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内给药的重组 IL-10 如何沿嗅神经与血管周围间隙进入出血脑
下划线 = 中文容易“变味”或丢信息的词句:红线带编号 = 16 条注释卡(悬停看、点击跳转)。摘要、引言、方法要点、结果与讨论按原文顺序精译;英文原文附于文末
作者:Shaoshuai Wang、Junmin Wang(王君敏,20 人作者列表中的第 2 位)、Xinru Zhang、Shijun Xu、Qinfeng Peng、Yifei Li、Ruoqi Ding、Bing Jiang、Shuyu Wang、Shuaibing Zhang、Siyuan Hu、Yousef Rastegar-Kashkooli、Na Xing、Nan Li、Menglu Wang、Junyang Wang、Xuemei Chen、Chao Jiang、Xiaochong Fan、Jian Wang(王建)
出处: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 2025;31(4):e70372(开放获取)
DOI:10.1111/cns.70372 PMID:40237247 单位(原文署明):郑州大学相关团队,通讯作者为王建
译自英文原题:Distribution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Along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Perivascular Spac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本页为学习用途的非官方中译本。原文开放获取,英文原文按开放获取条款附于文末,供逐句对照。
摘要
用抗炎疗法治疗脑部疾病是有希望的方向;然而,关于鼻内给药(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的药物化合物研究仍然有限。定量数据——尤其是药代动力学数据——十分稀缺;而外源性重组白细胞介素-10(recombinant interleukin 10, rIL-10)经鼻给药后在脑内怎样分布,更缺乏直接证据。
我们采用荧光标记、活体成像与共聚焦显微镜,仔细追踪了鼻内给药的 rIL-10 在脑内的分布与递送路径。
结果显示:rIL-10 能够透过血脑屏障,到达脑出血小鼠纹状体的血肿周围区域。鼻内给药的 rIL-10 主要靶向大脑皮层、纹状体与丘脑,经由嗅神经通路与血管周围间隙进入这些脑区。这种给药方式有效减轻了脑出血后的继发性脑损伤。
本研究为鼻内给药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持把抗炎细胞因子或其他候选药物经鼻递送以治疗脑部疾病。
引言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神经炎症参与从神经退行性疾病到获得性脑损伤的多种神经系统疾病[1]。细胞因子疗法被视为神经系统疾病很有希望的治疗手段,备受关注[2]。它的潜力很大,但疗效取决于这些药物能否穿过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这是一道把大多数大分子(> 400–600 Da)挡在脑组织之外的坚固屏障。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后 BBB 确实会破坏,但在动物模型中,其通透性增高直到第 3 天才变得明显[3],患者则需要 12 小时[4]。这个时间窗对“早期干预”是硬约束:常规给药方式(例如静脉注射)很难在早期把药送进脑内[5]。
鼻内给药(intranasal drug delivery)是一种非侵入性方法,为绕开 BBB 提供了有希望的方案:它能让大分子较快进入脑内,同时尽量减少全身暴露[6]。这一途径对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与卒中等神经系统疾病显示出前景[7–9]。虽然用这条途径的临床前研究总体上结果正面,但关于“到底有多少药进了脑”的定量数据——尤其是药代动力学——主要只集中在催产素[10]、纳米颗粒[11]与腺相关病毒载体[12]上。细胞因子经鼻入脑缺乏直接证据,其在脑内如何分布也了解不全,这正是本研究要补的空白。
细胞因子在保护脑中起关键作用[13]。近期研究发现,鼻内给予 IL-10 有可能缓解抑郁模型小鼠的抑郁行为、改善认知功能[14,15];鼻内递送 PSL-IL-10 也改善了 ICH 的结局[16]。我们此前的工作已经证明重组 IL-10(rIL-10)能加速 ICH 后的血肿清除,并在创伤性脑损伤后促进脑修复[17–20]。但 rIL-10 在脑内如何分布、经鼻走哪条路,仍缺少系统描述。为补上这一空白,我们用荧光标记、活体成像与共聚焦显微镜,研究鼻内递药后 rIL-10 在脑内的分布与递送路径,希望推动“鼻-脑”递送领域,并加速 rIL-10 的临床转化;这些结果也能为其他药物经鼻治疗脑病提供参照。
方法要点:怎么“看见”药去了哪里
这一节不逐句翻译方法,只把“读结果前必须知道的参数”列清楚——因为这类示踪研究(tracing study)的结论,几乎全部由剂量、时间点与检测手段决定。
动物与伦理 C57BL/6 雄性小鼠,8–10 周龄,体重 23–25 g,SPF 环境,12 小时明暗周期,25 °C,相对湿度 45%–55%,自由取食饮水。实验方案经郑州大学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ZZUIRB 2022-31);分组用随机化网站完成。
ICH 模型 异氟烷麻醉(诱导 4%、维持 2%),向纹状体注射胶原酶 VII-S(0.05 U 溶于 0.5 μL 无菌生理盐水)诱导出血,坐标:前囟前 0.8 mm、旁开 2.1 mm、深 3.3 mm。假手术(sham)只做麻醉与相同切口。全程保温,术后单笼恢复至完全清醒。
荧光标记 把 Micro-CY5.5 溶于 1 mL DMSO,加入 1 mL rIL-10(R&D Systems, 417-ML),4 °C 搅拌过夜;用 3 kDa 超滤离心管离心去除未结合的 CY5.5;再取 2 μL 原液与标记液做紫外分光光度扫描,比较吸收峰以判断标记是否成功。标记产物分装、−80 °C 避光保存。
给药 按 Hanson 法先做鼻内给药前的适应训练,然后对清醒小鼠行鼻内给药。剂量沿用我们此前研究确定的最佳治疗剂量[18]。首次给药在 ICH 后 2 小时,此后每日两次,直至取材。
活体与离体成像 活体成像时间点:给药后 15 分钟、1、4、12、24、36、48 小时。成像后灌流固定、梯度脱水,取 1 mm 厚脑片用同一系统成像;另对心、肝、脾、肺、肾、脑的整体器官做荧光检查。图像用 Living Image 4.7.4 处理:颜色越偏黄信号越强、越偏红越弱;分析采用盲法。
自发荧光的处理 按本组既定流程,切片先入 1.5% 苏丹黑 B(SBB)孵育 5 分钟,再依次用 70% 乙醇 30 秒、PBS 5 分钟漂洗。
行为学 ICH 后第 3 天(D3),由不知分组的研究者盲法评估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运动功能:身体对称性、步态、攀爬、转圈动作、前肢对称性、强迫转圈,每项 0–4 分并累计。吊线试验记录悬吊时间(三次取平均);倒置网格试验记录小鼠悬吊至跌落或静止 3 分钟的时间(三次取平均),网下铺海绵垫防摔。
组织学 CV/LFB 双染后 ImageJ 求病灶面积并乘层间距得病灶体积;FJB 染退化神经元;Perls 蓝染铁;免疫荧光用 Iba-1(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与 RECA-1(内皮细胞抗原-1,标血管)。每只鼠随机取 3 张脑片,在血肿上、下、左、右四个视野拍照(共 12 个视野取平均),定量与判读均盲法。
统计 GraphPad Prism 8.4.3;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Shapiro–Wilk 检验正态性;两组用 t 检验,多组用方差分析加相应事后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从鼻腔到全脑——一张“到达时间表”
为追踪鼻内给药的 rIL-10 在脑内的去向,作者先把 rIL-10 与 CY5.5 荧光标签偶联。紫外分光光度法显示 rIL-10-CY5.5 在 673 nm 处出现清晰的吸收峰,证明 rIL-10 与 CY5.5 偶联成功。随后用活体成像监测单次鼻内给药后不同时间点的荧光强度与分布:给药后 15 分钟,小鼠鼻腔与邻近的嗅球即出现明显的荧光信号(与对照组相比);此后鼻腔内的信号逐渐向脑内迁移,4 小时已几乎全部转入脑内;再往后信号扩散到其他脑区,集中于全脑。之后荧光随时间逐渐减弱,48 小时后完全消失。
