小时内的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和 25 例性别匹配、无神经系统疾病史的健康对照,取外周血做胞内 S100A9 染色。作者先看健康人:在单核细胞的几个亚群中,CD14++CD16− 经典单核细胞表达的 S100A9 最多。然后看卒中:只有经典单核细胞的 S100A9 阳性率显著升高,中间型(CD14++/CD16+)和非经典型(CD14+/CD16+)都没变。

这里有个容易糊过去的细节,作者处理得挺规矩。卒中本身会让外周单核细胞总数变化,所以他们没有停在“阳性细胞绝对数”,而是算了每个亚群占全部单核细胞的比例:结果只有中间型单核细胞的比例上升,经典与非经典的比例保持稳定。翻译成人话:不是单核细胞变多了,是同一批经典单核细胞里的 S100A9 被调高了。这个区分很重要,否则你会把“数量效应”误读成“表达效应”。

然后是预后。随访到发病后 90 天,用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0 到 6 分,0 为无症状,1 为无临床显著残疾,2 轻度残疾,3 中度残疾,4 中重度残疾,5 重度残疾,6 死亡)。急性期 S100A9 阳性经典单核细胞的比例,与 90 天的 mRS 评分正相关。mRS 越高越差,所以“正相关”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个比例越高,人越差。作者的结论是,这个比例可以作为预测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给做临床样本的人提个醒:31 例、单中心、外周血、流式细胞术,这样的配置能提出一个假设,还不能定一个 cutoff。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指了个方向——如果以后要抽一管血判断“这个病人的小胶质细胞会不会往坏的方向极化”,S100A9 是一个可以测的候选,而不是只有尸检和影像能看。

结果二 · 删掉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里的 S100A9,鼠的脑子好一点

第一步是定位。tMCAO 后第 3 天,S100A9 和它的受体 TLR4 在Iba-1 阳性细胞里呈点状定位,而在 NeuN 阳性(神经元)或 GFAP 阳性(星形胶质细胞)细胞里看不到。这确认了 S100A9 在脑内主要由小胶质细胞和浸润的巨噬细胞表达——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标题写的是“microglia/macrophages”,而不是“microglia”。

第二步是造鼠。把 S100A9^fl/fl 小鼠与 CX3CR1-Cre+/+ 转基因小鼠交配,得到条件性敲除(CKO)小鼠,即只在 CX3CR1 表达的细胞(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以及部分外周髓系细胞)里删掉 S100A9。这个设计的好处是:全身敲除可能影响发育和免疫系统,条件性敲除让你能把“这个细胞里的这个蛋白”单独拎出来。

第三步是看结局。tMCAO(线栓法短暂性大脑中动脉闭塞,本质是“堵一段时间再把线拔掉,让它再灌注”)之后,与对照组相比,S100A9 CKO 组在第 7 天用激光散斑成像看到脑血流显著改善,第 3 天用 ΔT1 图看到 BBB 渗漏减少,第 14 天用 T2WI 看到校正梗死体积与脑肿胀减少;病灶体积用 Nissl 染色确认过;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分数越高越差)显示神经功能改善。

还有一条经常被忽略、但审稿人一定会看:CX3CR1-Cre+/+ 小鼠与野生型小鼠在病灶体积和神经功能缺损上没有显著差异。这句“data not shown”其实是在排除 Cre 重组酶本身的非特异效应——没有这一步,你永远无法说明你看到的保护作用来自 S100A9,而不是来自 Cre 小鼠的背景。

结果三 · 吃得对不对:极化、胞葬,还有“错误胞葬”

tMCAO 后第 3 天,CKO 组皮层与纹状体里 CD206(M2 样标志)与 Iba-1 双阳性的细胞比例明显升高,CD16/32(M1 样标志)与 Iba-1 双阳性的比例下降。WB 同向:Arg1 升高,CD86 和 caspase-3 下降。到这里还是常见的“极化”叙事,真正有意思的是下一组图。

作者做了三色染色:MAP2(神经元)、TUNEL(死细胞)、Iba-1(吞噬细胞),然后分成三类。第一类:MAP2 阳性、TUNEL 阳性、Iba-1 阳性——吞噬细胞正在吃一个死掉的神经元,这是“成功胞葬”。第二类:MAP2 阳性、TUNEL 阴性、Iba-1 阳性——吞噬细胞在吃一个还活着的神经元,这叫错误吞噬或错误胞葬。第三类:MAP2 阳性、TUNEL 阳性、Iba-1 阴性——死细胞没人收,清理失败。

CKO 组第一类升高,对照组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更高。这三类必须分开算,因为“吞噬增强”这个笼统的说法是有歧义的:吃掉死细胞是好事,吃掉活神经元是灾难。这正是引言里那句话的实验版本——有害的吞噬细胞会“把本来还有机会活的神经元也一起吃掉”。

这一节是全篇最值得学的地方。大部分论文只报“吞噬增强”,用一个大而化之的指标;这篇把吞噬拆成了“吃对了”“吃错了”“没吃”三种状态,而且每一种都有形态学证据(共聚焦的 2D 与 3D 重建)。以后你看任何讲 efferocytosis 的文章,都可以问一句:你怎么知道它吃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结果四 · 白质与认知,以及原文里一句写反的话

卒中后的白质损伤决定长期功能。tMCAO 后第 21 天,作者在不同脑区(皮层、胼胝体、纹状体)共染 MAP2 与 MBP:对照组这两项免疫活性较假手术组明显下降,CKO 组回升;WB 显示病灶侧 MBP 蛋白水平在 CKO 组保留得更好;Luxol fast blue(LFB)染色显示髓鞘密度在 CKO 组也更好。结论是 S100A9 CKO 减轻了髓鞘丢失。

读原文时会卡住的一句:正文写 LFB 测得的髓鞘密度“在 S100A9 CKO 组相比 S100A9^fl/fl 组显著降低”,紧接着的结论却是“说明 S100A9 CKO 减轻了髓鞘丢失”。这两句在逻辑上是反的——从上下文与图注看,本意应该是 CKO 组髓鞘密度更高。正式读文献时,这种自相矛盾的句子值得停下来核图,不要照抄结论。

行为学用水迷宫(MWM)。CKO 组的逃避潜伏期更短、游泳路径更短,在目标象限停留时间更长。这里同样有一个“审稿人会问”的控制:各组平均游泳速度没有差异,所以排除了“游得快所以找得快”的运动学混杂。这一点看起来小,但你写讨论时用不用它,决定了你的结论是“认知改善”还是“运动改善后的假象”。

结果五 · STAT6/PPARγ:一条能被踩住的通路,和一个已经进过临床的药

先看转录组。从缺血侧半球取 M/M 做测序,差异基因里 STAT1 在 CKO 组下调。STAT1 是已知的、依赖 TLR4 的小胶质细胞表型调节因子;而 STAT6 是 STAT1 的拮抗性调节者,已有研究显示敲掉 STAT6 会让 M/M 转向促炎、死细胞清除受损、炎症与神经元死亡加重。于是作者把线索指向 STAT6。

验证方式很干脆:给 CKO 小鼠连续 3 天打 STAT6 磷酸化特异性抑制剂 AS1517499(AS)。如果保护作用真的走 STAT6,那么抑制 STAT6 应该把它抵消掉。结果确实如此:AS 组第 3、7 天 TUNEL 阳性死细胞显著增多;第 3 天 CD206+/Iba-1+ 下降、CD16/32+/Iba-1+ 升高;WB 里 CD32 与 cleaved caspase-3 升高,Arg-1 与磷酸化 STAT6 下降,而 STAT6 总蛋白不变——注意这个“总蛋白不变”,它说明抑制剂压的是磷酸化,不是把蛋白降解了,这是判读磷酸化抑制剂实验的基本功。AS 还降低了 MAP2、MBP 与轴突密度,并让胞葬变差:三重阳性减少,错误吞噬与清理失败的比例升高。

再往下是 PPARγ。它是 STAT6 下游的转录靶点,在巨噬细胞里促进炎症消退。PPARγ 在两组 tMCAO 后都升高,第 3 天达峰,之后逐渐回落,约第 14 天回到基线;但 CKO 组在第 3、5、7、14 天都更高,而且这个升高能被 AS 压下去。这条时间曲线是本文最像样的机制证据:它把“敲除—磷酸化—转录因子—表型”串成了一条有时间顺序的链。

体外补了两块。BV2 小胶质细胞系做 OGD/R(糖氧剥夺/复氧,体外的“缺血再灌注”),加 PQD 后 Arg-1 与 IL-10 升高、CD86 与 TNF-α 剂量依赖性下降;用 siRNA 敲低 S100A9 得到同向结果(Arg1 升、iNOS 降),这一步是为了排除药物的脱靶效应。再与 HT22 神经元共培养:敲低 S100A9 的 BV2 让 HT22 死得更少,cleaved caspase-3 与 BAX 下降、Bcl-2 升高;同时 BV2 对死细胞碎片(Pi+ HT22 debris)的吞噬和对 FITC-dextran 的胞饮都增强,而 AS 能把这两件事一起取消。

原文这里有个笔误:这一节的正文把 PQD 写成“laquinimod”,而摘要与其余各节都写 paquinimod。这是两个不同的药(同属喹啉类衍生物,但靶点与适应症不同)。读到这里不要被带跑,以摘要和图注为准。

最后是药。PQD 能调节免疫系统,安全性和耐受性都还可以,机制上是阻止 S100A9 与 TLR4 结合。野生型 tMCAO 小鼠连续 7 天给 PQD:第 3、7 天两组脑血流没有显著差异,但把观察期拉长,第 14、21 天 mNSS 改善,第 21 天激光散斑脑血流改善,T2WI 上脑肿胀与梗死体积下降;CatWalk 步态分析里,平均速度、步序规律指数、左后肢摆动速度、左侧步幅改善,左侧肢体站立时间缩短;水迷宫的学习与空间记忆也改善。

作者给出的落点是:首次证明经典单核细胞的 S100A9 可以作为 IS 预后标志物,而 PQD 提供了除血管再通之外的另一种干预思路。这个落点要在心里打个折——动物实验的有效剂量、给药时窗、长期安全性都还没解决;但“阻断一个内源性危险信号的受体结合”这件事,比再找一个新靶点要现实得多。

把这条链串起来

缺血性卒中 → 经典单核细胞 S100A9 升高 → 结合 TLR4 → 抑制 STAT6 磷酸化 → PPARγ 上不去 → M/M 停在 M1 样(CD16/32、CD86、TNF-α 高;CD206、Arg1、IL-10 低)+ 胞葬失败(死细胞不收、活神经元被吃) → 梗死扩大、白质损伤、认知下降

两个刹车:在 M/M 里删掉 S100A9(CKO)→ 链断在第一步;用 PQD 堵住 S100A9 与 TLR4 的结合 → 链断在第二步。两个刹车都有效,说明这条链的起点是这个配体-受体对。

一个反证:给 CKO 鼠再加 AS1517499(压住 STAT6 磷酸化),保护作用消失 → 说明 STAT6 不是旁观者,而是必经之路。

这篇在轨迹里的位置

这篇 2024 年的文章,是王君敏在 CNSNT 上的第一作者之外的“第二位置”论文之一:八个人里排第二,前面是刘曦。跟 2021 那篇 Cells 综述比,它换了一种写法——不再是“把文献排成一条线”,而是“把一个问题钉在一批鼠身上”。这是从综述选手到实验论文作者的关键一步:你要开始为自己的图负责。

同年 CNSNT 上还有两篇:常压氧疗综述(九人里第六,本站 03 页)和 BBB 综述(十七人里第十三)。三篇出自同一年、同一本刊,但性质完全不同——一篇机制原创、一篇干预综述、一篇结构综述。2025 年,CNSNT 上的鼻内 rIL-10(二十人里第二)和 Clin Transl Med 的单核转录组(通讯作者,本站 04 页)出现。2026 年,J Neuroinflammation 的 BTLA 与 J Extracell Vesicles 的 C1qc 已经是通讯作者。

那这篇在整条线上是什么位置?它是“细胞因子链”阶段的代表作——从“S100A9 升高了”一路推到“哪群细胞、哪条通路、吃什么吃错了”。往后走,2025 年的单核转录组把“哪群细胞”这个问题从流式的三分类推进到了全转录组的几十个亚群;2026 年的 C1qc 与 BTLA 则把视线从“补体/配体-受体”推向“细胞外囊泡与检查点”。路径很清楚:先找到链条,再找到细胞,再找到细胞之间怎么说话。

还有一件事必须点明:这篇是缺血性卒中,不是脑出血。课题组的主线是脑出血、脑外伤、脑缺血后的神经免疫炎症,这篇文章把同一套逻辑搬到了缺血模型上。为什么这件事值得注意?因为“换一个模型还成立”本身就是一种验证:如果 S100A9–STAT6/PPARγ 这条链只在一种损伤模型里有效,那它更可能是模型 artifact;换到另一种损伤(缺血而非出血)、另一种时间窗,结论还在,可信度就高一层。当然,反过来也成立——它并没有告诉你脑出血里这条链是什么样,那是另一篇要回答的问题。

给刚进组的你

如果你现在跟着师姐做 WB,这篇文章最该学的是它的“对照意识”,不是它的通路。你看它怎么做:条件性敲除之外还要排 Cre 的非特异效应(CX3CR1-Cre 与 WT 无差异);药物之外还要 siRNA(排脱靶);磷酸化抑制剂之外还要看总蛋白(排降解);水迷宫之外还要看游泳速度(排运动混杂)。这四步,你在自己的课题里都用得上。

第二个可以马上用的东西,是那三色分类。以后你数 Iba-1 阳性的细胞,别只数“多少个”,试着按“MAP2 阳性还是阴性、TUNEL 阳性还是阴性”分成四格。数一晚上,你会对“吞噬”这个词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三个是读图习惯。这篇文章里有两处原文自己写拧的地方(LFB 那句、laquinimod 那个药名)。不是让你去挑错,是提醒你:综述里的话可以信七分,原始论文的正文也可以错字,最后都要落到图和图注上。你将来写自己的第一篇,图注就是你的保险。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自己想:如果给你一管急性期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外周血,你要怎么设计一个实验,去验证“经典单核细胞的 S100A9 能预测这个病人 90 天的 mRS”?想清楚需要多少例、怎么分组、怎么排除感染和肿瘤,你就摸到临床研究的门槛了。