图注提要(原图 1):A 为 rIL-10-CY5.5 的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与 rIL-10 相比出现 CY5.5 的典型峰;B 为同一只小鼠不同时间点的活体成像;C 为各时间点脑区平均荧光强度统计(n = 10)。
结果 2:离体脑片与全身器官——药在血肿边“停”了一下
作者在不同时间点取脑与主要器官,对新鲜脑片做离体荧光成像:1 小时,荧光信号先出现在大脑前部附近;12 小时,信号主要浓集在血肿周围;24 小时逐渐减弱。并且,不同时间点上,血肿侧与对侧的 rIL-10 荧光信号没有差别。其他器官的成像显示:鼻内给药后 4 小时,rIL-10 主要分布于肺、心、肝、肾;12 小时明显浓集于肝、肾与脑;24 小时则见于脑与脊髓。
图注提要(原图 2):A 为离体脑片在 15 分钟至 48 小时的荧光分布与定量(n = 3);B–D 为给药后 4、12、24 小时各离体器官的荧光分布与定量(n 分别为 4、3、3);对照为鼻内给予 PBS 的 ICH 小鼠。
结果 3:路径——嗅球的三层、梨状皮层,与血管周围间隙
作者指出,ICH 后血肿内及周围存在强烈的自发荧光。其团队此前已建立用 SBB 有效压低自发荧光的流程[23],本实验在荧光成像前先用 SBB 处理以消除自发荧光。
用荧光成像追踪 rIL-10-CY5.5 从鼻到脑的扩散:2 小时后,在嗅球的小球层(GL)与僧帽细胞层(MCL)以及梨状皮层检测到高水平荧光。这一信号的解剖分布提示,rIL-10-CY5.5 是沿嗅神经从嗅球进入脑的。颗粒细胞层(GCL)与大脑皮层也见高荧光信号。
为了弄清 rIL-10-CY5.5 在 GCL 与大脑皮层内究竟被送到哪里、又如何分布,作者用共聚焦与三维成像,并以 RECA-1 标记血管:结果显示 rIL-10-CY5.5 的荧光定位于血管周围间隙(PVS)内,而不是血管腔内。由此作者认为:rIL-10 主要沿嗅神经进入脑,再沿血管周围间隙在脑内扩散。
图注提要(原图 3):A–C 为给药后 1 小时嗅球 GL、MCL、GCL 的荧光分布(标注了对应的脑立体定位坐标);D、E 为给药后 2 小时 GCL 与大脑皮层的共聚焦三维免疫荧光:rIL-10-CY5.5(红)、血管(RECA-1,绿)、细胞核(DAPI,蓝);F 为梨状皮层的荧光分布,白箭头指示代表性信号。
结果 4:脑内各区的“到达量”不一样
作者用矢状切片分析 rIL-10 在脑内的扩散模式,并定量测定了给药后 1 小时纹状体、大脑皮层、海马、丘脑、脑干与小脑的荧光强度。结果:1 小时大脑皮层与丘脑荧光最高,海马与小脑最低。给药 12 小时后,纹状体与大脑皮层荧光最高,海马与脑干最低。血肿的有无并不影响 rIL-10 在各脑区(纹状体、大脑皮层、丘脑、海马、脑干、小脑)的分布。
图注提要(原图 4):A 为小鼠脑矢状切面示意图,对应 B 的脑片位置;B 为 1 小时矢状脑片的荧光分布;C 为 1 小时各脑区荧光分布;D、E 为 1 小时与 12 小时各脑区荧光强度统计(每组 n = 3)。
结果 5:药确实起了作用——行为与病理都变好
ICH 后 D3 的神经与行为学评估显示,鼻内 rIL-10 显著改善了神经功能、前肢力量与运动协调。CV/LFB 染色显示,rIL-10 治疗组第 3 天纹状体内的病灶体积减小。FJB 染色显示,血肿周围退化神经元的密度明显下降。Perls 蓝染色定量血肿周围的铁沉积,显示鼻内 rIL-10 后第 3 天铁蓄积显著减少。此外,对血肿周围小胶质/巨噬细胞活化的评估显示,鼻内 rIL-10 后活化小胶质/巨噬细胞的密度显著降低。作者认为,这些结果支持把鼻内递送用于治疗 ICH 的潜力。
图注提要(原图 5):A 为 D3 神经功能(假手术组 N = 5;ICH + PBS 组与 ICH + rIL-10 组 n = 9;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吊线试验、倒置网格试验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 Sidak 事后检验);B–E 分别为 D3 的 CV/LFB 病灶体积(n = 5–6)、FJB 退化神经元、Perls 铁阳性细胞、活化 Iba-1 阳性细胞计数,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Tukey 事后检验。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弄清 rIL-10 经鼻给药后在脑内如何分布。作者用 CY5.5 标记 rIL-10 并经鼻递送,12 小时后在脑内血肿周围发现最高浓度的 rIL-10;大脑皮层、纹状体与丘脑也有相当量。结果提示:rIL-10 主要经嗅神经入脑,再沿血管周围间隙在脑内扩散。作者称,这是首次系统研究鼻内给药的细胞因子在脑内的分布与时序;结果为鼻内 rIL-10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打下基础,也为脑与脊髓靶向治疗提供了机制线索。
近期有研究显示,鼻内递送抗炎分子 IL-10 能显著改善抑郁样小鼠的认知功能[14];但“什么时候给最合适”“给药后在脑内怎么分布”仍不清楚。作者用 CY5.5 偶联补上了这个知识空白,并用成像监测了它的空间与时序动态。结果显示:单次给药的 rIL-10 在脑内可检测到 48 小时才被清除,提示最佳治疗窗可能就在这段时间内;脑片成像显示给药后 12 小时血肿附近浓度达峰,提示 12 小时的给药间隔可能疗效最佳。作者认为,这对未来研究与鼻内 rIL-10 的临床应用意义重大。
作者也交代了成像的边界:由于食物与排泄物可能干扰,成像未包括胃肠道;肺在给药后 4 小时有明显 rIL-10,可能与吸入有关;对照组肝脏存在强烈的内源性荧光,可能来自红细胞或其代谢产物。尽管如此,肝是药物代谢的关键器官,仍做了重点观察。结果显示 rIL-10 在 4 小时内首先到达肝,可能与鼻腔丰富的毛细血管网有关;12 小时在肝、肾、脑明显蓄积;24 小时分布扩展到脑与脊髓,与脑片成像的观察一致。
鼻内给药是一种把药物送入中枢神经系统的非侵入性方法,可绕开 BBB。该途径可递送肽类[26]、细胞[27,28]、寡核苷酸[29]与病毒载体[30]等。近期一项卒中患者研究显示,鼻内给药 2 小时后嗅球中药物 BA-PEG-PLGA RNPs 的浓度最高[31],提示嗅球可能是鼻内给药入脑的关键入口。嗅神经与三叉神经是鼻内递送的两条主要神经通路[32];其中嗅神经通路可经嗅觉感觉神经元的胞质运输与内吞途径,把药物送入神经元并在嗅球释放[6]。本研究在嗅球与梨状皮层都观察到强荧光信号,进一步支持药物沿这条神经通路运输的假说。
脑内的 PVS 包绕小动脉、毛细血管与小静脉,是物质运动的通道[33];近期研究证明 PVS 可作为鼻内给药后的药物分布通路[34]。本研究在嗅球(颗粒细胞层)与大脑皮层的 PVS 内观察到大量荧光信号,说明药物沿 PVS 在脑内广泛分布。不过,鼻内给药的 rIL-10 如何从鼻黏膜转运到 PVS 的脑血管,仍是未来要研究的问题。作者据此提出:鼻内 rIL-10 主要经血管周围间隙到达脑,另有嗅神经通路的参与;这凸显了 PVS 作为递送通路的潜力。
关于三叉神经:近期研究发现,鼻内给予的胰岛素、IgG、胰高血糖素样肽-2 等存在于三叉神经周围的神经周围间隙,提示三叉神经可能参与鼻内给药后的吸收与分布[35–37]。但也有研究显示,它可能并不是把肽与蛋白从鼻腔转运入脑的主要通道[38];三叉神经在递送中的确切角色仍在争论。不过新近证据提示它可能参与把物质从鼻腔运到较低位脑区(含脑干)[39]。本研究在脑干检测到可观水平的 rIL-10,与这一观点相符。
时间与区域上的差异也有功能含义:给药 1 小时后,外源 rIL-10 在大脑皮层、下丘脑与纹状体较高;12 小时后,小脑与脑干升高——提示 rIL-10 从最初的靶区逐步向更远的脑区扩散。皮层、纹状体、丘脑的早期高信号可归因于沿嗅神经的运输;其中大脑皮层始终最高,与本组此前的发现一致[40],提示皮层可能是鼻内递送的主要靶区之一,这对阿尔茨海默病等皮层相关疾病有意义[41]。纹状体明显的信号支持外源 rIL-10 改善 ICH 后运动功能[18];丘脑的高信号支持 rIL-10 缓解疼痛与情绪状态的假说[42]。海马在 1 小时与 12 小时都出现荧光信号,提示这种给药方式可能改善记忆功能[14,40,43];脑干的显著信号则支持“鼻腔—脑干三叉神经纤维”通路的存在[26]。
作者还提到,预实验发现脑出血会造成大量自发荧光;为保证实验准确,他们设了对照组排除自发荧光造成的背景噪声,并用 SBB 这种专门技术压低不需要的自发荧光,提高了结果的精度。
最后是对鼻内给药领域的定位:鼻内给药作为药理学手段正获得认可。近年催产素[42,44–49]、胰岛素[44,50,51]、间充质基质细胞[52]等经鼻给药在神经系统疾病中显示出良好疗效,但也有一些研究未显示疗效[53–57],说明仍需深入研究。本研究回答了“rIL-10 经鼻后怎样进脑”这一问题,结果为鼻内 rIL-10 的临床前应用提供了有力证据,并提示它在其他脑病中的潜在用途。