▲ 本部分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注1〕
原文
microglia and infiltrated macrophages (M/M)
直译
小胶质细胞与浸润的巨噬细胞(合称 M/M)
失味点
中文常把 microglia 译成“小胶质细胞”、把 macrophage 译成“巨噬细胞”,但一合并成 M/M,很多读者会以为作者在说“一种细胞的两个名字”。实际上它们是两种来源不同的细胞:小胶质细胞是脑内原住民(胚胎期卵黄囊来源),巨噬细胞是从外周血迁进来的单核细胞变的。作者合并写,是因为损伤后两者在形态和标志物上分不开。
学习提示
看到 M/M 就要想到“这两个细胞没法分开算”。这也是为什么本文用 CX3CR1-Cre:它同时打到这两群,而作者在讨论里必须承认无法区分贡献比例。
〔注2〕
原文
Iba-1(ionized calcium-binding adapter molecule 1)
直译
离子钙结合衔接分子 1
失味点
中文文献里常直接写“Iba-1 阳性细胞”,学生容易当成“小胶质细胞特异标志”。它其实也标外周浸润来的巨噬细胞,所以单独用它无法区分“脑内原住民”和“外来户”。本文说 S100A9 定位在 Iba-1+ 细胞,只能说明它是 M/M 里的,不能说明是小胶质细胞。
学习提示
要区分这两群,常用组合是 TMEM119 或 P2RY12(小胶质细胞)+ CD45/CD11b 或 CCR2(浸润巨噬细胞)。读文章时看它有没有做这个组合,就能判断它有没有过度解读。
〔注3〕
原文
CD14++CD16− classical monocyte
直译
CD14 强阳性、CD16 阴性的经典单核细胞
失味点
“经典”这个词在中文里听着像“标准型、最常见的那种”,容易让人以为另外两型是异常。实际上这是按 CD16 表达高低做的三分类命名(经典、中间、非经典),跟“正常/异常”无关。而且三个亚群在人和小鼠里的对应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跨物种时最容易张冠李戴。
学习提示
记住门控逻辑:CD14++CD16− 是经典,CD14++CD16+ 是中间型,CD14+CD16+ 是非经典。做流式时,先看 CD14/CD16 的门,再看功能标志,别反过来。
〔注4〕
原文
efferocytosis
直译
胞葬作用
失味点
中文常直接译成“吞噬”,这两个词就混了。efferocytosis 特指“吞噬正在死或已经死的细胞”,词根 effero 是“送葬、埋葬”;phagocytosis 才是泛指的吞颗粒。这个区别在本文里是核心:作者要区分“吃掉死细胞”(有益)与“吃掉活神经元”(有害),若都译成“吞噬”,整篇文章的立意就消失了。
学习提示
看到 efferocytosis 就默念“收尸”。判断一个吞噬实验做得好不好,就看它有没有区分靶细胞是死是活——本文用 TUNEL 加 MAP2 就是干这个的。
〔注5〕
原文
conditional knockout (CKO):S100A9fl/fl × CX3CR1-Cre+/+
直译
条件性敲除:S100A9 打靶等位基因纯合 × CX3CR1 启动子驱动 Cre 重组酶
失味点
中文“条件性敲除”听起来像是“有条件才敲”,容易被理解成某种开关。真正决定“敲在哪群细胞”的不是 S100A9 那一半,而是 Cre 那一半——Cre 在哪个基因的启动子下表达,就在哪群细胞里切掉 floxed 片段。所以“S100A9 CKO”这个简称省掉的,恰是最关键的细胞特异性。
学习提示
看到 CKO 追问三件事:floxed 的是哪个外显子、Cre 是谁的启动子、有没有做 Cre-only 对照。本文第三件做了(CX3CR1-Cre 与 WT 无差异),这是加分项。
〔注6〕
原文
tMCAO(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直译
短暂性大脑中动脉闭塞
失味点
“短暂性”三个字容易被读成“轻微”。它说的是“堵一段时间后把线拔掉,让血流再通”,本质是模拟缺血-再灌注,而不是永久缺血(pMCAO)。两者的病理重点完全不同:再灌注本身会带来氧化应激和炎症高峰。省掉“再灌注”这层意思,你会看不懂它为什么要在第 3、7、14 天分别取时间点。
学习提示
看到 MCAO 先分清 transient 还是 permanent,再看线栓型号、堵塞时长、激光散斑或脑血流确认。这几个参数不报,模型就等于没描述。
〔注7〕
原文
M1-like / M2-like phenotype
直译
M1 样/M2 样表型
失味点
中文常把“样”字省掉,写成“M1 型巨噬细胞”,听起来像两个界限分明的亚型。原文用 -like 是有意的:体内几乎不存在纯 M1 或纯 M2 的细胞,这两个只是体外刺激(LPS/IFN-γ 与 IL-4/IL-13)下的人为极端。省掉“样”,你就会拿体外标准去找体内细胞,然后发现数据“不干净”。
学习提示
写论文时要么写 M1-like,要么老实写“促炎表型(CD86、iNOS 高)”。用一组标志物描述表型,比贴 M1/M2 标签更不容易被审稿人挑。
〔注8〕
原文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 (mNSS)
直译
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失味点
“缺损评分”听起来中性的,容易忘记方向:这个分数越高越差(0 分正常,18 分最重)。中文读者看到“评分改善”,很容易默认“改善=分数升高”。方向记反,整张图就读反了。
学习提示
和 mRS 一样,先确认方向再读结果:mNSS 越高越差,mRS 越高越差,Bederson 评分越高越差;但有些量表(如某些生活质量量表)正好相反。
〔注9〕
原文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直译
改良 Rankin 量表
失味点
中文只说“量表评分”,不说它测什么。它测的是“日常生活依赖程度”,0 到 6 共七级:0 无症状,1 无显著残疾,2 轻度残疾,3 中度,4 中重度,5 重度,6 死亡。它是最常用的卒中结局终点,但它对认知和情绪几乎不敏感——所以本文用它当“预后”,不等于评到了“脑功能”。
学习提示
临床研究里“预后好”要小心定义:mRS 0–2 常被称为“良好结局”,但这个切分点是约定俗成的,换一个切分,结论可能就变了。
〔注10〕
原文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 prognosis(引言)/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RS(结果)
直译
与长期预后呈负相关/与 mRS 评分呈正相关
失味点
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但“负相关”三个字极易读反。预后的方向是“越高越好”,所以“与预后负相关”= 预后更差;而 mRS 的方向是“越高越差”,所以“与 mRS 正相关”也= 预后更差。中文读者凭字面常把“负相关”理解成“没什么关系”或“负负得正”。
学习提示
读相关性先问两件事:变量的方向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大越差”?作者用的是“与预后相关”还是“与评分相关”?同一个结果,两种写法,读者读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
〔注11〕
原文
an endogenous TLR4 ligand
直译
TLR4 的一个内源性配体
失味点
“内源性配体”这四个字信息量很大,但中文读者容易滑过去。TLR4 本来是被细菌 LPS 激活的(外源),S100A9 是机体自己在损伤时释放的(内源)——所以它被叫作“危险信号”或 alarmin。这意味着:不需要感染,只要组织坏死,就能通过同一条受体点着火。这是“无菌性炎症”概念的分子基础。
学习提示
看到 endogenous ligand/alarmin/DAMP,想到“无菌性炎症”。这条线索能把你从“感染免疫”带到“组织损伤免疫”,是脑卒中、创伤、自身免疫共用的一套语言。
〔注12〕
原文
PPAR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直译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失味点
中文全称有十二个字,念完就忘了它是干什么的。它是核受体、转录因子,管脂代谢与炎症消退,也是噻唑烷二酮类降糖药(如罗格列酮)的靶点——这些信息在中文全称里一个都没有。只记“PPARγ 升高”,你会不知道它升高之后细胞具体做了什么。
学习提示
核受体类的名字都长得像密码,记忆窍门是记它的“功能 + 药物”:PPARγ=炎症消退/胰岛素增敏;LXR=胆固醇外流;GR=糖皮质激素。名字忘了不要紧,功能不能忘。
〔注13〕
原文
paquinimod (PQD)/原文体外一节误写作 laquinimod
直译
帕喹莫德/拉喹莫德
失味点
两个药只差两个字母,中文音译也像,但不是一个东西:paquinimod 主要被研究用于系统性硬化症等,机制涉及阻断 S100A8/A9 与 TLR4 的结合;laquinimod 是多发性硬化的候选药,靶点与适应症都不同。原文同一篇文章里两种写法都出现过(摘要写 paqunimod,正文一处写 laquinimod),照抄会把药搞错。
学习提示
遇到药名,第一动作是回摘要和 Methods 核对拼写,第二动作是查它有没有别的名字。药理实验里“用错药”这种错误,审稿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注14〕
原文
could potentially be a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IS prognosis
直译
有可能成为预测缺血性卒中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失味点
中文摘要里常把 could potentially be 直接写成“是”,一句话就把“一个 31 例单中心研究提出的假设”升级成了“已被证实的标志物”。生物标志物要走到临床,需要多中心、大样本、预设 cutoff、前瞻验证;本文提供的是第一步。
学习提示
翻译时保留情态动词的强度:could potentially be(可能)/may serve as(或可作为)/is(是)。这三档在中文里必须能区分出来,否则你会把别人的“假设”当成“结论”引用。

附录 · 英文原文

以下为未经改动的英文原文(来源:Europe PMC 开放获取全文 / 出版方摘要)。

S100A9 deletion in microglia/macrophages ameliorates brain injury through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in ischemic stroke

Journal: 2024;30(8):ee14881  |  DOI: 10.1111/cns.14881  |  PMID: 39107960  |  PMCID:

Authors: Xi Liu; Junmin Wang; Jian Jin; Qiongqiong Hu; Ting Zhao; Jian Wang; Jianbo Gao; Jiang Man

Abstract

Microglia and infiltrated macrophages (M/M) ar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that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facilitating brain repair after ischemic stroke (IS) by clearing cell debris.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IS therapy involve modulating M/M phenotype shifting.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pivotal role of S100A9 in M/M and its downstream STAT6/PPARγ signaling pathway in neuroinflammation and phagocytosis after IS.

In the clinical study, we initially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S100A9 in monocytes from patients with acute IS and investigate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long‐term prognosis. In the in vivo study, we generated the S100A9 conditional knockout (CKO) mice and compared the stroke outcomes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e further tested the S100A9‐specific inhibitor paqunimod (PQD), for its pharmaceutical effects on stroke outcomes. Transcriptomics and in vitro studies were adopt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100A9 in modulating the M/M phenotype, which involves the regulation of the STAT6/PPARγ signaling pathway.

S100A9 was predominantly expressed in classical monocytes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unfavorable outcomes in patients of IS. S100A9 CKO mitigated infarction volume and white matter injury, enhanced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prompted anti‐inflammation phenotype and efferocytosis after tMCAO.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an essential signaling cascade involved in immune response and inflammation, might be the downstream target mediated by S100A9 deletion, as evidenced by the STAT6 phosphorylation inhibitor AS1517499 abolishing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S100A9 inhibition in tMCAO mice and cell lines. Moreover, S100A9 inhibition by PQD treatment protected against neuronal death in vitro and brain injuries in vivo.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S100A9 in classical monocytes could potentially be a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IS prognosis and reveals a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IS. By demonstrating that S100A9‐mediated M/M polarization and phagocytosis can be reversed by S100A9 inhibition in a STAT6/PPARγ pathway‐dependent manner, this study opens up new avenues for drug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INTRODUCTION

Immediately after the ischemic stroke (IS) onset, insufficient blood flow can trigger harmful events known as the ischemic cascade, ultimately leading to irreversible cell damage. These events include excitatory toxicity, calcium overload, free radical damage, necrosis/apoptosis, and disruption of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integrity., Proinflammatory cells release harmful factors and cytokines that accelerate inflammatory response, contributing to progressive brain damage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s after stroke. It is crucial to appropriately terminate these episodes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and promote a conducive microenvironment for brain repair. Timely removal of dead or dying cells can minimize adverse inflammation and restore brain homeostasis, thus preventing additional neuronal loss.

Microglia are a type of phagocyte naturally present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egulating waste clearance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Following an IS, monocytes migrate from the peripheral circulation into the brain parenchyma, differentiate into macrophages, and strengthen the immune response. Both microglia and macrophages (M/M) are highly plastic and can change their phenotype in response to brain injury. Activated M/M can be classified into proinflammatory (M1‐like) or anti‐inflammatory (M2‐like) phenotypes based on the surface markers they express., However,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M/M are difficult to define due to their complex and temporary role during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stroke, newly recruited M/M mainly express more M2‐like signatures but transiently shift to the M1‐like phenotype within 1 week and persist for several weeks., Once M1‐like phagocytes dominate the landscape, the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neurotoxic mediators increases, and effective efferocytosis is impaired. Detrimental phagocytes may remove neurons that still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cover from inflammatory injuries and survive, thereby exacerbating neuronal loss and inflicting brain atrophy.,, Therefore, regula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beneficial and detrimental profiles in the acute phase is necessary for ischemic stroke recovery. However, the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the phagocytic function of M/M and their phenotype change after IS are currently elusiv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lucidate these mechanisms and develop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IS.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are essential to the immune system, initiating an immediate response and regulating M/M polarization. In animal models, inhibiting or deleting the TLR4 gene has been found to result in smaller lesions and a re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after an ischemic insult. This deletion also promotes a shift from the M1‐ to M2‐like phenotype in microglial cell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100A9 (myeloid‐related protein‐14, MRP‐14), an endogenous TLR4 ligand, is vital in regulating myeloid cell function in various diseases., Plasma S100A9 level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risk, severity, mortality,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IS., In addition, targeting S100A9 by therapeutic vaccine inhibits thrombosi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risk of bleeding in ischemic stroke mice.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how S100A9 regulates the M/M phenotype in IS may provide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stroke therapy.

In this study, we discovered that the S100A9+ classical monocytes rati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onse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 prognosis in acute IS patients. The newly generated S100A9 M/M conditional knockout (CKO) mouse and myeloid cell line were utiliz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S100A9 in the M/M. Our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selective deletion of S100A9 promoted M/M shifting to the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and accelerated efferocytosis in a STAT6/PPARγ pathway‐dependent manner. Additionally, we found that paquinimod (PQD), a selective binding blocker of S100A9/TRL4, mitigated brain damage and improved the outcomes in wildtype tMCAO mice. Blocking S100A9 by PQD could be an alternative intervention approach besides blood vessel recanaliz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Clinical subjects

Thirty‐on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of the anterior circulation within 24 h of symptom onset and age were recruited as the AIS group. The blood was taken within 1 day after inpatient adoption. Sex‐matched healthy individuals (n = 25) without any neurological disease history were recrui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score at adoption and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score at 90 days after stroke onset were recorded.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set followed previous publications.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and cell sorting for transcriptomics analysis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PBMCs) from AIS patients or healthy controls were isolated by centrifugation using Ficoll‐Paque solution (Cytiva). The cells were stained with anti‐CD16‐APC and anti‐CD14‐FITC antibodies or isotype controls at 4°C for 30 min, followed by permeabilization and stained with anti‐S100A9‐PE for final detection.

For M/M extraction, single‐cell suspensions of sham or tMCAO S100A9 CKO mouse brain were stained with fluorescent‐conjugated antibodies and subjected to flow‐cytometry sorting with an Aria FACS cytometer (BD Biosciences). The harvested M/M was lysed in TRIzol reagent (Solarbio) for RNA extraction and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Lianchuan Bioscience).

Animal experiments

We followed the ARRIVE guidelines to conduct and report the animal study. Every effort was made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mice used and prevent potential suffering. All mice used in the study were male to avoid any potential confounding variation caused by sex differences and female estrous cycle and to prevent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estrogen in an ischemic stroke study. The mice were housed in an SPF‐grade facility with a 12 h light/dark cycle and could access food and water.

Generation of S100A9 conditional knockout mice

To generate M/M‐specific S100A9‐deficient mice, the S100A9fl/fl mice (stock no: S‐CKO‐04902, Caygen), which carry loxP sites flanking target exons of the S100A9 gene were crossed with mice that express Cre recombinase by the Cx3cr1 (chemokine (C‐X3‐C motif) receptor 1) promoter (stock no: C001032, Caygen) (Figure). The offspring including S100A9fl/fl Cx3cr1Cre+/− (S100A9 CKO) and littermate S100A9fl/fl Cx3cr1Cre−/− (control). All mic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were confirmed by genotyping (Figure).

Sample size estimation and experimental grouping

We followed the STAIR guidelines in the study design. Sample sizes (n = 6 mice per group) wer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our pilot study, and all animal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different groups by the randomization software (https://www.randomizer.org/). Investigators blinded to the grouping conducted data analysis.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tMCAO) and drug treatment

The tMCAO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previous publications. Briefly, anesthesia was performed by inhalation of 3% isoflurane (RWD, Shenzhen) and maintained at 1.5% during the surgical procedure. After an incision was made on the right common carotid artery, the monofilament (Cinontech Corp) was advanced via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until it blocked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fter 40 min of occlusion, the monofilament was slowly withdrawn for recanalization. The sham group underwent the same surgery except for the insertion procedure. For drug treatment, the BBB penetrable S100A9 specific inhibitor paquinimod was administered intraperitoneally at a dosage of 8 mg/kg/day for 7 consecutive days, and the STAT6 phosphoration‐inhibitor AS1517499 (Sigma–Aldrich) was administered intranasally at a dose of 2.6 mg/kg/day for 3 consecutive days, according to a previous publicat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n equal volume of vehicle treatment.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animals were returned to their home cages and carefully monitored during the study.

Neurologic function assessment and behavioral test

An investigator blinded to the treatment group performed the neurologic function assessment. The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ore (NSS), including motor, sensory, and reflex tests, was performed as described on 3, 7, 14, and 21 days after tMCAO. Each test was performed in triplicate to obtain a mean score.

To guarantee accurate results, all mice underwent pre‐operative walk training to acclimate to the Catwalk (Noldus, CatWalk XT 9.1) system. The catwalk gait analysis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day 21 after tMCAO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protocols, a battery of gait parameters including run characterization, locomotion, and temporal parameter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The Morris water maze (MWM) test assessed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 on day 28 after tMCAO as per previous publication. Movement track (path length), time taken to reach the platform area (escape latency), and percentage of time spent in the goal quadrant were processed by the Any‐Maze software (Stoelting Co).

Laser speckle contrast imaging (LSCI)

CBF was measured using the LSCI System (RWD)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after tMCAO. To evaluate blood flow,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selected symmetrically on the bilateral brain hemisphere where the laser was projected. The ratio of flux values between the contralateral and ipsilateral ROIs was calculated.

High‐field MRI detection for lesion volume, brain swelling, and BBB integrity assessment

Multi‐modal MRI was performed using a 4.7‐T MRI scanner (MR solutions) equipped with a mouse head coil on days 3, 7, and 14 after tMCAO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methodology. The T2‐weighted images (T2WI) were captured with a thickness of 0.7 mm using a spin echo sequence (repetition time (TR)/echo time (TE) = 5000/50 ms, 16 slices with voxel size = 256 × 252 × 700 μm FOV = 22 mm). Corrected brain infarct volume (CIV) was calculated as the previous description by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Vch‐(Vih‐Vinf)/Vch × 100%, Vch =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volume, Vih = ipsilateral hemisphere volume, Vinf = infarction volume]. Corrected brain edema (CBE)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Vih‐Vch)/Vch × 100%. After T1WI acquisition, the GD‐DTPA (1 mmol/kg, Bayer AG)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in the bolus. Post‐contrast agent (CA) T1WI was acquired with the same parameters to assess mouse brain BBB integrity. The ΔΤ1‐map was processed by subtracting the image of pre‐Gd T1WI from post‐Gd T1WI by ImageJ Fiji software (NIH) equipped with MRI plugins.

Tissue and cell 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

Following our established protocol, the mouse's brain sections were stained with primary antibodies and corresponding fluorescent secondary antibodies. Infarct volume was determined by Nissl staining (Beyotime). Phagocytosis of dead/dying neurons was determined by NeuN/Iba1 double‐labeled or NeuN/Iba1/TUNEL triple‐labeled cells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Following confluence and treatment, the cultured cells were subjected to immunostaining. Cell death in brain tissue and cultured cells was detected using a TUNEL staining kit (Beyotime). Primary antibodies and the dilution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re listed in (Table). Images were captured using a Leica confocal microscope (Leica TCS SP8) and analyzed by a technician blinded to the grouping.