这篇在轨迹里的位置
先把这篇放回作者的时间线里。王君敏(Junmin Wang)是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系教师、王建课题组的核心成员;2025–2026 年他已在多篇论文中担任通讯作者。这条线可以从 2021 年数起:2021 年 Cells 的创伤性脑损伤综述(作者列表第 2 位,共 6 人)把“神经炎症”当成一个系统问题来梳理;2024 年的 S100A9 论文(第 2 位,共 8 人)、常压氧疗综述与血脑屏障综述(第 13 位,共 17 人)把问题从“炎症分子”推进到“屏障与干预”。
本页这篇 2025 年的鼻内 rIL-10(第 2 位,共 20 人)处在一个特殊位置:它不再论证“炎症有害”,而是回答一个更工程化的问题——药怎么进去、从哪里进去、什么时候到。同年他在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的单核转录组论文(通讯作者,本站 04 页已译)回答的是“进去以后,细胞层面发生了什么”;再往后,iScience 的染色质可及性(参与)与 Neuron 的时空图谱(参与)把视角推到“调控层”与“空间层”。到 2026 年,J Neuroinflammation 的 BTLA(通讯)与 J Extracell Vesicles 的 C1qc(通讯)则转向“可成药靶点”——免疫检查点分子与细胞外囊泡。
所以主线可以概括成三步:神经免疫炎症 → 血脑屏障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 → 单细胞多组学与囊泡/迁移体。本篇是第二步里的“地图页”:它用示踪回答了“鼻滴为什么可能绕开 BBB”,为后面所有“把药送进去”的设想提供了可行性证据。
同时要看清它的证据等级:样本量小(行为学每组 9 只,成像每组 3–10 只),只做了单剂量、D3 一个终点,没有剂量-效应关系,没有阻断实验,也没有直接测定“穿过”屏障的通透性。换句话说,这是一篇“分布学”论文,不是“疗效学”论文。它的价值在于把路径讲清楚;它没有、也不打算证明 rIL-10 经鼻治疗 ICH 的临床疗效。
给刚进组的你
第一件事,学会把示踪论文读成一张“时间 × 空间”的表。本文的骨架其实很简单:15 分钟鼻腔与嗅球 → 1 小时大脑前部 → 4 小时几乎全部入脑 → 12 小时血肿周围达峰 → 24 小时减弱 → 48 小时消失;空间上则是嗅球三层(GL、MCL、GCL)→ 梨状皮层 → 皮层/纹状体/丘脑 → 海马/脑干。你以后读任何“鼻内给药”“脑内注射示踪”“EV 分布”的论文,都可以先逼自己画出这张表,再去看作者的结论是否被这张表支持。
第二件事,永远追问“你看到的荧光是什么”。荧光标记的 rIL-10 报告的是标签的位置,不是蛋白本身;偶联可能改变蛋白的电荷与结合行为。本文做了三件对的事:用 3 kDa 超滤去除游离染料、用 673 nm 吸收峰确认偶联、用 PBS 对照与 SBB 处理压低自发荧光。但它没有报告“标记后 rIL-10 的活性是否保留”,这是一个真实的缺口。更普遍地:脑出血、老年脑、肝组织的自发荧光都极强,不设对照时,“48 小时清除”完全可能只是信号被背景淹没。
第三件事,盯住“到脑”与“起效”之间的那道缝。本文用 D3 的行为学与病理(病灶体积、FJB、Perls、Iba-1)支持“药起了作用”,这是加分项;但单剂量、单时间点、样本小,只能算支持性证据。真正的因果链需要:剂量-效应曲线、不同给药时间窗(比如 2 小时 vs 12 小时 vs 24 小时首剂)、以及用中和抗体或 IL-10 受体阻断来“拆掉”效应。读的时候不妨自己列一张“还缺哪些实验”的清单——这比记住结论有用得多。
第四件事,偷它的实验设计。本文有一个漂亮的内对照:血肿侧与对侧的荧光没有差异。这说明药物分布由“通路”决定,而不是被血肿“吸”过去;如果两侧差异巨大,你反而要怀疑是血肿本身的自发荧光或炎症渗漏在作怪。另一个可迁移的手艺是空间取样:每只鼠 3 张切片、每张 4 个方位视野、共 12 个视野取平均——当你面对“染色深浅”这种主观指标时,这种“固定坐标 + 多视野 + 盲法”是最低成本的去偏手段。
最后,如果你想接着做:本文留下的问题都很具体——鼻黏膜到 PVS 脑血管之间那段“最后一公里”究竟怎么走(淋巴管?神经周围间隙?还是血管周细胞转运);rIL-10 到了血肿周围之后结合哪个受体、下游是什么;以及能不能把“示踪”和“疗效”做在同一批动物上,用同一套时间轴。把“药能不能到”和“到了有没有用”拆成两个问题,你就已经能读懂这一整条线了。
▲ 本页翻译难点(对照学习用)
附录 · 英文原文
Distribution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Along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Perivascular Spac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bstract
The utiliza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for treating brain diseases holds promise; however, research on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drug compounds remains limited. Quantitative data, particularly pharmacokinetics, are scant, and direct evid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ecombinant interleukin 10 (rIL‐10) within the brain is lacking.
Employing fluorescent labeling, in vivo imaging,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we meticulously monitored the distribution and delivery pathways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in the brain.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rIL‐10 can permeate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d reach the perihematomal area in the striatum of mice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primarily targets the cerebral cortex, striatum, and thalamus, traversing the olfactory nerve pathway and perivascular space to access these brain regions. This mode of delivery effectively mitigat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research, offering compelli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intranasal delivery of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or alternative drug candidates for treating brain diseases.
Introduction
There is mounting evidence indicating the involvement of neuroinflammation in a diverse rang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including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acquired brain injuries [[1]]. Cytokine therapy, considered a promising treatment for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2]]. The potential of cytokine therapy is immense, offering hope in treating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However, the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dications relies on their ability to penetrate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a formidable obstacle that restricts the passage of most macromolecules (> 400–600 Da) into the brain tissue. While BBB disruption occurs following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its hyperpermeability is not evident until Day 3 in the animal model [[3]] and takes 12 h for patients [[4]] This temporal limitation poses a substantial challenge for early‐stag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using conventional drug delivery methods, such as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It impedes the targeted delivery of drugs to the brain [[5]].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a noninvasive method, offers a promising solution for bypassing the BBB. It enables the rapid transportation of large molecules to the brain while minimizing systemic exposure [[6]]. This approach shows promise a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such as Alzheimer's, Parkinson's, and stroke [[7], [8], [9]]. While preclinical studies using the intranasal route have generally shown positive results, quantitative data on brain delivery, particularly pharmacokinetics, are limited primarily to research on oxytocin [[10]], nanoparticles [[11]], and adeno‐associated viral vectors [[12]]. However, the lack of direct evidence of cytokine delivery to the brain through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its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brain highlight the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Cytokines are critical in safeguarding the brain [[13]]. Recent investigation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interleukin 10 (IL‐10) has the potential to alleviate depressive behavior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mouse models of depression [[14], [15]]. Furthermore, intranasal delivery of PSL‐IL‐10 has improved outcomes in ICH [[16]]. Our prior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the ability of recombinant IL‐10 (rIL‐10) to expedite hematoma clearance post‐ICH and facilitate brain repair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17], [18], [19], [20]]. Nonetheless,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on rIL‐10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brain and its intranasal delivery route still needs to be completed.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we utilized fluorescence labeling, in vivo imaging,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to investigate the rIL‐10 distribution and delivery route in the brain after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This research endeavors to propel the field of nose‐to‐brain drug delivery and accelerate the clinical translation of rIL‐10. Additionally, our research findings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reating brain diseases through intranasal delivery of other drug compoun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imals
C57BL/6 male mice that were 8–10 weeks old and weighed 23–25 g SCXK (Beijing) 2019‐0010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mice were maintained in a specific pathogen‐free (SPF) environment with a 12‐h day‐night cycle, a controlled temperature of 25°C, and a relative humidity of 45%–55%. They had ad libitum access to standard food and water. The experimental protocol for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Animal Ethics Committe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ZUIRB 2022‐31). All mice were assigned to groups using a randomization website (http://www.randomization.com).