Western blot analysis

By our established protocol, an equal amount of protein was loaded onto SDS–PAGE gels for electrophoresis and transferred onto PVDF membranes (Millipore). After milk blockage and incubation with the designated antibody (Table), the target protein was detected with corresponding 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conjugated secondary antibodies. Protein bands were visualized with 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ECL) reagents and captured with an imaging system (ClinX Science Instruments). Band intensity was normalized with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quantified by ImageJ software (NIH).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in triplicate.

Cell culture and drug treatment

The mouse microglial stable cell line, BV2, and neuronal cell line HT22 were cultured in high‐glucose DMEM (Invitrogen) supplemented with 10% fetal bovine serum. The cells were incubated in a humidified incubator with 5% CO2 at 37°C. To establish oxygen and glucose deprivation/reoxygenation (OGD/R), the cells were cultured in a glucose‐free medium in a low oxygen chamber (1% O2, 94% N2, and 5% CO2) at 37°C for 6 h, followed by normal oxygen conditions for 12 h before harvesting. For phagocytosis assay, OGD/R‐treated HT22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1 μg/mL propidium iodide (PI, Solarbio, China) in an FBS‐free medium at 37°C for 30 min to label the dead cells. After washing 3 times, the cells were added to BV2 culture dishes at a quantitative ratio of 5:1 and incubated for another 6 h. The dextran phagocytosis assay was performed by treating BV2 cells with FITC‐dextran (MW ~ 40,000, Abmole) at a final concentration of 0.5 mg/mL for 30 min after OGD/R and washed 3 times before harvesting.

For drug treatment, the BV2 cells were seeded into the upper chamber of co‐culture plates (0.4 μm pore size, Corning) with OGD/R HT22 cells in the lower chamber. HT22 cells co‐cultured with BV2 underwent normoxic conditions and served as controls. Paquinimod (Sigma–Aldrich) or AS1517499 (100 nM) were added into the medium 12 h after OGD/R before harvesting.

S100a9 siRNA gene knockdown and semiquantitative RT–PCR

A pool of 3 sequence‐specific 19–25 nt siRNAs (sc‐43,345, Santa‐Cruz Biotechnology) targeting mouse S100A9 was transfected into the BV2 cells. The scrambled siRNA (sc‐37,007) was used as a negative control. Cells were subjected to downstream experiments 48 h after transfection. A one‐step RT‐PCR system (Invitrogen) was used to reverse transcription and DNA amplification. A 114‐bp fragment of the mouse S100A9 gene was amplified, and a 249‐bp fragment of the mouse GAPDH gene served as an internal control (Table). The PCR products were resolved on 1.5% agarose gels and analyzed by the Gel EZ Imaging system (Bio‐Rad).

Statistical analysis

GraphPad Prism 9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s ± SDs. Parameter tests were performed by unpaired Student's t‐test for two groups or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or two‐way ANOVA followed by Tukey's or Holm‐Sídak's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 (for normally distributed data) and the U test or Kruskal–Wallis test followed by Dunn's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 (for nonnormally distributed data).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S100A9 + classical monocyte population increased following stroke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unfavorable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IS

Elevated counts of peripheral monocytes have been linked with worse disease severity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Here, we observed that the CD14++CD16− classical sub‐population expresses more S100A9 among the monocyte populations under healthy conditions (Figure). Notably, the S100A9 expression rat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classical monocytes but not in the intermediate CD14++/CD16+ and the nonclassical CD14+/CD16+ subsets in AIS patients (Figure). To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otal monocyte count variation caused by stroke, we quantified the sub‐population to the total monocyte ratio. Our data, which is in line with a recent study, sh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intermediate monocyte subsets increased. In contrast, the rates of the classical and nonclassical populations remained stable after AIS (Figure).

[FIGURE 1] Intracellular S100A9 expression pattern in monocyte subpopula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prognosis. (A) Flow cytometry images show the gating stratagem of monocyte subpopulations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CD16 and CD14. The CD14++CD16−classical monocyte w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tracellular S100A9. (B) Intracellular expression pattern of S100A9 in each monocyte subpopulation under healthy (upper panel) and IS (lower panel) conditions. (C) Quantification of S100A9‐positive cells in each subpopulation under healthy and IS conditions. The percentage of S100A9‐positive cel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CD14++CD16− classical monocyte subpopulation after a stroke. In contrast, the other monocyte subpopulations exhibit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S100A9 expression levels. **p < 0.01. (D) Quantifying the ratio of each subpopulation to total monocytes in healthy controls and IS patients. The CD14++CD16+ intermediate monocyte population increased after the stroke. *p < 0.05. (E) The modified Rankin Scal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linical progress of the patients at 90 days, with scores ranging from 0 to 6, with 0 indicating no symptoms, 1 indicating no clinically significant disability, 2 indicating slight disability, 3 indicating moderate disability, 4 indicating moderately severe disability, 5 indicating severe disability, and 6 indicating deaths. The numbers indicate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 per category.

In the post‐stroke follow‐up, we found that the ratio of S100A9+ cells in classical monocytes in the acute phas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odified ranking scale score at 90 days after stroke onset (Figure).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a higher level of S100A9 in classical monocytes may have an adverse outcome in AIS patients. Our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taken together, provided evidence that the ratio of S100A9+ to total classical monocytes could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S100A9 CKO mice exhibited improved cerebral blood flow, reduced infarct area, and improved neurofunction after tMCAO

The expression of S100A9 and its receptor TLR4 was punctually localized in the Iba‐1+ cells but not the NeuN+ or GFAP+ cells on day 3 after tMCAO (Figure). Consistent with a previous report, our findings confirmed that S100A9 is mainly expressed by microglia and infiltrating macrophages in the brai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S100A9 in the M/M cells, we generated S100A9 conditional knocked‐out (CKO) mice by crossing S100A9fl/fl mice with CX3CR1 Cre+/+ transgenic mice. All mice were genotyped to determine the CX3CR1 Cre and S100A9 flox expression (Figure). Specific deletion of S100A9 was further confirmed by immunostaining of S100A9 in the brain (Figu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100A9 CKO tMCAO group display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erebral blood flow on day 7 by LSC imaging (Figure), reduced BBB leakage on day 3 by ΔT1 map (Figure), and reduced corrected infarct volume(Figure) and brain swelling (Figure) on day 14 by T2WI. The lesion volume was confirmed by Nissl staining (Figure). The mNSS evaluation indicated that S100A9 CKO mice displayed improved neurofunction (Figure). In contra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sion volume or neurologic deficits between CX3CR1Cre+/+ and wildtype mice, which ruled out the nonspecific effects of cre recombinase on stroke outcome (data not shown).

[FIGURE 2] S100A9 CKO improves cerebral blood flow, reduces infarct area, and improves neurologic outcome after tMCAO. (A) The schematic diagram illustrates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B)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after tMCAO was assess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S100A9 CKO and control mice using Lasser sparkle contrast imaging, which was semi‐quantified by normalizing with contralateral blood flow (G). (C) The lesion area was evaluated by T2‐W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t baseline and on days 3, 7, and 14 after tMCAO. Corrected infarct volume (H) and brain enlargement (I) were normalized to the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D) The injection of the Gd contrast agent was shown in a representative T1‐WI MRI before (top panel) and after (bottom panel) on day 3 after tMCAO. ΔΤ1‐map (lower panel) processed with ImageJ softwar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BBB leakage area on each slide. S100A9 CKO mice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leakage volum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F). (E) Brain sections were stained with Luxol Fast blue to evaluate infarct volume in S100A9 CKO and control mice on days 7 and 14 after tMCAO. The infarct tissue unstained with Luxol fast blue is outlined by a black dashed line. (J) Infarct volume was quantified by normalizing to the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p < 0.05. (K) The neurologic deficits of S100A9 CKO and control mice were assess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MCAO using the mNSS scoring. *p < 0.05.

S100A9 CKO facilitated M/M phenotype shifting toward an anti‐inflammatory profile and promoted M/M engulfment of apoptotic cells after tMCAO

The S100A9 CKO tMCAO mice manifes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cells that were double‐positive for the M2‐like marker CD206 (Figure) and a decrease for the M1‐like marker CD16/32 co‐stained with Iba‐1 in both the cortex and the striatum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Figure) on day3 after tMCAO. Additionally, Western blot revealed that the S100A9 CKO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M2‐like marker Arg1 and decreased the M1‐like marker CD86 and caspase‐3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Figure).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S100A9 CKO affects the M/M phenotype shifting after tMCAO.