The ICH Model
The procedure for inducing the ICH model was implemented as outlined in our previous publications [[18], [21]]. Initially, mice were anesthetized using 3.5% isoflurane (4% for induction and 2% for maintenance). Following this, collagenase VII‐S (C2399, 0.05 U in 0.5 μL sterile saline, Sigma, St. Louis, MO, USA) was administered into the striatum of mice to induce ICH at coordinates of 0.8 mm anterior, 2.1 mm lateral, and at a depth of 3.3 mm. Sham surgeries involved isoflurane anesthesia and an identical head skin incision. A warming blanket was employed throughout the surgical process to maintain a constant body temperature. Postsurgery, the mice were housed in a specific pathogen‐free environment with unrestricted access to water and food until complete recovery.
Tissue Harvesting
Following deep anesthesia with isoflurane, mice underwent perfusion with saline through the left ventricle until the liver appeared pallid. Subsequently, perfusion with 4% paraformaldehyde was carried out. The brain tissue was then extracted and immersed in paraformaldehyde for 12 h. The brain was immersed in 20% and 30% sucrose solutions for 24 h each, proceeding with the embedding process in OCT. Brain slices were subsequently obtained at a thickness of 25 μm using a Cryostat.
The Procedure for Binding the Fluorescent Tag CY5.5 to the rIL‐10
Micro‐CY5.5 [PA15605, Cytiva (GE Life)] was added to a centrifugal tube containing 1 mL of DMSO and agitated until fully dissolved. Subsequently, 1 mL of rIL‐10 (417‐ML, R&D Systems) was introduced to the solution and stirred at 4°C overnight. The removal of unbound CY5.5 was accomplished through centrifugation using an ultrafiltration centrifuge tube with a molecular weight cutoff of 3 kDa. Subsequently, 2 μL of rIL‐10 and rIL‐10‐CY5.5 solut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a UV spectrophotometer to assess the labeling success, and the respective peak absorbances were compared. The CY5.5‐labeled rIL‐10 was then aliquoted and stored at −80°C in the dark.
The Protocol for Administering rIL‐10
Pre‐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adaptation training was conducted using Hanson's method, followed by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in awake mice [[22]]. The optimal therapeutic dose, as determined by our prior study [[18]], was administered intranasally. Mice received the initial dose 2 h after ICH, and subsequent twice‐daily dosing was continued until tissue collection.
In Vivo Imaging
Mice were anesthetized with isoflurane and received rIL‐10‐CY5.5 intranasally. Fluorescence imaging was conducted using a small animal in vivo imaging system at specified time intervals postadministration: 15 min, 1 h, 4 h, 12 h, 24 h, 36 h, and 48 h. After imaging, mice were perfused and fixed with paraformaldehyde, followed by brain dehydration using a gradient process. Brain slices, 1 mm thick, were imaged using the same system. Examination for fluorescence was conducted on intact organs (heart,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 and brain). The acquired images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utilizing the Living Image software (version 4.7.4). Signal strength within the images is denoted by color intensity, with yellow representing high signal and red representing low signal. The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emd in a blind manner.
Sudan Black B (SBB) Treatment
According to our established protocol [[23]], tissue sections were incubated in a 1.5% SBB solution (199664‐25G, Sigma‐Aldrich) for 5 min, followed by sequential rinses in 70% ethanol (30 s) and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 (5 min).
Neurologic and Motor Function Evaluations
The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reatment groups using numbers from a randomization number generator website, ensuring an unbiased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n D3 post‐ICH, an investigator unawa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assessed the mouse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and motor function.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were assessed following ICH at specified time intervals, as detail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18]]. Behavioral tests, including body symmetry, gait, climbing, circle‐twisting behavior, forelimb symmetry, and forced circle‐twisting, were performed in a blind manner. Each test was scored on a scale from 0 to 4, with the cumulative scores documented for individual subjects. The wire‐hanging test involved placing mice on a horizontal wire, and the suspension duration was recorded and averaged across three trials, ensuring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Locomotor and coordination impairm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inverted grid test [[24]]. Each animal wa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of an inverted wire mesh, and the suspension duration was monitored until the mouse fell or remained motionless for 3 min. This procedure was repeated thrice for each subject, and the average of these trials was considered the final measurement. Sponge pads were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beneath the mesh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falls.
CV/LFB
As previously reported [[21]], the mouse brain tissue underwent histologic analysis involving embedding, sectioning, and staining with Crystal Violet (CV, C5042, Sigma‐Aldrich) and Luxol fast blue (LFB, S3382, Sigma‐Aldrich). The stained brain sections were acquired microscopically, and imag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ImageJ software. Adhering to established protocols, the lesion volume was determined by summing the lesion area and the interlayer spacing. We conducted blind data analysis to reduce the risk of potential bias.
Fluoro‐Jade B (FJB) Histology
In the process of FJB staining, brain sections were subjected to the following sequential treatments: a 5 min exposure to a 1% sodium hydroxide 80% ethanol solution, a 2 min decolorization stage using a 70% ethanol solution, and a final rinse with double‐distilled water. Subsequently, the sections were subjected to a 20 min incubation in a 0.06% potassium permanganate solution on a shaking platform. The brain sections were then immersed in a 0.0004% FJB solution (USA, Biosensis, BSS‐TR‐150‐FJB) and incubated in darkness for 20 min. The stained sections were then thoroughly rinsed with double‐distilled water for 3 min, dried at 60°C, and preserved by mounting them in neutral res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comprising three brain sections from each mouse was randomly selected for subsequent statistical analysis. Each section was photographed in four distinct regions surrounding the hematoma: upper, lower, left, and right. This process yielded 12 images for each mouse, subsequently averag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acquired image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ImageJ software, and the blind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nsure objectivity.