[FIGURE 3] S100A9 CKO promotes M/M anti‐inflammatory polarization and augments efferocytosis after tMCAO. (A) The peri‐infarct area, comprising the cortex (upper panel) and striatum (lower panel) underwent co‐immunostaining with CD206 and Iba‐1. (B) The CD206+/Iba‐1+ ratio was quantified in the cortex and striatum of the S100A9 CKO and control groups. The CD206+/Iba‐1+ rati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enumbra of S100A9 CKO mice. ***p < 0.01 (A) (C) Co‐immunostaining of CD16/32 and Iba‐1 in the cortex (upper panel) and the striatum (lower panel)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B) Quantification of the CD16/32+/Iba‐1+ ratio in the cortex and striatum of the S100A9 CKO and control groups. The CD16/32+/Iba‐1+ ratio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enumbra of S100A9 CKO mice. ***p < 0.01. (E) Immunoblots were conducted to detect Arg‐1, CD86, and cleaved caspase‐3 protein levels in brain tissue from the peri‐infarct area of each group.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were normalized to the internal control β‐tubulin. Quantificati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of Arg‐1 (F), CD86 (G), and cleaved caspase‐3 (H). ### p < 0.001vs. sham, and ***p < 0.001vs. S100A9 CKO. (I)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MAP2, Iba‐1, and TUNEL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2D image, upper panel). The successful efferocytosis (dying neurons taken up by M/M, indicated by white arrows) and mistaken efferocytosis (live neuron taken up by the M/M, indicated by yellow arrow) were confirmed by the 3D stack image (lower panel). Quantification of the successful efferocytosis ratio (L), mistaken phagocytosis ratio (M), and uncleared dying neuron ratio (N) ### p < 0.001. sham, *p < 0.05, ***p < 0.001vs. S100A9 CKO. (J) The phagocytosis marker TREM2 in the peri‐infarct reg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were normalized to the internal control β‐tubulin. (K) Quantification of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REM2 in each group. ## p < 0.001. sham, **p < 0.01vs. S100A9 CKO.

Removing dead/dying cells is crucial in resolving inflammation and restoring brain homeostasis following stroke. To investigate if S100A9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fferocytosis in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fferocytosis was conducted on day 5 after tMCAO. Effective efferocytosis was determined by double‐positive for TUNEL (cell death marker) and MAP2 (neuronal marker) within Iba1+ cells in the lesion area according to a previous publication. No TNUEL+MAP2+ cells were observed in the sham mouse brain (Figure, left panel), indicating that S100A9 CKO does not affect phagocytosis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However, triple‐positive TNUEL/MAP2/Iba‐1 cel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CKO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Figure).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100A9 CKO promotes efferocytosis (Figures right panel). Conversely, the numbers of Iba‐1+/MAP2+/TUNEL− cells (Figure) and Iba‐1−MAP2+/TUNEL+ cells (Figure) were higher in the control group, indicating increased mistaken efferocytosis and accumulation of uncleared dead/dying neurons. The phagocytosis marker TREM2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ischemic brain of the CKO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Figur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leting S100A9 reduced neuronal cell death, facilitated the shift of M/M polarization to an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and promoted efferocytosis after tMCAO.

S100A9 CKO mitigated white matter injur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tMCAO

M/M is essential in developing white matter (WM) injury and subsequent repair after strok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S100A9 CKO on WM integrity after IS, the myelin marker MBP and the neurofilament marker MAP2 expression in the different brain areas were co‐stained on day 21 after tMCAO (Figure). The MAP2 and MBP immunoactivity in the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sham in the different areas (Figure), but increased in the S100A9 CKO group (Figure). MBP protein levels in the lesioned hemisph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lso suggested preserved WM integrity by S100A9 CKO after tMCAO (Figure). Similarly, the myelin density in different areas determined by Luxol‐fast‐blue (LFB) staining (Figur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S100A9 CKO group compared to the S100A9fl/fl group (Figure), indicating a mitigated myelin loss by S100A9 CKO.

[FIGURE 4] S100A9 CKO protects against white matter lesion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tMCAO. (A) A brain slice scan to indicate ROI selection. (B) Co‐immunostaining of MAP2 and MBP in the cortex (right upper panel), callosum (right middle panel), and striatum (right lower panel)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The immunoactivity of the MAP2 (D) and MBP (E) clusters was normalized in the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and quantified in each group. (C) MBP expression in the infarcted hemisphere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Protein expression in each group was quantified and normalized to that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β‐tubulin (F). (G) Fast blue staining of the axon density in the callosum, striatum, anterior commissure, and external capsule in each group. (H) The quantification of axon density was normalized to the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and expressed as the WML severity index. *p < 0.05, # p < 0.05, **p < 0.01, ### p < 0.001, ***p < 0.001. (I) Representative track plots (upper panel) and group heatmap (lower panel) of mice in each group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were analyzed. Escape latency (J), duration of the goal quadrant (K), and length of the swimming path (L) were quantified. *p < 0.05.

Given that WM integrity is essential for cognitive function, we investigated mental recovery using the MWM test (Figure). The S100A9 CKO mice exhibited a shorter escape latency and path length time but spent more time in the goal quadrant than the control (Figure).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verage cruise speed was observed among the groups, which ruled out the confounding possibility by locomotive deficit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S100A9 CKO effectively attenuates white matter los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tMCAO.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showed unique transcriptomic patterns of S100A9 CKO after tMCAO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signaling pathways mediated by the beneficial role of S100A9 CKO in IS. M/M cells harvested from the ischemic brain hemisphere of the S100A9fl/fl or S100A9 CKO mice were (Figure) subjected to transcriptome analysis. (Figure). Notably, among the screened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 STAT1, which is known to modulate the microglial phenotype dependent on TLR4,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 CKO group.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TAT1 antagonistic regulator STAT6 knockout prompted M/M toward a proinflammatory phenotype, along with impaired clearance of dead/dying neurons and increased cerebral inflammation and neuronal death in stroke mice. Presumably,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S100A9 CKO after tMCAO is linked to the downregulation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and the modulation of STAT1 and STAT6.

S100A9 CKO in M/M protects against inflammation‐associated brain injury in a STAT6/PPARγ‐dependent manner

To testify if STAT6 is the potential downstream target by S100A9 CKO, the S100A9 CKO mice were treated with STAT6 phosphorylation‐specific inhibitor AS1517499 (AS) or vehicle for 3 consecutive days after tMCAO. AS treatment had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100A9 CKO, as evidenc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UNEL+ dead/dying cells in the AS‐treated group compared to the vehicle‐treated group on days 3 and 7 after tMCAO (Figures). Furthermore, the cell counts of CD206+/Iba‐1+ decreased, while CD16/32+/Iba‐1+ increased in both the cortex and striatum (Figures) on day 3 after tMCAO.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infarcted brain hemisphere (Figure) showed that CD32 and cleaved caspase3 increased in the AS treatment group, whereas Arg‐1 and pSTAT6 decreased (Figures), whereas the STAT6 holoprotein remained unaffected. Similarly, AS treatment also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MAP2 and MBP and axon density in the ischemic brain (Figures –P). In addition, AS treatment also impaired efferocytosis, as evidenced by decreased MAP2+TUNEL+ Iba‐1+ triple‐positive cells and increased MAP2+TUNEL−Iba‐1+ mistakenly removed cells and MAP2+TUNEL+Iba‐1− incompetent phagocytosis in the AS‐treated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vehicle group (Figures). In summary, inhibition of STAT6 phosphorylation impair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100A9 CKO.