Perls' Blue Staining
Iron deposition was detected using Perls' blue staining kit (G1420, Solarbio) following a previously published protocol [[18]]. Briefly, the working solution was applied to the brain slice and incubated at 37°C for 20 min. After three rinses with distilled water, the incubation working solution was reapplied to the brain slice and incubated again at 37°C for another 20 min. Finally, the brain slice was washed three times with PBS. The enhancement working solution was applied to the brain slices and incubated at 37°C for 10 min, followed by three washes with PBS. Subsequently, the restaining solution was added and incubated for 5 min, after which the brain slices were washed with distilled water for 10 min. Three brain slic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each mouse, and each slice was photographed in four different fields of view surrounding the hematoma. The average number of iron‐depositing cells in the 12 fields was then analyzed using the ImageJ software, which remained blind throughout the analysis.
Immunofluorescenc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conducted on brain sections obtained after ICH according to a previously published protocol [[23]]. The frozen brain sections were first blocked with 1% Triton X‐100 and 5% sheep serum for 2 h. Next, the anti‐rabbit Iba‐1 antibody (USA, Affinity, DF6442) or anti‐mouse endothelial cell antigen‐1 (USA, Abcam, ab9774) was applied and incubated overnight at 4°C. After incubation, the sections were washed thrice with PBS for 10 min each. Subsequently, goat anti‐rabbit antibody (USA, Jackson, JAC‐111‐545‐003) or goat anti‐mouse antibody (USA, Abcam, ab150113) was incubated for 2 h at room temperature, followed by three washes with PBS. The slices were stained with DAPI for 1–2 min, washed thrice with PBS, and finally sealed with an anti‐fluorescence quencher. Three brain slic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each mouse and photographed in the four fields surrounding the hematoma: upper, lower, left, and right. Photographs were captured and imaged in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using a confocal microscope (Leica, THUNDER Imaging Systems). Twelve fields of view were captured from each mouse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After ICH, activated microglia/macrophages were identified as Iba‐1‐positive cells. These activated cells displayed spherical, amoeboid, or rod‐shaped morphology, with cell body diameters exceeding 7.5 μm in at least one dimension and featuring short, thick processes [[25]]. The number of these activated Iba‐1‐positive cells surrounding the lesion was analyzed and counted using ImageJ. The statistical process was conducted in a blind mann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apping of experimental data were conducted using GraphPad Prism 8.4.3 (GraphPad Software; Inc., La Jolla, CA).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means ± SD).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sults was confirmed using the Shapiro–Wilk test. A t‐test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data from the two groups. In contrast, an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followed by an appropriate post hoc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data among multiple groups, and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of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in the Brain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within the brain, rIL‐10 was conjugated with a CY5.5 fluorescent label. The absorbance of the conjugate was subsequently measured using UV spectrophotometry, revealing a distinct absorption peak at 673 nm for rIL‐10‐CY5.5, thus confirming the successful coupling of rIL‐10 with the CY5.5 fluorescent label (Figure). In vivo imaging technology was then used to monitor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and distribution at various time points following a single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demonstrating a pronounced fluorescent signal in the nasal cavity and nearby olfactory bulb of the brain in mice 15 min post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ubsequently, the fluorescent signals in the nasal cavity gradually migrated toward the brain and were fully relocated to the brain after 4 h. Eventually, these signals spread to the other brain regions and concentrated within the whole brain (Figure). After that, the fluorescence signal gradually diminished over time, fading entirely after 48 h (Figure).
[FIGURE 1] Dynamics of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CY5.5‐labeled recombinant interleukin‐10 (rIL‐10‐CY5.5) in th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model. (A) Representative UV–vis–NIR spectrum of rIL‐10‐CY5.5. rIL‐10‐labeled CY5.5 demonstrated a typical peak compared to rIL‐10, with excitation wavelengths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CY5.5. (B) In vivo images of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same mouse. (C) Statistics of averag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in brain regions of mice imaged in vivo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n = 10).
The Distribution of rIL‐10‐CY5.5 Following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in Major Organs
The rIL‐10 distribution following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was investigated in major organs through mouse brain dissection and subsequent organ harvesting at various time points.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fresh brain sections in vitro revealed the initial appearance of the fluorescence signal near the anterior cerebrum at 1 h, with subsequent concentration primarily around the hematoma 12 h before gradual diminishment at 24 h (Figure). Additionally, we found no difference in rIL‐10 fluorescence signals between the hematoma side and the contralateral sid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Figure). Imaging results from other organs indicated predominant distribution in the lung, heart, liver, and kidney 4 h post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Figure). Subsequently, at 12 h post administration, rIL‐10 was notably concentrated in the liver, kidney, and brain (Figure), and at 24 h,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brain and spinal cord (Figure).
[FIGURE 2]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in the main organs after the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CY5.5‐labeled recombinant interleukin‐10 (rIL‐10‐CY5.5)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model. (A) Distribution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fluorescence signals in ex vivo brain: Fresh brain slices were collected at 15 min, 1 h, 4 h, 12 h, 24 h, and 48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rIL‐10‐CY5.5. These slices were then subjected to fluorescence imaging and data analysis. n = 3. (B) Distribution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fluorescence signals in different ex vivo organs at 4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rIL‐10‐CY5.5. n = 4. (C) Distribution of fluorescence signals in different ex vivo organs at 12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n = 3. (D) Distribution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fluorescence signals in different ex vivo organs at 24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n = 3. We used ICH mice treated with PBS as controls.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Is Transported to the Brain Through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Perivascular Space
Intense autofluorescence occurs in and around the hematoma after ICH. Our research team has developed a protocol to reduce autofluorescence effectively using SBB treatment [[23]]. In this experiment, we used SBB to eliminate autofluorescence before conducting fluorescence imaging. This process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We used fluorescence imaging to track rIL‐10‐CY5.5 dissemination from the nose to the brain. Two hours later, we detected high levels of fluorescence in the glomerular layer (GL) and mitral cell layer (MCL) of the olfactory bulb, as well as in the pyriform cortex (Figure). This anatom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ignal suggests that rIL‐10‐CY5.5 traveled from the olfactory bulb to the brain along the olfactory nerves. High fluorescence signals were also found in the granular cell layer (GCL) and cerebral cortex (Figure). To understand how rIL‐10‐CY5.5 was delivered and distributed within the GCL and cerebral cortex, we used confocal and 3D imaging with RECA‐1‐labeled blood vessels. These techniques revealed that rIL‐10‐CY5.5 fluorescence was localized within the perivascular space (PVS) (Figur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rIL‐10 primarily travels along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spreads along the perivascular space.
[FIGURE 3] Delivery route fo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CY5.5‐labeled recombinant interleukin‐10 (rIL‐10‐CY5.5). Mouse olfactory bulb sections were collected at 1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A) rIL‐10‐CY5.5 fluorescent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olfactory bulb's glomerular layer (GL) at 8.08 mm interaural and 4.28 mm bregma. (B) rIL‐10‐CY5.5 fluorescent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olfactory bulb's mitral cell layer (MCL) at 7.72 mm interaural and 3.93 mm bregma. (C)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in the olfactory bulb's granule cell layer (GCL) at 7.72 mm interaural and 3.93 mm bregma. (D) Confocal microscopy was used for immunofluorescence imaging on brain slices from the olfactory bulb granule cell layer at 2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rIL‐10‐CY5.5 (red), blood vessels (RECA‐1, green), nucleus (DAPI, blue). The images were captured in 3D. (E) Confocal microscopy was used for immunofluorescence imaging on cerebral cortex brain slices at 2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F) Distribution of fluorescence signal was observed in the piriform cortex of the mouse brain (Interaural 5.14 mm, Bregma 1.34 mm). The white arrows indicate representative fluorescence signals.
The Distribution of rIL‐10‐CY5.5 in Various Brain Regions
We examined how rIL‐10 spreads to different brain areas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by analyzing the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sagittal section of the brain (Figure). Additionally, we measured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at 1 h in the striatum, cerebral cortex, hippocampus, thalamus, brainstem, and cerebellum (Figure).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cerebral cortex and thalamus exhibited the highest fluorescence levels 1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In contrast, the hippocampus and cerebellum showed the lowest levels (Figure). Furthermore, after 12 h of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the striatum and cerebral cortex displayed the highest fluorescence levels, while the hippocampus and brainstem exhibited the lowest levels (Figur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hematoma did not influence the rIL‐10 distribution across various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the striatum, cerebral cortex, thalamus, hippocampus, brainstem, and cerebellum (Figure).
[FIGURE 4]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of CY5.5‐labeled recombinant interleukin‐10 (rIL‐10‐CY5.5)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of mice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sagittal section of the mouse brain, correspon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brain slices in B. (B)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of rIL‐10‐CY5.5 in sagittal brain sections at 1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C) Fluorescence distribution of rIL‐10‐CY5.5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at 1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D) Statistics of fluorescence intensity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of mice at 1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E) Statistics of fluorescence intensity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of mice at 12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CY5.5. n = 3 mice/group.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 Mitigates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fter ICH
Neur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s on Day 3 post‐ICH showed marked enhancements in neurological function, forelimb strength, and motor coordination (Figure). Histological analysis using Cresyl Violet/Luxol fast blue (CV/LFB) staining showed diminished lesion volume within the striatum following intranasal rIL‐10 administration on Day 3 post‐ICH (Figure). FJB staining indicated a notable reduction in the density of degenerated neurons in the perihematomal region following intranasal rIL‐10 administration (Figure). Perls' blue staining was employed to quantify iron deposition surrounding the hematoma, demonstrating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iron accumulation in the perihematomal region on Day 3 post‐ICH with intranasal rIL‐10 treatment (Figure). Moreover, assessment of microglia/macrophage activation within the perihematomal region reveal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density of activated microglia/macrophages following intranasal rIL‐10 administration (Figure). These encouraging results support the potential use of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therapy to treat ICH.
[FIGURE 5]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ecombinant interleukin‐10 (rIL‐10) improved neurologic func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A)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rIL‐10 after ICH improved neurologic function on Day 3.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included the sham group: N = 5, the ICH + PBS group, and the ICH + rIL‐10 group; n = 9. *p < 0.05, **p < 0.01, ***p < 0.001 versus corresponding sham group; # p < 0.05, ## p < 0.01 versus the ICH + PBS group. Neurologic deficit score, F Interaction = 0.3177, F Row Factor = 0.01054, F Column Factor = 85.7; Wire hanging test, F Interaction = 1.186, F Row Factor = 0.8134, F Column Factor = 14.63; Reverse grid test, F Interaction = 1.09, F Row Factor = 0.5148, F Column Factor = 60.54; Two‐way ANOVA followed by Sidak multiple comparison post hoc test was used for analysis. (B) The lesion volume was calculated by Cresyl Violet/Luxor fast blue (CV/LFB) staining on Day 3 post‐ICH. n = 5–6. ***p < 0.001 versus sham; # p < 0.05 versus ICH + PBS.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Tukey multiple comparison post hoc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C) Degenerating neurons were calculated by Fluoro‐Jade B (FJB) staining on Day 3 post‐ICH. n = 5–6. ***p < 0.001 versus sham; ## p < 0.01 versus ICH + PBS.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Tukey multiple comparison post hoc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D) Iron‐positive cells were calculated by Perls' staining on Day 3 post‐ICH. n = 5–6. ***p < 0.001 versus sham; ## p < 0.01 versus ICH + PBS.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Tukey multiple comparison post hoc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E) The number of activated microglia/macrophages was calculated by counting the active Iba‐1 positive cells on Day 3 post‐ICH. Each group includes a representative high‐magnification image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n = 5–6. ***p < 0.001 versus sham and ### p < 0.001 versus ICH + PBS. One‐way ANOVA followed by Tukey multiple comparison post hoc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uncover the rIL‐10 distribution in the brain when administered intranasally. We labeled rIL‐10 with a fluorescent marker, CY5.5, and intranasally delivered it. Twelve hours later, we found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rIL‐10 around the hematoma in the brain. Significant amounts of rIL‐10 were also present in the cerebral cortex, striatum, and thalamu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rIL‐10 primarily enters the brain through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then spreads through the brain along the spaces surrounding blood vessel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timing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cytokines within the brain. Our results establish a robust basis for prospectiv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f intranasal rIL‐10 therapy. It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its therapeutic efficacy, instilling hope for potential breakthroughs in brain and spinal cord‐targeted treatments.