[FIGURE 5] STAT6/PPARγ is involved i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100A9 CKO in tMCAO. (A) Immunofluorescence co‐staining of NeuN and TUNEL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of S100A9 CKO mice treated with vehicle or AS was performed 3 and 7 days after tMCAO. (B) Quantification of NeuN+/TUNEL+ cells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in each group. †† p < 0.01, ††† p < 0.01 vs. vehicle. (C) Immunofluorescence co‐staining and quantification (D) of CD206 and Iba‐1 in the cortex (upper panel) and striatum (lower panel) in vehicle‐ or AS‐treated S100A9 CKO mice on day 3 after tMCAO. (E) Immunofluorescence was co‐staining and quantification (F) of CD16/32 and Iba‐1 in the cortex and striatum in vehicle‐ or AS‐treated S100A9 CKO mice on day 3 after tMCAO. (G) Western blot detected Arg1, CD86, cleaved Caspase‐3, STAT6, and pSTAT6 in the infarcted brain hemisphere in vehicle‐ or AS‐treated CKO mice 3 days after tMCAO,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were quantified in (H‐K). † p < 0.05 vs. vehicle. (L) The expression of MBP and MAP2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brains of S100A9 CKO mice treated with vehicle or AS on day 21 after tMCAO was quantified (M,N). † p < 0.05, † p < 0.01 vs. vehicle. MBP expression (O) in the infarcted hemisphere and was quantified in (P). † p < 0.05. (Q) Staining of MAP2, Iba‐1, and the cell death marker TUNEL in the peri‐infarct area of sham or tMCAO CKO mice (2D image, upper panel) and 3D stack image (lower panel). Dead neurons phagocytosed by M/M (white arrows) and live neurons phagocytosed by M/M (yellow arrows) were quantified as successful efferocytosis ratio (R), mistaken phagocytosis ratio (S), and unclear dying neuron ratio (T) † p < 0.05, †† p < 0.01. (U) The expression of PPARγ in the infarcted hemisphere of CKO or control mice at 0, 1, 3, 5, 7, and 14 days after tMCAO was detected and quantified by WB and quantified in (V) **p < 0.05, ***p < 0. 001vs.S100A9fl/fl. (W) PPARγ expression in the infarcted hemisphere of sham, vehicle‐, or AS‐treated mouse brain hemispheres of CKO tMCAO CKO was detected by WB and quantified in (X). ††† p < 0.01 vs. CKO + vehicle, ### p < 0.01 vs. CKO sham.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the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PPARγ), a transcriptional target downstream of STAT6, whose expression in macrophages could facilitate inflammation resolution. To exemplify if S100A9 CKO, mechanically, by targeting the STAT6/PPARγ signal pathway, we outlined the PPARγ protein expression time course in both S100A9 CKO and control groups at various time points post‐tMCAO (Figure). PPARγ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 after tMCAO peaked on day 3, and gradually decreased, finally reaching the baseline level around day 14. Interestingly, compared with the S100A9fl/fl group, S100A9 CKO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PARγ on days 3, 5, 7, and 14 (Figur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PARγ in S100A9 CKO mic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MCAO compared to sham groups and decreased by STAT6 phosphorylation inhibition (Figure). Our results support that S100A9 CKO modulates the M/M immune response in a STAT6/PPARγ‐dependent manner.

Downregulation of S100A9 promotes M/M cell polarization toward an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and decreases inflammation‐associated neuron death in response to OGD/R

We aim to confirm our findings in vivo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S100A9 inhibition in vitro further. The microglial cell line BV2 cells were exposed to OGD/R to mimic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followed by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the S100A9 inhibitor, laquinimod (PQD). The protein assa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ypical M2‐like cell marker Arg‐1 and the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Il‐10 increased. In contrast, the M1‐like markers CD86 and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TNF‐α decreased dose‐dependently after PQD treatment compared to vehicle treatment (Figure).

To avoid the off‐target effect of the drug treatment and ensure the observed effects were due to the inhibition of S100A9, the S100A9 gene was knocked down by a pool of siRNA transfection into the cell line. Successful gene silencing was confirm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Figure). Silencing of the S100A9 gene enhanced anti‐inflammatory Arg1 expression (Figure), whereas it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iNOS in response to OGD/R stress (Figure).

Furthermore,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sruption of S100A9 could alleviate neurotoxicity of the microglial cell line. The HT22 cells were co‐cultured with BV2 cells subjected to OGD/R stress to mimic the in vivo glia–neuron interactions. Protein assay revealed that knocking down of S100A9 in the BV2 cells rescued cell death of co‐cultured neuronal HT22 cells (Figu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cleaved caspase‐3 and BAX in HT22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OGD/R in the vehicles or scrambled siRNA‐treated groups. However,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cleaved caspase‐3 and BAX was reversed by S100A9 siRNA or PQD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vehicle or scramble siRNA groups. The anti‐apoptotic marker Bcl‐2 was increased by treatment with S100A9 siRNA or PQD compared with vehicle or scrambled siRNA‐treated groups, respectively (Figure). Overal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ownregulation or inhibition of S100A9 in M/M cells not only attenuates the pro‐inflammatory phenotype but also ameliorates inflammation‐induced neuronal death, indicating a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S100A9 deletion.

Downregulation of S100A9 in the M/M cell line enhances efferocytosis by targeting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In the OGD/R HT22 and BV2 co‐culture system, S100A9 silencing in BV2 cel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engulfment of dead/dying cells (Pi+ HT22 debris), indicating enhanced clearance; however, the phenomenon was diminished by STAT6 phosphorylation inhibition (Supplemental Figure). Pinocytosis is another phagocytosis essential for smaller molecule waste clearance in the brain. The FITC‐dextran uptake assay revealed that S100A9 silencing enhanced the pinocytosis of FITC‐dextran by BV2. Additionally, inhibition of STAT6 phosphorylation hampered the uptake of FITC‐dextran in the absence of S100A9 (Figure).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also obtained similar results; PQD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BV2 intracellular FIFC signal, indicating enhanced pinocytosis after S100A9 blockade, and was abrogated by AS treatment (Figure).

Mechanically, the increased trend of phagocytosis and pinocytosis by S100A9 knockdown or by blockage was attributed to S100A9 inhibition potentiat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STAT6 and the downstream PPARγ (Figure). As evidenced by the protein assay, the phagocytosis‐associated proteins, such as Arg1, TREM2, and CD36, increased while the M1 signature marker CD86 decreased accordingly after OGD/R (Figure). Nevertheless, the expression of the phagocytosis‐associated protein was reversed by the treatment with the STAT6 phosphorylation inhibitor AS (Figure), which confirmed the previous result that S100A9 inhibition was mediated by the STAT6/PPARγ signaling pathway.

Blocking the binding of S100A9 to TLR4 improved cerebral blood flow, reduced infarct area, and enhanced neurofunctional outcomes after tMCAO in wild‐type mice

PQD is a compound that can modulate the immune system, and it is clinically valuable due to its safety, tolerability, and ability to prevent the binding of S100A9 to TLR4. WT tMCAO mice were treated with either PQD or vehicle for 7 consecutive days to determine their therapeutic potential in IS (Figure).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erebral flow detected by LSC imaging exi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days 3 and 7, however, when we extended the observation period, the PQD‐treated mice displayed a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neurologic deficits assessed by the mNSS score on days 14 and 21 (Figure) and by cerebral flow measured by LSC imaging on day 21 (Figure). PQD mitigated brain enlargement and reduced infarct volume, as detected by T2WI MRI on days 7 and 21, compared to the vehicle‐treated group (Figure).

[FIGURE 6] Treatment with PQD mitigates brain lesions and improves neurologic function after tMCAO. (A) A schematic diagram depicting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and observation time points. (B) Cerebral blood flow was assessed using laser speckle contrast imaging at baseline an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wildtype mice that received vehicle or PQD after tMCAO. Semi‐qua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by normalizing the results to the sam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in the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D). *p < 0.05. (C) Representative MRI T2‐WI was used to assess the lesion area of the mice that received vehicle or PQD at baseline an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MCAO. The corrected infarct volume (E) and brain enlargement (F) were normalized to the contralateral hemisphere. *p < 0.05. (G) Neurologic defici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modified neurologic severity score (mNSS)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MCAO. **p < 0.01. (H) Representative track plot (top) and group track heatmap (bottom) of mice in each group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Escape latency (I), duration in the target quadrant (J), and length of the swimming path (K) were quantified. *p < 0.05 vs. vehicle. (L) Representative prints, timing view, and footfall pattern of each group. (M) Run the characterization parameters in each group. Difference in average speed and step sequence regularity index. ## p < 0.01 and ### p < 0.001 vs. sham, *p < 0.05 vs. tMCAO+PQD. (N) Run the locomotion parameters in each group. The difference in left hind swing speed left hind and left front limb stride length. ## p < 0.01 and ### p < 0.001 vs. sham, *p < 0.05 vs. tMCAO+PQD. (O) Run temporal parameters in each group. Difference in standing time of the left front and left hind limb. ## p < 0.01 and ### p < 0.001 vs. sham, *p < 0.05 vs. tMCAO+PQD.

On day 21 after tMCAO, the catwalk gait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t groups' motor sensation and coordination recovery (Figure). Data show that PQD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ost‐stroke motor functions, as evidenc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run speed and the step‐sequence regularity index (Figure), indicating mitigated regular step patterns and coordination movement. Furthermore, PQD treatment promoted functional recovery of the impaired limbs, as evidenced by increased left hindlimb swing speed and left‐sided foot stride length (Figure). Although in the temporal parameter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mean intensity of the four‐limb footprints between the groups, notably, the PQD‐treated mice showed a shorter stand time of the left side limbs in each gait cycle than the vehicle group (Figure). Moreover, the PQD treatment improved learning and spatial memory in the MWM test, as demonstrated by a shorter escape latency, path length, and extended goal quadrant duration time (Figure). Our preclinical study suggests that PQD treatment enhances cerebral blood flow, reduces infarct area, and promotes neurofunction and cognitive recovery in the tMCAO mouse model (Summarized in Graphical Abstract).