A recent study has revealed that the intranasal delivery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molecule IL‐10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gnitive function in mice exhibiting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14]].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optimal timing for intranasal rIL‐10 administration and its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brain after delivery. We conjugated rIL‐10 with the CY5.5 fluorescent tag to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and employed advanced imaging techniques to monitor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within the murine brai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rIL‐10 remains detectable within the brain for 48 h before undergoing clearance, suggesting that the optimal therapeutic window for intranasal delivery falls within this time frame. Furthermore, imaging of brain sections demonstrated a peak concentration of rIL‐10 near the hematoma 12 h post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implying that a dosing interval of 12 h may yield optimal efficacy. 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intranasal rIL‐10 administration for enhancing cerebral protection.
Additionally, our imaging procedure did not encompas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due to potential interference from food and waste products. Notably, lung imaging revealed a notable presence of rIL‐10 4 h post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likely attributable to inhalation of the compound. Furthermore, intense endogenous fluoresc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liver of the control group, possibly stemming from red blood cells or their metabolic by‐products. Despite this, the liver was scrutinized further due to its pivotal role in drug metabolism.
Our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rIL‐10 reached the liver as the primary organ within 4 h, plausibly facilitated by the extensive capillary network in the nasal cavity. At 12 h post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rIL‐10 exhibited substantial accumulation in the liver, kidneys, and brain. By the 24 h mark, its distribution had extended to the brain and spinal cord, corroborating our observations from brain slice imaging.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is a noninvasive approach for delivering drugs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ircumventing the blood–brain barrier. This method facilitates the transportation of various biological agents, including peptides [[26]], cells [[27], [28]], oligonucleotides [[29]], and viral vectors [[30]] to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cent research on stroke patients indicated that 2 h after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the olfactory bulb show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the drug BA‐PEG‐PLGA RNPs [[31]].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the olfactory bulb may be a crucial entry point for drugs or compounds administered intranasally to access the brain. The olfactory and trigeminal nerves are the primary neural routes for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32]]. Among these, the olfactory neural pathway enables the transportation of drugs into neurons and their release in the olfactory bulb through the cytoplasmic and internalization pathways of olfactory sensory neurons [[6]]. Our identification of strong fluorescent signals in the olfactory nerve, in both the olfactory bulb and the piriform cortex, further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drug is transported along this neural pathway.
The PVS within the brain encompasses the arterioles, capillaries, and venules, creating conduits for the movement of substances [[33]]. Recent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VS can function as a pathway for drug distribution after intranasal delivery [[34]]. Our findings illustrate the substantial presence of fluorescent signals within the PVS of the olfactory bulb (granule cell layer) and cerebral cortex, indicating the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of drugs along the PVS in the brain. However,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is transported from nasal mucosa to the cerebral vasculature of the PVS remains a subject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primarily reaches the brain through the perivascular space, with an additional route involving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pathway. Thes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potential of the PVS as a promising route for drug delivery, inspiring us to explore this avenue further and potentially revolutionize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brain disorders.
Recent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substances such as insulin, IgG, and glucagon‐like peptide‐2 are present in the perineural spaces surrounding the trigeminal nerve. This finding suggests a potential role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in the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se substances following nasal application [[35], [36], [37]]. However, despite previous indications implicating the trigeminal nerve in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t may not be the primary conduit for translocating peptides and proteins from the nasal cavity to the brain [[38]].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in facilitating drug delivery to the brain remains the subject of ongoing investigation. Nevertheless, recent evidence suggests its potential involvement in mediating the transport of substances from the nasal cavity to the lower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the brainstem [[39]]. Our findings corroborate this notion, as we observed notable levels of intranasally administered rIL‐10 in the brainstem.
One hour following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elevated levels of exogenous rIL‐10 were observed in the cerebral cortex, hypothalamus, and striatum. Subsequently, at the 12‐h mark, heightened rIL‐10 levels were detected in the cerebellum and brainstem. These observations suggest a gradual dissemination of rIL‐10 from initial target areas to more distant brain regions over time. The initially elevated rIL‐10 levels in the cortex, striatum, and thalamus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drug's transportation along the olfactory nerves. Notably, the cerebral cortex consistently exhibited the highest rIL‐10 levels, aligning with our prior findings [[40]], indicating that the cerebral cortex may serve as one of the primary targets for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This modality holds promise for treating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cortex, such as Alzheimer's disease [[41]]. The prominent signal detected in the striatum supports the potential of exogenous rIL‐10 to enhance motor function after ICH [[18]]. High fluorescent signals in the thalamus als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rIL‐10 alleviates pain and other affective states [[42]].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exogenous rIL‐10 resulted in the appearance of fluorescent signals in the hippocampus at 1 and 12 h post administration, suggesting that this mode of rIL‐10 delivery may enhance memory function [[14], [40], [43]]. Moreover, the noteworthy rIL‐10 levels in the brainstem support the plausibility of a pathway connecting the nasal cavity to the trigeminal nerve fibers in the brain [[26]].
Furthermore, in our preliminary experiments, we discovered that brain hemorrhage results i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utofluorescence [[23]]. To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our experiment, we established a control group to eliminate any background noise caused by autofluorescence. We also employed a unique technique known as SBB to minimize undesired autofluorescence in our images, enhancing the precision of our results.
The potential of intranasal drug delivery as a pharmacological approach is gaining recogn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f various drugs has shown excellent efficacy in treating neurological disorders. For example, oxytocin (OT) [[42], [44], [45], [46], [47], [48], [49]], insulin [[44], [50], [51]], and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52]] have demonstrated positive results. However, some studies have not shown efficacy, indicating the pressing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53], [54], [55], [56], [57]].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rIL‐10 is delivered to the brain following intranasal administration. Our findings show that rIL‐10 primarily enters the brain through the olfactory nerve and then spreads along the spaces surrounding blood vessels. These results have translational implications, providing strong evidence for using intranasal rIL‐10 in preclinical settings and highlighting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treating different brain disorders.
Author Contributions
S.W., Junmin W., C.J., X.F., and Jian W. conceived the study. S.W., Junmin W., X.Z., S.X., Q.P., Y.L., R.D., B.J., S.W., S.Z., S.H., Y.L., N.X., N.L., M.W., Junyang W., and X.C. performed the experiments and wrote the manuscript. S.W. and Junmin W. analyzed and reviewed the data. B.J., S.W., and S.Z. contributed to generating and analyzing in vivo imaging data. C.J., X.F., Junmin W., and Jian W. reviewed, revised, and edited the manuscript.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Supporting information
Acknowledgements
Acknowledgments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371339 to Jian W.).