DISCUSSION

The present study first investigated the S100A9 expression pattern in the monocyte subpopulation of pati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acute IS. We provided the evid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S100A9 is primarily expressed in the classical monocyte subpopulation, the S100A9 expression ratio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verse long‐term clinical outcome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100A9 expression ratio in the classical monocyte maybe serve as a reliable biomarker for AIS prognosis predication. Additionally, we conducted experiments on newly generated S100A9 CKO mice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S100A9 in M/M and its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 in inflammatory response. We showed that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was involved in S100A9 disruption, leading to M2‐like phenotype change and strengthening of efferocytosis. Interestingly, we discovered that PQD, a selective S100A9/TRL4 binding blocker,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FDA for treating systemic scleroderma and has shown safety and efficiency in clinical trials treating other autoimmune/inflammatory diseases., Here, we identified that PQD also effectively protected against neuronal damage and promoted functional recovery in an ischemic mouse model. Our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100A9 in regulating inflammation after IS and suggests that PQD could be a promising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IS.

The role of inflamm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a stroke is complex. Depending on the stage of recovery, inflammation can have harmful or beneficial effects. When inflammation persists beyond its natural resolution, it can cause progressive brain damage and long‐term neurological deficit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therapeutic strategy in place to control the anti‐inflammatory and waste‐clearance properties of immune cells in the brain. This strategy is especially crucial for individuals who miss the “time window” of recanalization in the acute phase. If this strategy i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t could lead to promising outcomes in managing stroke‐induced complications.

Rec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high levels of plasma S100A9 ar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diabetes, myocardial infarctio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ischemic stroke. One clinical study has shown that S100A9 represents a reliable biomarker in distinguishing acute progressive ischemic stroke from acute non‐progressive ischemic stroke, thus suggesting its potential role in ischemic pathophysiology.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S100A9 in monocyte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prognosis of ischemic stroke is unknown. We showed that ‘classical’ monocytes primarily express intracellular S100A9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However, after ischemic stroke, the proportion of ‘classical’ monocytes that were S100A9‐positi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IS.

In addition, S100A9 and its binding receptor TLR4 immunoactivity increased exclusively in Iba‐1+ M/M in the ischemic mouse brain. Therefore, S100A9 may harm ischemic stroke outcomes, and its function may be cell‐targeted.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a more abundant subset of classical monocytes (CD14+) triggers damaging effects, while less represented populations (CD16+) may exert beneficial functions. Hence, the downregulation of S100A9 may be helpful for neuroprotection.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potential of S100A9 as a biomarker for ischemic stroke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cell‐specific expression patterns when evaluating its therapeutic potential.

We performed in vivo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100A9 in the pathology of ischemic stroke. Deleting S100A9 in M/M had a potentially beneficial effect in mitigating brain damage and rescuing neurologic deficits. This protection could be caused by promoting anti‐inflammatory polarization of M/M and improving efferocytosis of dead or dying neurons, reducing white matter damage and further cell death.

Transcriptomics results revealed differential transcriptional profiles of phagocytosi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S100A9 null M/M mice isolated from ischemic brains compared to their wildtype littermate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STAT1, the STAT6 antagonist,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 CKO tMCAO mouse brain. S100A9 down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TAT6 phosphorylation,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were diminished by the STAT6 phosphorylation‐specific inhibitor AS.

Our study outlined the expression time course of PPARγ in S100A9 CKO and wildtype mice after tMCAO for the first time. Although the PPARγ level peaked at approximately 3 days and decreased after that, S100A9 CK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PARγ level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Our in vivo study was reinforced by an in vitro experiment with the M/M cell line,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AT6 phosphorylation‐specific inhibitor AS reversed increased PPARγ. This result confirmed that PPARγ was a downstream signaling target of pSTAT6.

S100A9, a protein tha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nflammation modulatio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Despite thi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S100A9‐mediated M/M activation remain unclear. Signal transducers and transcription activators (STAT) are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undergo phosphorylation by Jak kinase at a single tyrosine residue after interacting with the ligand‐receptor. Consequently, they assemble in a dimeric form, translocate to the nucleus, and bind to specific DNA sequence motifs.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STAT1 and STAT6 as regulators of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microglial phenotypes in cancer. STAT1 activation facilitates gene expression that encodes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in Cryptococcus neoformans‐infected macrophages. Conversely, the loss of STAT1 in macrophages leads to an increased polarization of the M2 phenotype. In addition, TLR4 activation promotes macrophage redifferentiation by “turning on” polarization of the M1 phenotype while turning off polarization of the M2 phenotype, causing prolonged inflammation.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100A9, the innate TLR4 ligand, facilitated STAT6 phosphorylation and PPARγ activation. The function of S100A9 was disabled by CKO in M/M in vivo, silenced by siRNA knockdown in vitro, or inhibited TLR4 binding by PQD treatment. Critical steps were identified by ablation of S100A9, and the processes were reversed by AS administration. Our findings confirm that STAT6 phosphorylation represents a crucial step in the ablation of S100A9.

Previous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that PPARγ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educing inflammation, and treatment with PPARγ agonists may benefi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by reducing NF‐κB activation and cytokine levels. Additionally, preclin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reatment with a PPARγ activator promotes the removal of red blood cells in vitro by stimulating CD36 expression, indicating its potential role in waste removal. In this regard,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S100A9 in M/M cell lines not only potentiates anti‐inflammatory factor express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 activation of PPARγ,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well‐characterized phagocytosis marker CD36.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potential of PPARγ in promoting the phagocytic ability of M/M.

Our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S100A9‐mediated M/M polarization exacerbates neuroinflammatory injury through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in ischemic stroke. Furthermore, we have elucidat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otentiated efferocytosis by blocking or disrupting S100A9 binding to its receptor TLR4.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ports that identified CD36 as a pivotal target of PPARγ‐mediated downstream gene transcription, whose expression is downregulated by TLR4 signaling in microglia and monocyt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PARγ is an essential contributor to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treatment with PPARγ agonists may benefit ischemic stroke. Moreover, our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that S100A9‐mediated M/M polarization aggravates neuroinflammatory injury via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in ischemic stroke, providi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The present study has some limitations that require consideration. First, we tested the efficiency of PQD after IS using young, healthy mice as the stroke model. However, ischemic stroke typically affects older adults with hypertension or diabetes. Therefore,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clude different sexes and aged animals with comorbidities to strengthen the transnational potential. Second, we only focused on the function of S100A9 in M/M in ischemic stroke since these cells undergo specialized phagocytosis in the brain. However, we should address the function of neutrophils‐derived S100A9 in the perivascular area. However, neutrophils only survive briefly in the acute phase and cannot penetrate the glial network into the brain parenchyma after BBB leakage. A recent study has shown that neutrophil‐released S100A9 alters the platelet proteome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Nonetheless, anothe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rombus formation was reduced in whole blood from S100A9 global knockout mice, thus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thrombotic diseases, including MI and stroke. Furthermore, a study developed a vaccine against S100A9 that inhibited thrombosi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risk of bleeding in ischemic stroke in mice. Our study elucidated that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S100A9 disabling in ischemic stroke can be attributed to facilitating the shift of the M/M anti‐inflammatory phenotype and the efficiency of efferocytosis.

The current study confirms that downregulation of S100A9 in the M/M potentiates phagocytotic activity and promotes inflammation resolution in the ischemic brain. Additionally, it elucidated a mechanism whereby STAT6 and PPARγ work orchestrally to contribute to the poststroke protective responses mediated by S100A9 disruption. Notably, S100A9 blockade by PQD may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in mitigating brain injury and promoting favorable outcomes after ischemic stroke.

CONCLUSIONS

The disruption of S100A9 in M/M ameliorates brain injury through the STAT6/PPARγ pathway in ischemic stroke. Targeting S100A9 through PQD may represent a novel and promising strategy for treating IS.

AUTHOR CONTRIBUTIONS

JM and XL designed and conducted the main experiments. XL, JM, and JJ performed the MRI and imaging analysis. JM performed clinical study and data acquisition. XL, JM, and JW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s and data analysis. XL, JM, JW, and JG participated in writing and revising the manuscript. All the authors have read, revised, and approved the final manuscript.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

The authors declare that they have no competing interests.

CONSENT TO PARTICIPATE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before their inclusion in the study. For animal studies, all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ATIENT CONSENT STATEMENT

All participants gave their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prior to their inclusion in the study.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MATERIAL FROM OTHER SOURCES

Not applicabl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Acknowledgements

ACKNOWLEDGMENTS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State‐sponsore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Program (GZC20232415) to Jiang Man, the Key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22B320013), and 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 Youth Funding to Xi Liu. We sincerely thank Drs. Lingling Zhang for her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in manuscript preparation, we also thank Drs.Qin Liu for her help in clinical data collection. The authors declared no relationship with any industry or commercial 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